二、对话王琦：话说我们的身体问题（1）
1.你是什么体质？
田 原：当下中国人的体质有哪些问题？比如说肥胖，是一个问题吗？
王 琦：过度肥胖是一种病态。可是，为什么有的人肥胖，有的人就不肥胖呢？从体质学来讲，肥胖是一种体质状态。中医体质学就是从人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病理反应状态这四个方面来揭示个体差异，我把它称之为体质研究的“四要素”，它所反映的整体生命观是前所未有的。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已经把肥胖人分为三种人——“膏人”、“脂人”、和“肉人”。膏人，就是大腹便便，肚子特别大，垂下一大块肉；脂人就是油脂特别旺盛的那种人；肉人就是他的脂肉特别丰厚，但他也是胖，比如唐朝的安禄山，就是制造“安史之乱”的那个人，史书上说他“腹垂过膝”，就是肚子大得垂过膝盖了，也是有一些夸张吧。
田 原：这三种不同的肥胖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
王 琦：传统医学也好，现代医学也好，不仅对肥胖有分类，而且对不同人群都有过体质的区分。早在医学起源时期，应该说，就出现了对体质的认识。西方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最早提出了“体液说”，认为人体有4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相对当时的中国，《黄帝内经》里也有土行人、金行人、水行人、火行人、木行人，而且每种人都有各自的说法，土行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特征，他的骨骼是什么样的，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他的肤色是什么样的？也在把人分类。
田 原：那么为什么要做这种体质分型呢？
王 琦：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你跟我不同，我跟他不同，世上没有相同的事物，也没有相同的人，这个不相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体差异。因为你跟他不一样，所以你容易患的病就不一样，也因为你跟他不一样，所以治疗你的方法也不一样，或者说养生的方法也不一样，这是我们经常强调说的个性化诊疗方式。
田 原：这种个体差异，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王 琦：就说肥胖吧，也是因人而异的。一种是遗传，一种是后天所得，你营养过盛，运动太少了，自然就发胖，他呢，可能喝凉水都胖，而另外一个人总吃肥肉也不胖。那么这种肥胖体质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要找到这个根本原因，然后实施辨体论治。
田 原：什么叫辨体论治？我们只知道中医理论当中的辨证论治。
王 琦：不仅要辨证论治，还要有辨体论治。
田 原：这是中医体质学独有的诊疗方法吗？请您介绍一下这种方法是怎样得来的？
王 琦：这就要从体质理论的原理说起。我们知道，原理是揭示事物如何产生形成、或者为什么发生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普遍规律。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关于人体的“体质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传论”四个基本原理。
田 原：具体说来，比如体质过程论？
王 琦：具体地说，体质过程论，是讲人的体质是一种按时相展开的生命过程。比如人从儿童时期到青春期，再到更年期、老年期，表现为若干阶段的演变过程。而心身构成论呢，就是讲人的体质是特定的躯体素质和一定的心理素质的综合体，也就是形神统一，“形”与“神”、“躯体与心理”的关联性。环境制约论，是讲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对体质的影响有制约作用，就是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人、生态自然中的人。禀赋遗传论，是说一个人从爹妈那里与生俱来的因素，包括种族、家族、婚育等方面，也就是通常说的先天因素。
从这四个方面入手研究人的体质，具有普遍意义，从而推演出各种具体的命题、研究方向、定律，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
田 原：要是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这“四项基本原则”去关照自己的体质的话，好多基本的问题，恐怕自己就都清楚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中国人体质予以特殊关注的？
王 琦：因为它的普遍性。在多年的临床诊疗实践中，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往，包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研究病，反而不去研究人，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病为本，治“病”成了一个最终目的。但事实真相是：病是长在“人”的身体上，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得不同的病，那么就应该有其不同的治疗方法，而不能一概而论。
2.做人，先做身体的主人！
