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命意识是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其中包括生存意识、安全意识和死亡意识等。建安时代被誉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饱含着浓重的生命意识。曹植作为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诗歌是其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也有对个体生命的嗟叹、对国计民生的焦灼，更有对生与死的体验与思考。本文欲从曹植的诗歌入手，去探寻其蕴藏的生命意识。
引 言
建安时代，标志着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 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始。这个时代是“人的自觉”的时期，文人个体生命意识高涨，诗人辈出，云蒸霞蔚，“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而魏晋南北朝文学又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在无尽的战乱与改朝换代中挣扎。面对战乱频繁、荣辱剧变的社会现实，在纷繁涌动的生命意识思潮中，魏晋的士人面临生命价值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临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生命本身的短暂的矛盾，体味着生命的极度卑微与极度尊贵。他们或感叹人生无常、生命易逝，或渴求建功立业，并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思考。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人，但他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其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也正是这悲剧人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使他比一般文人对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和体验，从而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钟嵘在《诗品》中称赞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并推他为“建安之杰”。丁晏评价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上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也。”笔者认为，曹植诗歌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诗歌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济世心态与建功立业的生存意识
建安时期是一个崇尚功业的时代。汉末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受到猛烈冲击，似乎给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提供了角逐天下的机会，而各种政治集团军事力量之间的兴衰变化使这种角逐成为可能。当时社会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也使有识之士“为天下除暴乱”成为历史和社会的需要。于是，建安诗人发出的多是踌躇满志的慷慨之音。对于“生乎乱，长乎军”，深受其父影响的曹植来说更加如此。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充分阐发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和抱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可见曹植的理想并非是写诗作文、著书立说，而是要做安邦定国、救民于水火的大事，通过建立显赫的功业来实现人生的不朽。曹植这种志向和追求可以说是其一生深厚的情结。
在曹植的不少诗歌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当属《白马篇》，诗中塑造了一个白马英雄形象。诗歌突出地描写了白马少年的飒爽英姿和高超的武艺，笔墨之间沸腾着一股激越高亢的情绪。这位白马少年不仅有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崇高思想品德，而且武艺超群，身手敏捷：“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为了国家他驰骋沙场，英勇杀敌：“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诗人通过激情的笔调描写白马少年的英雄行为和爱国精神，表达了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憧憬之情。
曹植在政治上曾有过美好的前景。他的渊博学识和聪慧机敏曾深得曹操的赏识，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的人，以至于“几为太子者数矣”。由于曹操生前曾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危害到了曹丕的地位，在曹操死后，曹丕对曹植倍加疑忌压制，屡迁封地，严加防范。曹丕死后，其子曹睿即位，仍然疑忌压制曹植。这期间，曹植曾多次上疏，希望能被召见起用，但终究是枉然。“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希冀试用，终不能得”。
