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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安丈人 优态意识 人格重建
〔论文摘要〕建安文人的优态意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忧世不治.优民多艰;二是人生苦姐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他们以丈学作为反映杜会现实的载体。积极干预生活?唱出了像慨激吊的时代孩青。建安丈人不仅饱含强烈的忧息忿识?在时代的背录之下?他们还有或总或现的人格重建。本文也将对其动因和特质进行谈释。
建安文人的优患意识有多重内涵，突破了以前老庄“由自我走向自我，，(即个体自我化)的优患，逐渐形成了在一种理性支撑下“由自我走向社会”(即个体社会化)的优患u〕他们以个人生活经历和
政治遭遇为契机，站在时代的高度进发出一种欲革新社会而不能、欲超越自我而不得的呐喊。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社会现实，大大充实了他们的忧患情愉，当它达到饱和状态时，便从不同角度喷发出来，从而构成了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多重内涵。
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建安文人的作品中。诗人以饱含的激情和悲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人生、生命深人探索，给优患意识注人新的血液，并作出了超越以往时代的诊释。
忧世不治，忧民多艰是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思想根基。建安时代的社会和百姓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俱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夭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o"使一代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数百万洛阳百姓“步骑驱盛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o’’对于这场浩劫及其后果，建安文人以敏锐的眼光和饱含优患的情怀，酸满千百万百姓的血相，形象地、鲜明地加以展现:
汉家中叶道徽，盆卑作乱乘衰，悟上虐下专成，万官 惶怖莫违，百姓惨渗心悲。
—孔融《六言诗三首，其一 生男懊莫举.生女嘀用脑。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敌骨柑撑拄。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进患。……出门无所见，白骨 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拖子弃草间。……
—王架《七哀诗》其一这一幕幕人间渗剧，目不忍睹，令诗人心灵深处承受着极度的痛楚和难言的优伤。惨烈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冲破个人的羁绊，投身于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中，并且自觉地承担起结束分裂、统一中原的社会责任和
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忧国忧民是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精健，是他们不断进取、执着追求的原动力。建安时期，忧国、忧天下不再以优君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关心和体恤民间疾苦，这种从民本思想出发的优患意识突破了屈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的思想落甘，这也是建安文人个体思想解放的标志。
建安文人在动乱的时代潮流中，承受着沉重而强烈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建立功业之举激励人生。建立功业是
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态，建安文人继承这一思想传统，积极投身革新社会、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中原的理想行动中。如曹操既是诗人，又是军事家、政治家。他的出现和崛起以及对统一中原事业的开拓，带给诗人们以某种希望和鼓励。而曹操对功业的追求，同样激励当时建安文人的人生意气以及实现理想的壮志。于是“人生忽如寄”的焦虑便化作建立功业的渴望:“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诗》>产如曹植认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送应氏))并把自己比作“捐姐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游侠儿，是“仇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的壮士，以实现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理想。
建安文人为了实现理想不但亲临战场，而且当面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景.目睹着“百遗一”的生民时，愤慨和悲枪便激起了创作激情。就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行军打仗期间，也不停笔地创作，描写协淡的社会现实，悲憨民生疾苦以及要求建功立业，渴望改变这种现实的心志。如曹操《篙里行》、《苦寒行》。曹王《上留田行》，曹植《送应氏》等。
建安文人以建立不朽的功业实现不朽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残酷的。建安文人身世之悲、理想无法实现之郁，使他们的忧患意识又增添了对人生苦短的哀叹、对超越生命的感叹这一特质。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王ao岁，曹植享年41岁，王架、徐干、应扬、刘杭、陈琳等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疾疫。孔融、杨修、了仪先后被曹操、曹王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有“人生一世间，忽若菩春草”(徐干《室思诗》)的哀叹;有.惊风翻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萦。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犷(曹植(蹭徐干》)的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迫求;有突破夭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龟虽寿》中就有充分体现。虽然建安文人在诗歌中对人生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等优患意识表现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慨慷以气，，、“招怅切情，的共同风格以及“居安思危”的意思都对后世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建安文人在诗歌中“优，，的因素通过其言其行表现了“以夭下为己任”的理想。正是在他们的理想的推动下.他们对现实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他们却在诗歌的王国里充分洼释忧患。诗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认识世界反映生活的主观性、能动性，通过自身人格展示倡导一种更高的生活理解与人生追求，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和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感受，突破了将这文学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的“诗教.的樊育，ch从而达到“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人在战乱中目睹百姓的生离死别，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的同时，诗人内在的生命意识走向觉醒;另外，东汉末年，经学束缚的解除，道家思想的再度勃兴，促使建安文人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此外，引起诗人价值观改变的还有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党锢之祸，党争的恐怖.以及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和选才标准的改变，迫使他们意识到个体血肉之躯的独立性和目的性。即在战乱中保全自我.把握和享受人生中实现理想。但他们体脸到的却是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所带来的身心痛苦感受到社会对个人的异化与共性对个性的栓桔。因此，他们的诗歌中寄予了对离乱状况下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极大的同情。如曹植的《禽里行》:“恺甲生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厂这种由“优世之叹”到“优生之叹”的转换，掺杂着“人”的因素，从而促使“人的自觉”。也就是说，建安文人“人的自觉”可谓是由外在事业向内在心灵，由格守礼法向祟尚
自然，由道德的自修向性情的自适.由优患天下向关心生命。由群体规范向个体解放的转化。这一转化紧紧围绕着人与人的价值在现象、本质、理想三个层面展开的。
在现象上，主要表现为悲叹人生短暂，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徐干《室思》:“人生一忽间，忽若鑫春草。，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这些诗中充盈着由人生苦短与天地穷巨大反差而引发的悲叹，但即使将这种悲叹看作是消极颓废悲观的，也不能否认这是诗人的思考焦点由天地宇宙转移到自我个体价值的结果。
在本质上，表现为优虑时世离乱，曹操《秋胡行》之二中的“不戚年往，优世不治”，清楚地告诉我们，悲叹人生短暂的现象背后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琐《悲愤诗》)“上家察故处，存亡永别离’，(阮禹《驾出北郭门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遵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架《七哀诗))“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这种现实与优虑的情怀，表明诗人不仅思考与关注着自我个体，而且试图超越自我，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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