田 原：中医体质学，把人分为痰湿体质等九种体质，然后有针对性地研究它的发病及其治疗、养生。回到刚才的关于胖人的话题，他们属于什么体质？
王 琦：是明显的痰湿体质。我先简单描述一下痰湿体质人的特征。首先是肥胖，大腹便便，脸上有油脂，不爽，眼睑上方看上去有些浮肿，可能还有点谢顶，舌苔比较厚腻，常常感到胸闷，痰多。另外痰湿体质人容易出汗，这都是他的一些表征。
这种体质的人，容易得肥胖病、中风、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等一些疾病，现代医学把这些病称为“代谢综合征”，所以，就从代谢障碍和胰岛素抵抗方面去解释它的发病原因。
现在有个“共同土壤学说”，是说这几种病是从“共同土壤”里面生出来的。人们过去在治疗疾病时，往往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而没有注意到这些疾病的共同背景。研究体质是干什么的？就是研究某种体质的运行跟某些疾病的相关性。但首先要把体质分开来，是阳虚？是阴虚？是痰湿？这些体质容易得什么病？这就是我说的“体病相关论”。
田 原：这些区分，给临床疾病的诊疗上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但人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您通过什么标准确定体质类型？
王 琦：我们开发了体质问卷，问卷都是经过长期调研后推及全国的，起到了一个分类工具的作用。大家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我会给你发一份问卷，你填完卷子之后，自己对照分数就知道自身是什么体质了。
田 原：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因素形成的，就知道今后要预防哪方面的疾病，掌握如何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的标准了。
王 琦：对。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可行。而且是个“治未病”的好方法。
田 原：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学会科学地管理自己，而不是等有病以后，将自己的生命大权全盘交给医生。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作为啊！刚才您谈到“体病相关论”，就是说什么人容易得什么病？这是中医体质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吗？
王 琦：我对体质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论点：一个是“体质可分论”，先给它区分开来，就是刚才谈到的九种体质；第二个是“体病相关论”，研究什么样的体质，容易患什么疾病，比如说痰湿体质的人容易得哪些病；第三个是“体质可调论”，是说人的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体质的偏颇状态是可以通过调节来改变的。
田 原：体质可以调节吗？很多人认为体质形成后改变不了，体质可调论在用于治疗时有什么优势？
王 琦：当然，“体质可调论”也要看什么情况，比如一些遗传性疾病，要调整到非常好的程度就很难；而像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这些疾病进行体质调节，效果是相当好的。
比如有的小孩子反复感冒，临床上叫“复感儿”，他父母总是要给他治感冒，发烧了，就给挂吊水，其实不用去治感冒啊，直接调整体质就可以啦。
“复感儿”就是免疫力低下，你先把这个体质虚弱的问题解决了，他就不感冒了。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老是不停地治病，等于被疾病牵着走，这完全是被动的；我们研究体质，就是要把被动的疾病治疗，变成主动的体质调节。
田 原：有很多人认为他的糖尿病，他的中风，或是高血压，都是遗传因素带来的，是不可逆转的。
王 琦：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不是人人都得糖尿病的，体质有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两方面，后天因素包括饮食习惯、生活规律、心理障碍等等，这些你自己是可以调整的，要知道，后天因素占70%，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所以说，有些病是基因问题，是先天问题，你比如说，痛风是痛风体质，糖尿病是糖尿病体质，也是后天引发出来的问题，中医是有办法帮助你的，我们可以指导你平衡，为什么非要病了，才想起来处理呢？
我一直在对患者强调：中医体质学是一套理论体系与具体方法，你要用心慢慢体会，接受改变与治疗。
田 原：您说的这些，听起来像给人建立了一个健康档案，知道自己是某种体质，能了解和把握身体未来的健康走向。而治疗思想呢，治“人的病”和治“病的人”，在治疗观上还真的是不一样，这是一个引导和开创医学思想变革的大问题。
王 琦：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有过敏病，到医院你一说过敏了，大夫就给你开化验单，查过敏源。看过化验单子就说了，你属于鱼过敏、虾过敏、鸡毛过敏、粉尘过敏、螨虫过敏……什么都过敏,你去打针，或者吃敏迪、扑尔敏吧，而你问他我为什么过敏？以前为什么不过敏？现在为什么过敏了？医生常常说你是过敏源造成的，没有什么办法解决。那么在我的眼里，你就是过敏体质。那我把你的过敏体质调整了，让你的体质平衡到不过敏的状态，否则的话，因为你永远杜绝不了周围花粉之类的所谓过敏源，你防了这个，那个又来了，你防得过来吗？所以就永远为它苦恼。