由于长期受到曹丕、曹睿的猜忌和迫害，曹植的政治才能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以曹植不少诗歌抒写了自己理想抱负无从实现的苦闷之情。在《美女篇》中诗人写道：“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色艺超群的佳人被世俗所轻薄，美女良媒不遇、佳婿难求、盛年未嫁的悲惨遭遇，如同诗人政治上被弃置的不幸。美女岁月难驻，青春易逝，才艺也将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湮没，正象征着诗人身抱奇才而无从见用抑郁终老的悲痛。《美女篇》形式上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却与《陌上桑》大相径庭。对此，刘履评论道：“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另外，曹植的《杂诗》之四写道：“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时人并不欣赏美丽的容颜，佳人还能为谁开口歌唱，为谁展示美貌呢？在这里，曹植把屈原《九歌》中“美人迟暮”的哀怨和汉乐府民歌的风格相结合，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年华空老的苦闷。类似的感慨在《弃妇诗》、《七哀诗》、《种葛篇》、《言志》等篇中都有抒发。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诗人内心仍充满建功立业的渴望，《杂诗》之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作者直接陈说自己不愿东归封国，愿为伐吴效力，怎奈“方舟”也无，报国无门，抒发了诗人不甘闲居，愿以身许国的壮志，充满了慷慨愤激的情调。
生命困顿的悲愤之情及忧生意识
魏晋时期，由于战争和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普遍感到生命的无常与易逝，并由此产生焦虑和忧生之情。曹植由于亲身经历了手足相残和亲朋无辜受害的惨痛遭遇，在这方面的感受尤为深刻。因此他在诗歌中也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忧生之情。
由于曹植早年就胸怀大志，风流俊赏，深得曹操宠爱，所以常被其兄曹丕所猜忌。如果说，曹植是在“美遨游”中度过他青年时光的话，那么，曹操去世后，曹植的后半生则是在“忧生”中艰难捱过的。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成为曹植人生的转折，曹植的厄运从此开始，随着曹丕不断地打击迫害以及生活的艰辛困顿，他才真正体验到死亡的临近，忧生之嗟大大加深。首先是他的亲密朋友杨修、丁仪兄弟相继成为曹操、曹丕的刀下之鬼，顾影自怜之余，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心灵。接踵而至的是监国谒者灌均弹奏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致使曹植差点被处以极刑，幸亏其母卞太后出面干预，才以贬爵改封了事。这次严酷的打击，曹植彻底看清了问题的严重性，内心因此而“忧惶恐怖”。
黄初年间，曹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他写了很多悲叹自己凄楚人生的诗歌。如在《吁嗟篇》中，诗人以飞蓬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诗中饱含了诗人在困难深渊中的辛酸和痛楚。在《七步诗》中，用豆萁来比喻其兄曹丕对自己的迫害，兄弟间的骨肉相残。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为《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在这年的五月，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与曹植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后，曾支持拥立曹植为太子的任城王曹彰却不明不白地暴死了，只剩下曹植和曹彪一同回封地。而在途中，他们又被监国使者限制，不许同往。面对着骨肉相残、生离死别，曹植愤恨之极，在悲痛之下写了这首五言杰作。曹植将沉着复杂的感情合盘托出，痛快淋漓，力透纸背，诗中表现了骨肉生死离别的悲痛和对曹丕迫害亲人的抗议，又转而联系自己的生死，顿生忧危之感。表面旷达的语言里，包含着多少勉力和抑制的人生悲伤。刘克庄曰：“子建此诗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②。
诗序中的“大别在数日”，诗中的“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等语句沉痛之极。想起任城王暴死，悲伤不已；而回顾自身，也是朝不保夕。从悼念死者到自伤存者，由感伤到悲惧，进而感到人生无常。“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在这里，悲凉的秋风、寒蝉的鸣叫、萧条的原野、西下的夕阳等一系列秋天日暮的自然意象与诗人“相思无终极”的悲凉情感自然地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归鸟、孤兽的视觉意象，将诗人处于政治迫害下孤立无援的困窘处境做了形象的描述，从中流露出深深的忧生之情。
在险恶的环境里曹植被人不断诬告，动辄得咎、即使“揵门退扫，形影相守”，也避免不了众人“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为此他惶恐不安,仿佛落入一个四面布满杀机的陷阱，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袭击。
为了消灾免祸曹植不得不改变以往任性放达不拘小节的生活作风，以小心谨慎临深履薄的态度来处世为人。他时时提醒自己避免嫌疑，少惹麻烦，在《君子行》中写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他把言论视为是非的根源，言既出口，难以收回，很容易给别人留下口实，因此他在《矫志》中告诫自己最好是缄默不言。“口为禁闼，舌为发机。门机之闿，楛矢不追。”如此胆战心惊的生活，如此强制约束自己，无疑是人生之一大悲哀，而这一切乃是诗人深重的忧生意识使然。由此我们看到曹植始终背负着忧生惧死的沉重负荷，在艰难的人生之路上踯躅踟蹰。
忧世不治、忧民多艰的忧患意识