田 原：谈到这个话题，我们似乎都要重新思考生命整体活动的本质了。由此可见，“体质可分论”、“体病相关论”、“体质可调论”，不仅具有临床价值，而且意义深远。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东西方学者，都把您的中医体质研究成果，提到了对人类医学贡献这样的高度。也正是通过您创立的这个学科，给西方学者带来了有关生命科学的更深邃、更广义的追问。
王 琦：应该说，自古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于如何探索生命的现象和本质都非常重视。而中医体质学，是从整体上把握生命现象，采用了复杂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发现了不同体质类型并表达各自反应特征的规律，进而探索其与生命健康、疾病的关系，形成了因人制宜的个体化诊疗和养生保健理论，由此，为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方法和体系。
田 原：现在东西方又都开始重视体质研究了。给人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到一块去了。不是你走到我这儿，也不是我走到你那儿，而是我向你学一点，你和我学一点，最后又想到一起去了。
王 琦：中医体质学里面，它有西方式的分析，也有东方式的综合。从西方文化的认识来说，中医体质学的九种体质类型划分标准就是分析的。
根据中医体质学对体质的九种类型划分，你一看就一目了然。你看《红楼梦》，就会想林黛玉是什么样的，睹物伤情啊，落花流泪什么的，你就会看出她是什么体质。
比如说，那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活动，就应该把小说里面人物的体质算作一条标准，这样选出来的演员，会给人一种符合人物气质的感觉。林黛玉就是病恹恹的，整天唉声叹气的——气郁质嘛。
再比如说你怕冷吗？你怕热吗？你说话的声音洪亮吗？你做事着急吗？你容易发脾气吗？这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一些现象，谁都不太注意并引起深思，但有了这个划分标准，它就给你明确出来了。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漫不经心的问题，其实都是你体质的一种类别反映。
3.人的病和病的人
田 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医体质学的研究？当初怎么想到要创立这门学科？
王 琦：从1975年到现在，有30多年了。起因是为做研究生毕业论文，那还是在全国中医研究班的时候。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写一个我今后要研究的东西，将来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我认为我要研究体质。
那会儿，记得北京的周边正在闹地震，大家都出去躲了，我跟一个浙江同学盛增秀，我们两个就留在大楼里，为了写“略论中医体质学”这篇文章。
写完之后，就寄到了中医的杂志社，想发表嘛，杂志社的人觉得，中医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没听说过有什么体质学说，没这一说！就决定把稿子退了。没想到社里有一位老先生，那天他上班的时候，看那些退稿记录，他说：这个王琦的稿子怎么退了？为什么要退呢？拿来给我看看。我这篇稿子又被追回来了。
看过后老先生说，这是中医里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我们不发表它还发表什么？
田 原：就这样，关于中医体质学的第一篇论文问世了。
王 琦：从1976年开始，我特别热衷于这个研究，我认为这是中医里一个最亮的智慧，而且是没人做的事业。后来我们就开始写书。就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开始写书，书是小薄本，但是影响特别大，因为它是一个起源的东西，成为后来中医体质学说一个奠基的东西。
田 原：那样的一个历史机缘，您从此与中医体质学较上劲儿了。
王 琦：就是一发不可收了。后来带学生，方向就是两个，首先是体质，然后是男科，轮换着带到现在，从来没中断过。开始时什么都没有，什么科研基金啊，招标啊，都是80年代才有的，等到带研究生的时候，手里有了国家课题，国家给一些钱，因为没有钱做不了这些研究。于是开始设计流行病调查表，进行流行病调查，搞各种生化指标，生什么病跟什么体形有关系，能够做动物实验，在临床上做干预病人试验，进行大量的文献调查，然后进行梳理。就这样铺开来，做起来了。
田 原：有媒体称——中医体质学架构出了东方生命科学体系，顺应了整个医学发展的总趋势，而且对未来医学发展走向有引领作用。那么，怎么理解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呢？
王 琦：过去呢，在医生眼里，人体被分解的很细，这是人类医学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当你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个细胞的时候，整体性就出问题了。在一个科学家眼里，人具有其生物本能，不仅有神经啊，血管啊，细胞啊，还有他对自然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心理态度、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东西都被忽略了以后，确实剩下的就是细胞了，哪里有病灶就用药物去对抗哪里。
为什么现在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疾病有54000多种，今天出现了这个病，明天又出现了那个病，根本防不胜防啊！
田 原：对啊，现在我们是被动的，而疾病却是主动的，我们永远在疾病后面追。就像灭火的消防队，只能是哪里发生了火灾就去扑救哪里，而不能很好地预防和控制。
王 琦：这个比喻很恰当。我们总是研究病，无穷无尽地研究病，愈研究病愈多，病愈多愈要研究，陷入了一个很无奈的循环。
实践证明，以研究“疾病”为主的医学模式是被动的，面临着诸多困惑。所以我提出的是不仅要研究“人的病”，更要研究“病的人”。
事实情况是，我们面对很多疾病还是没有好办法解决的。比如说，身心疾病，就是身体和心理的多因素疾病，你没有办法用抗生素、用激素来对抗的。一些过敏性疾病，是害怕过敏源的，谁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把这些个过敏源全部清除掉？我们没有办法清除掉，那这个过敏体质的患者岂不是太痛苦了？什么也不能吃不说，恐怕什么也不能碰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单纯的研究病，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就会永远的困惑下去。因为离开人的整体性，也就离开了他的科学性、人文性、社会性；换句话说，就是人的主体性缺失了。
田 原：我一直这样理解古人讲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四时的更替、昼夜交替节律的关系，人的生理状态、生命状态是与之息息相通的。
王 琦：很对的。《内经》讲“因时之序”或者“人与天地相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中医学所包含的整体观与自然观，以此全面地看待人体与疾病的关系的问题。
人的体质是随环境变化的，你要研究他的社会属性、人文属性和自然属性。也就是说，你要研究人，就必须是在生态条件下，看他是怎么生存、怎么发展的，这样，人的整体状态就出来了。也惟有这样，你才能发现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体质——不同地域的人种，不同地域人的饮食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是怎样对这些人产生影响，对他体质发生的影响，才能把握住人的整体性，把我们的视角从研究疾病转移到研究人，去抓住“病”和“人”的关系。
你会从这些领域里得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发现。
田 原：就是说一个人的体质变化，与他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王 琦：对呀，如果这些方面我们都注意到了，就会把影响体质的种种因素抓住了，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及其警示，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避免很多的疾病。
4.学会读懂你的身体
田 原：中医体质学在国外目前处于什么位置？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 琦：应该说，中医体质学在国际学术界愈来愈受重视，日本多次翻译出版我的中医体质学著作，并请我去讲学。英国、韩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也请我讲学治病，我去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报告厅做了演讲，欧洲中医专家联合会也请我到巴黎做过有关方面的学术报告。
田 原：在那次国际医学研讨会上，您的报告反响很大。我们想知道您提出了什么观点？
王 琦：我做了关于体质和过敏方面的报告，会后很多学者发表了赞同的观点，把它提到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的高度上了，认为这是从群体医学向个体医学转变的重要理论支撑。
田 原：怎样理解群体医学？
王 琦：什么叫群体医学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得了什么病，都用一样的治疗方法，缺乏个体的针对性。比如只要是得了前列腺炎，就给你用上抗生素，都要这样做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治疗方法，而单为一个人制定的治疗方式是很少的。
田 原：也就是缺少个性化的诊疗方式。
王 琦：对，所以关于个性化诊疗的问题，很多医生也认识到了。比如说，你这个人吃了5毫克磺胺药没有起作用，他同样吃了5毫克，却吃出了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每个人的应对和反应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治疗效果也不一样。每个人对疼痛的耐受性也是不一样的，这都是个体差异。这个问题，尽管目前国内很多医生也注意到了，但是没有办法操作，怎么来操作啊？怎么叫个性化啊？1000个病人来了，把每个人都弄成个性模式再进行治疗？这不现实吧。
田 原：中医体质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王 琦：可以这样说。中医体质学是有理论渊源的。两千多年前，医学起源的时候，也就是说，医学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人的体质要分类。因为人类有不同类型的体质现象，所以我们研究这些现象的反应、规律、特点，找到它们之间不同的规律进行分类，模型就出来了，我把它分为9种。