古人云：“君子有终身之忧” 、 “生于忧患” ,可见作为传统的社会心理的忧患意识紧紧伴随着古代士人的一生。忧患意识绝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焦虑，它是一种超越常人之忧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倡导士人“达则兼善天下”，以“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文化精神深深积淀于士人的意识之中，赋与他们对社会和人生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他们为实现拯世济物的人生理想积极进取。当时世艰难，命途多舛，壮志未酬，他们更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为动力，进行顽强的人生拼搏和抗争，他们生命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中得以升华。
建安时代的社会和百姓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使一代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数百万洛阳百姓“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对于这场浩劫及其后果，建安文人以敏锐的眼光和饱含忧患的情怀，醮满千百万百姓的血泪，形象地、鲜明地加以展现：“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其一》） 这一幕幕人间惨剧，目不忍睹，令诗人心灵深处承受着极度的痛楚和难言的忧伤。惨烈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冲破个人的羁绊，投身于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中，并且自觉地承担起结束分裂、统一中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忧国忧民是建安文人忧患意识的精髓，是他们不断进取、执着追求的原动力。
作为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毫不例外，曹植在动乱的时代潮流中，承受着沉重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以忧虑时势建立功业之举激励人生，积极投身革新社会、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中原的理想行动中。在《鰕鳝篇》中曹植写道：“鰕鳝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诗人以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以志向远大的鸿鹄自喻，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以天下为已任，时时不忘“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要自觉担当起辅佐朝廷安定四方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曹植极其蔑视那些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营营苟苟、“势利唯是谋”的庸俗小人，视他们为浅水里的虾鳝，蓬篙间的燕雀。象古代许多先贤一样，曹植的忧患远远超越了世俗，自然也不会被世俗所理解，有时不免感到自己的孤独“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忧世不治、忧民多艰是建安文人忧患意识的思想根基。曹植在战乱中目睹百姓的生离死别，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的同时，内在的生命意识开始走向觉醒；另外，东汉末年，经学束缚的解除，道家思想的再度勃兴，促使了建安文人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此外，引起曹植价值观改变的还有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党锢之祸，党争的恐怖，以及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和选才标准的改变，迫使他意识到个体血肉之躯的独立性和目的性。即在战乱中保全自我，在把握和享受人生中实现理想。但他体验到的却是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所带来的身心痛苦，感受到的是社会对个人的异化与共性对个性的桎梏。因此，他的诗歌中寄予了对离乱状况下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极大的同情。《泰山梁甫行》中边海之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的悲惨生活，《门有万里客行》中少年游子“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的飘泊经历都激起他的悲悯之心。曹植尽管蚕居藩国， “抱利器而无所施”①，但他对国事时时关切，国家政治的兴衰无不牵动着他的心弦。面对国都残破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曹植在《送应氏》中发出“垣墙告顿僻，荆棘上参天。不见旧普老，但睹新少年。……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居，气结不能言。”的忧思嗟叹。《送应氏》是曹植送别其友人应玚所作。诗人开篇直接抒写了汉末战乱所造成的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景象，并以“念我平生居，气结不能言”作结，表达了诗人对于这场战乱的认识和态度，诗歌将离别的悲伤与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结合起来，反映了诗人处乱世而思太平的忧国忧民情怀。孟子曾说：“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如果用孟子这种“孤臣孽子”的忧患来对照曹植的忧国之思，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了。
功业未成身将死的悲剧意识与死亡意识