田 原：几千年以来，尽管有认识，东西方医学却没有把人体的体质分类做到一个比较科学可行的程度。是中医体质学完成了这个超越。
王 琦：在对人进行分类方面，西方医学也有很多学术流派——冷血质、热血质学说，还有按A型、B型、O型，人的血型不同，因此每个人的性格也不相同。前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提出的兴奋型、抑制型、中间型等等，全世界的医学家都是以神经类型来区分，从体液学来区分，从血型来区分。但是，谁拿这个区分去看病？拿这些区分去开方？你说我是兴奋型的，医生的处方怎么开？你说我是抑制型的，我这个处方又怎么开？没有办法的。
田 原：那是单一的、心理的、属于气质方面的东西，和临床还有距离。而中医体质学的9种分类，则能细化地表现出人体的差异性？
王 琦：对，给临床提供很好的基础材料和辨病依据。
你刚才谈到气质，从东方医学来说，《黄帝内经》一开始也是注重这个气质方面问题，比如说，你是金型人，他是火型人，你是勇敢的人，你是怯懦的人……
“形苦志乐，行乐志苦”，写得很清楚，分了很多，大都说明一个问题：心理的、感知的、情感的，都是从气质上表达的，很难说和什么病有关。到张仲景的时候，他提出了强人、弱人的一些概念；明朝、清朝开始讲到了阳虚、阴虚体质，但都表述得比较简单，如“面白阳虚之人，面苍形瘦之人”等。从古代，我们只能看出一个体质思想的基础。
田 原：到了您这里，这些散见的体质观点才得以被系统化与科学化的分型。
王 琦：到1977年，我将体质分成气虚、阳虚、阴虚、痰湿等7种分型。比如说你是气虚型，表现出来就是说话声音很低落，你就容易出汗，容易感冒，爬3层楼就气喘吁吁的，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就可以给你调养体质，用什么药，用什么方，这样就会很准确。
田 原：根据体质分型进行诊治时，在临床用药上有什么规律或者原则吗?
王 琦：有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辨体论治。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体质为背景研究用药，改变体质偏颇；也就是用药物之偏性，调整体质之偏颇。比如阳虚体质的人，以怕寒冷为主，就需要用温性一类的药物；阴虚体质的人怕热，容易上火，就要用滋阴降火一类的药物等等。
5.抑郁与体质有关
田 原：我们谈一个社会现象，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词——郁闷。童叟无分，几乎人人都郁闷。中医体质学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 琦：对，是郁闷，很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心情苦闷的状态。其实，在2002年9月，中医体质学9种体质分类完成之前，我在临床上就观察到了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患者表述说他心情压抑，有心理障碍，感觉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忧患，生活的很抑郁，精神焦虑，心理负荷过重。
同时，我也从媒体等各个方面了解到，抑郁自杀的人、跳楼的人多了起来，特别是大专院校里面更多。要知道，这样长期“郁闷”下去，这个人即使没有跳楼，肯定也会得病的。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说###身疾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田 原：心身医学是近年提出的，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人的现代病？
王 琦：对啊，这种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来看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抑郁症已成为导致人类负担最大的第二号疾病。到2003年，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超过2600万人，预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障碍患者与自杀，将会占疾病总负担第一位。
田 原：我看过一些资料，说大约50%的女性，在一生中都经历过抑郁症；而在男性中，15%的抑郁症患者死于自杀。
王 琦：他的抑郁和他的特定体质有关。抑郁症病人的病前性格类型，有他的素质基础，可以称之为抑郁素质。
田 原：这是个特殊群体，中医怎么看他们？在您的9种体质中是属于哪一种？
王 琦：属于气郁质，这类人性格内向，多愁善感，受到挫折易于消极悲观，中医认为是情志不舒，肝气郁结。
田 原：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肝郁气滞？也就是精神、心理出了问题？
王 琦：可以这样理解，从此还可以进一步理解到“形神相关论”。
田 原：通过体质分类，可以先入为主，实施预防与治疗了。
王 琦：当然，这就具体说到临床了，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谈。现在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另外一种体质，特秉质，就是特殊禀赋的体质——容易得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是一个种群的疾病，就是上代的病遗传给下代的一种病，临床上遗传性疾病很多，有1700多种，比如血友病、舞蹈病、白化病啊。