汉末剧烈的社会动荡和长期的军阀混战，对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视野产生了巨大冲击，激发了关于整个社会的悲剧意识。儒学所提倡的“仁学”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否定，儒学信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危机，人们对最基本的生存和人生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生命的危机意识突破儒学的教条而凸现出来，具备了较强的社会性，最终凝结为浓烈的死亡意识，表现在文学中就是从对生命短促的慨叹出发，把因死亡而生的焦虑升华为对生命的积极张扬。
建安文人对功业的体会有典型的悲剧意义。明知人生有限，偏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明知身后万事皆空，却顽强利用奋斗进取填补这虚幻。诗人们一方面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另一方面却又因人生的短暂而痛苦无奈。这些在曹植《薤露行》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无论是早期深受曹操宠爱、踌躇满志的时候，还是后期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时候，建功立业始终都是曹植人生的第一追求。因此他在诗中写下了“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同时，他对自己的才华也是极度自信的，“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这直接是他心声的写照。而这样的愿望和心声却又被置于“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的大背景之下，进而引出了诗人“人生居一世，忽若风与尘”的感叹。天地寿命的无穷无尽，只不过是阴与阳在不断互相转换而已，而人的生命则是有限而短暂的，就像天地间的一粒尘埃，狂风吹过，在瞬间消失无踪。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烈士暮年，虽壮心不已，却终不免成为灰土。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念及此，不得不感慨而悲者矣。
曹植除了创作抒发政治抱负的诗作外，还创作了许多“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诗歌，以公宴诗为代表。这些诗表面看似描写山水美景、游宴之乐、声色之欢，而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在潜在的死亡意识笼罩下，难以实现人生价值从而证明个体存在的悲哀。正如曹植在《箜篌引》中，先用气势充沛的铺陈描绘了宴游之美好，而后在结尾处倏忽一转，道：“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极乐之时，诗人麻醉的神经却突然清醒，他开始思索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命题。“知命复何忧”看似是诗人旷达之语，言己知命无忧，从而消解了心中的沉郁与悲凉，其实，“知命复何忧”在这里，也不过是诗人无可奈何的自慰而已。而这无可奈何的自慰却更深刻地透露出诗人之忧无法排遣。这流淌出的悲哀，既是建安时代生命意识忧患意识的典型表现，又是曹植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的反映。
在曹植的生命意识中，本不存在纯粹的“文人”这一自我定位，诗人本身便是士大夫，既为士大夫，则以追求现世功业的不朽为人生价值的主体，而渐趋安静宁逸的生活，则是对于功业激情的一种消磨和威胁。故而，在欢宴结束之际，既有乐往哀来的凄然，又有对现实的猛然清醒，在其《名都篇》中，便可隐约窥见对王孙贵胄生活的讽刺和反思之意。“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 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这首诗塑造了一位风流英俊的京洛少年形象。他既热衷于骑射饮宴，及时行乐；又技艺出众，渴望乘时建功。可惜没有报效之机，只能日日斗鸡走马……。这首诗宛如一幅展开的单调的游乐图长轴：京洛少年们“清晨复来还”，日复一日，这种豪华而无聊的生活将吞噬他们的青春才华。诗人的苦闷从这画面中隐隐透出。清人吴琪曾指出，这首诗写驰骋游乐，“只是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这话道出了《名都篇》的底蕴。
欢乐和悲哀在公宴诗里融为一体。正如李泽厚所说“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这里尤指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可见，曹植直到寻欢做乐时也没忘记去实现个体的生存价值，以消解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死亡意识。
曹植《情诗》中“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的诗句，正是对其人最为真切的揭示。曹植的悲剧，正在于他的生命是激情化的，是时刻追求着对外的扩张的，而现实却在压迫着他的生命和理想。就这一切来看，曹植属于渴望塑造命运、而最终为命运所塑造的诗人，他的诗歌，亦因此具有某种令千古一掬同情之泪的魅力。
结 语
综上所述， 曹植将自己的生命意识融入作品中，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其生命形态的外化，是其舒释内心悲剧郁结的方式，是其追求生命价值的最重要的寄托。在建安时期以恢弘的慷慨之气和悲壮的英雄风色为后世留下了激荡千秋的慷慨悲壮之咏，“伤时悯乱”而不失豪迈之气，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饱经忧患而不坠青云之志，在感慨时世艰难之上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命之悲，凸显出一种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构成了曹植作品的深层的审美特征。曹植的作品也正因其凝结了深层的审美主体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照与体悟而成为千古绝唱。
（作者：古韵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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