田 原：白化病是什么样的疾病？
王 琦：就是头发眉毛都是白色的，老百姓叫阴天乐的那种。这种病就是遗传下来的。
面对这一类的疾病，你不能简单说他是阴虚或者阳虚吧？也不是气郁能给他解释得了的，只能从“人本”的角度看。中医过去研究的特禀质，谈到禀赋的问题，总会把它当证候来说的，没有从“人本”的角度看问题，如果把这一块丢掉了，就丢掉了很大的一块医学领域。
田 原：如此说来，特秉质的病人，也就找到了实际出路。
王 琦：对，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此。比如过敏体质，父亲是过敏体质，就是单亲遗传，如果母亲也是过敏体质，就是双亲遗传，单亲对小孩的遗传率是30%，双亲都是过敏体质，那就是50%以上的遗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老让人家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也有爸爸、妈妈不过敏，小孩却过敏，为什么呢？喂养的问题啊，工业污染的问题啊，化学元素过多的问题啊。中医体质学就从改变体质的角度去探个究竟，而不是发明一种药。
田 原：确实，中医体质学理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为它对人类的生命给予了更深入的关注。
王 琦：就在于我们提倡研究病的人，或者说，我们在研究人的病的同时也在研究病的人。如果你单纯研究“病”，就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回到怎样对待“郁闷”的问题上，仅仅从生理或心理上找原因是不够的，必须要注意到他的社会生存环境，来予以整体看待，综合调治。
6.生命体征的内在秘密
田 原：中医体质学如何能尽快的造福于病人，作用于大众？
王 琦：这就涉及到个体诊疗的问题，怎么样把他个体化？世界上也许有一万个病种，却没有一万个相同的人；也不可能一万个病的人，就要有一万个个体诊疗的方法。就好比你跟我，我们两个人就一定有着个体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是有规律的——当这个差异性和那个差异性分离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具有了这个差异性，那个人具有了那个差异性，如此进行归类，这叫趋同性。
田 原：就是把体质相近的人归类在一起。
王 琦：是的，在研究方法上叫“聚类”，比如把爱笑的人放在一起，把爱哭的人放在一起，他们的共性就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
田 原：那么，确定这种趋同性和个体差异性，具体落实的时候要找很多人去做吗？
王 琦：当然啊。我给你一份报告看，我们已经在全国做了两万多人的调查了，是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是比较大的样本数。
开展体质的一系列的研究，首先要应用方法学，不仅用传统的方法学，还要用现代的方法学，不仅要研究他的形体，还要研究他的心理，疾病的相关性等等，用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统计学的方法等等，是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这还是没有人这么综合起来做过的事情。
田 原：要总结出一种体质的特征，感觉还是很难的？
王 琦：一种体质的表现，要通过一千多种文献整理，通过不断的梳理特征，然后把这些共性的特征拿出来，才能最后形成一个东西。就拿痰湿体质的特征来说，一共梳理出168项，然后把这168项放到一个人群里去，通过问卷再调查，结果是，有87项是共同的，但是，这87项还是很多呀，一个人体质的确立，如果这样麻烦的话，也是不理想的。那么，只能再把这87项放到另一个人群里去，再放到人群里，再放到人群里……最后剩下9项，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田 原：九种体质，每一种都是这样梳理出来的？这么大的工作量，这么多年一直做下来，最后形成了您的《中医9种体质类型判定标准》？
王 琦：是的，是逐渐细化下来的。是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实践—理论，就是这样互动做下来的，《中医9种体质类型判定标准》已被认定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成为对中医体质类型进行评价的标准化工具，在国内外得到推广应用。
田 原：这个分类标准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体质特点，也可直接用于健康评估，是吗？
王 琦：当然。这个方法已被应用到社区人群和医院。不久前我应邀为部级干部做中医养生讲座，主要讲体质养生，约有180多位领导同志听讲，反映非常好，讲“中医体质养生”，在一般生化物理体检中没有的内容，因此很受欢迎。
这个理论对亚健康、对疑难病症有很大的帮助，亚健康也是群体性的，比方说有个病人疲乏无力、情绪不安、睡不好觉等等，不知道是什么病，就给他划到亚健康的范围里了。
田 原：我理解亚健康，就是指暂时没有对号入座的病名，要等到病已经形成了再确诊，也从中看到了西医学的遗憾。
王 琦：当下，在疾病和健康之间，存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人，苦恼、郁闷、不爽、不舒服，可是，在疾病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有的人只是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在一段时间内经常爱感冒，而且是反复感冒，其实，这就是身体要出毛病的信号，就是亚健康状态了。
再说糖尿病，等到哪一天，你餐后血糖达到指标了，就确诊了，可你在糖尿病临界之间，却没有人注意到你啊，你的生命体征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无法给你确诊啊——这也是亚健康的范围。
而用中医体质学来确定的话，就可以运用“体病相关”的理论，如痰湿体质的人易患糖尿病，可以及时进行干预。不同健康人群都可以通过体质分类进行调治。比如当你的体质出现偏颇状态时，就容易心烦、怕热、出汗、上火、牙龈出血、大便干燥，实际上就是一种疾病将要出现的征候，换句话说，疾病的征象已经有了，有时是“石润知雨”，甚至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类的生命体征会告诉我们很多信息，这个生命体征信息是保护身体的，是生命现象在身体上的一些微小的变化，这种表达的异常现象，确实给你提供很多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以往没有人去理会它。
田 原：您说的生命体征还包括呼吸、脉搏、血压、体温吗？
王 琦：也包括这些，但主要是指生理上、心理上、外界适应能力上的一种反应状态。
田 原：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管它，或许是因为没有人读得懂？
王 琦：这些生命体征，一般人是不注意的。
他不舒服，但仪器检查指标没有异常，被认为没有病，医生也不管这摊子事。当下这种人不知道有多少啊？
田 原：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有透支生命的感觉，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但又不知道自己病在哪儿。似乎每个人都有病，但又谁都不知道自己病在哪儿。
我认为这是快餐式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疾病，短、平、快，甚至急功近利。再加上众多保健品广告都在大做承诺，似乎健康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到来。
王 琦：大家都在追求健康快车，要知道，健康没有快车。因为健康到不健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不健康到健康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怎么能快得起来？吃保健品？维生素是个好东西，可问题是你缺不缺啊？你缺了，补上，它是个好东西，你本来不缺这东西你还补？补钙啊，补锌啊，补肾啊，广告里说好的不得了，关键是，你需要，才是好东西，你不需要，就是附加的累赘。我们讲平衡，有需才有求，没需是不用求的。
田 原：亚健康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群体，致使人们乱买一些药、买一些补品吃，这样引发潜在的一些疾病的同时，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中医体质学就是教给大众读懂你身体所传递的信息，能够解读身体的密码。
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医体质学的普适价值。否则越走越背谬，势必付出更多不必要的代价和损失。
王 琦：国家现在也认识到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对于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将是一笔很大的投入。为了避免国家和民众的损失，我们还得改变观点，更新观念。
现代人把医学看成是治病医学，是疾病医学，那么医学的目的和功能到底是什么？是促进人类的健康，是健康医学，而我们现在投建了这么多医院，培养了那么多的医生，也解决了很多疾病，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把疾病防止在未发生之前！做不到古人说的“上工治未病”。
现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提出将疾病防治重心前移，这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思想，但是怎么治未病？假如出现疑难病了，我们怎么预防？疾病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打疫苗预防，这叫治未病；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些疑难病的疫苗，怎么治未病？
中医体质学能告诉每一个人的是，作为个体的你，容易得什么病。比如前面我们说了，痰湿体质就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中风等。好，你知道了自己是这种体质，就先用药物改善你的痰湿体质，先阻断那些病发展的来路。现在一些医院成立了中医治未病中心，主要用我的体质辨识方法进行健康体检，以及高危人群的筛选。所以说，中医体质学说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推广应用，这也是我们辛苦后面的极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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