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社会组织的养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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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设在社区里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为老人提供服务。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潇
在上海，聚焦养老的民间社会组织正像物业公司初期一样，慢慢走入人们的视线。
他们既承接政府的项目，也在努力推广自己的品牌，打开面向更广泛人群的居家养老服务市场。有调查数据显示：上海60岁以上老人，87%希望在家庭养老。
但老人们也有疑惑：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他们的服务和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有不同吗？他们“正规吗”？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
这其实，也是正在摸索中前进的社会组织们，自己亦在思考的问题。
“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购买服务”，他们在尝试中有颇多感受。在老龄化日渐紧迫的当下和未来，他们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托举养老的重担吗？
社会组织骗人的吧？
杨磊记得，早先时候，“伙伴聚家”拿着项目去居委时，不止一家把他们挡在门外，“骗人的吧？”
杨磊是“伙伴聚家”的创始人，一个2009年创立的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
他们的性质属于“民非”——民营非企业机构，不是企业，具有“民间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性。
2009年，上海市开始试行社区公益项目的招投标机制与公益创投活动。市民政局计划用5000万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使用范围，以招投标和创投的形式资助社区安老、济困、扶幼、助残等公益服务项目。其中，社区安老一直被列在首位。
这其实是一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将原来直接举办的、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民间组织。
政府背景较强的养老社会组织，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需要与那些生存能力更强、经营更加灵活的草根养老社会组织，如“伙伴聚家”，同台竞争了。
2011年，浦东新区政府开放了30个居家养老服务的招投标项目，“伙伴聚家”中了8个项目，需要寻找社区来“落实”这些项目。
但始终，社区里的老人们吃不准的是——看起来，街道是姓“公”的，社会组织是姓“私”的，该相信哪个？再怎么说，也是公家的才正规吧？
上海一直贯彻着9073养老格局——90%老人通过家庭养老解决，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这“7”与“3”中，大多数或是高龄、独居，或是经济收入低，是老人中的困难群体。各个街道下属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服务社基本承接了这“7%”中，国家需要托底的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符合条件的老人们可以申请国家补贴，以服务券的形式，享受服务。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力量有限，也会有“吃不下”的情况，就会把部分老人分给或转包给社会组织来做。
“伙伴聚家”的社工郭文珊画了一个“荷包蛋”来解释，“蛋黄”的部分是政府项目需要托底，虽然“伙伴聚家”目前也承接了不少“蛋黄”人群的项目，但目的是要辐射面积更大的“蛋白”部分。
那些普通的、达不到国家发补贴的老人，才是“伙伴聚家”最大的目标群——他们需要相对专业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时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后来，“伙伴聚家”慢慢探索出门路，得先找街道的民政科，帮他们“验明正身”，再找居委；初期给居民提供上门服务体验时，得由居委干部带着，不然身份常被居民质疑。
落实项目的过程，实际也是传递口碑的机会。现在的不少客户正是在活动体验后，主动来询问，并购买服务的家庭。
“想当初，谁知道物业公司呢？但现在，大家遇到一些问题都会直接找物业了。”杨磊说。
钱从哪里来？
曾经，“伙伴聚家”连亏了两年。
社会组织的资金的大头通常来自于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
2011年，浦东新区政府开放了30个居家养老服务的招投标项目，杨磊申请到8个项目，为浦东11个街镇开设培训、活动、为老人提供免费康复护理服务，总金额达200多万元，“伙伴聚家”才达到财务持平。
去年，在公益招投标一块，浦东新区在养老方面的投入是2000万元，占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四分之一。
而在初期，杨磊的压力更大。
2008年，杨磊从英国读完本科回国，她原本想复制英国“几个老伙伴住在一个屋檐下、由一个全职护理员24小时专业照料”的养老模式，但水土不服。
为了让机构生存下去，杨磊向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争取到试管理源竹日托中心3个月的机会。这3个月，整个团队的报酬是2000元/月。后逐渐步入正轨。
“在夹缝中生存”的状况也有制度原因。
涉及资金和税收的各类制度都在探索中。杨磊曾申请一个项目经费为25万元，但钱还没到账，税收却要缴5万元。后来经过争取免了这笔税收。而且，从2012年下半年起，类似项目都不再收这笔税了。
市场方面的收入，离期望值还太远。
直接向“伙伴聚家”购买服务的家庭正在逐年增加。杨磊坦承，30元/小时的价格，才能基本保本。但是目前政府的采购价只有17元/小时，因此市场定价也不能超出过多。只能先为了市场，做好口碑，再来谈收入。
福寿康是另一个专注于康复方面的养老机构。因服务内容相对更具专业性，市场价是在150—300元/小时，政府的采购价为50元/小时。
最初注册时，福寿康还是以公司的性质成立的。但为了生存，创始人张军又成立了一个福寿康老年康复护理机构，属于“民非”，为的是能够参加公益招投标。
“伙伴聚家”目前也在和外籍的一些高端养老企业合作，希望能应对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这难免也会引起疑问——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参与商业是否合乎规范？
对此，一位区级民政局的办公室负责人以个人身份表达自己的看法：社会组织依旧在初始阶段。“社会组织首先要生存，这种对市场的诉求并不能抹杀。只能说，涉及政府项目的、公益性方面的项目，他们应该严格按照非盈利的模式去走；但在这之外，如果有企业愿意投入资金，或参与一些盈利性的项目，我个人认为，这并无不可。”
杨磊说：“现在主动或被动，我们都要减少政府资金，拿的太多，机构发展会失去平衡，光靠政府资金活，以后就会死。”
人从哪里来？
张军为人的问题很伤脑筋。
因福寿康专注康复护理，对服务人员的专业性颇有要求。现有的服务团队由18位康复师、20多位护士、40多位介护工组成。不少人具有医学相关执业资格证书，但福寿康并不是医疗单位，无法提供挂靠。
“伙伴聚家”在创业初期也曾一度3个月没留下过一个人。“辛苦，又没什么收入，可以理解。”杨磊说，“但这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真正能够坚守下来的人，才是真正适合的人。”专注于失能老人养老的尽美长者服务中心负责人顾春玲说。
“伙伴聚家”现在的工作人员已有70多位，包括社工、医生、护士、护工、护理员、心理咨询师、康复师等专业。其中，不少社工是80后、90后，大专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占了不少。成员们有时也会互问：“这么辛苦，到底有没有意义？”
闫建萍，23岁，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她很清楚记得进入专业的初始，老师问：“知道社会工作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请举手。”
一些手寥落地举起。
“以后想从事社会工作的人请举手。”
手一只只放下了。
而依然举着手的她能感受到身边投来的那些极其诧异的目光。
毕业时，专业里47人，只有3位选择了社工行业，她是其中之一。
闫建萍确实具备她认为社工该有的素质，“助人自助”、“热情”、“爱开导人”、“有责任感”，她能很快融入老人的圈子并与之成为朋友……这也是“伙伴聚家”不少工作人员呈现出的特质，甚至包括他们的外包对象。
去年，“伙伴聚家”在黄浦区开展送餐服务，还雇了一群中年大叔负责送餐服务。原以为 “小朋友”们聘中年大叔们，会不受待见。没想到中年大叔们极具专业精神。在送餐服务前，大叔们还模拟了一次全程送餐，去给预约家庭送上告知书，顺便有全程工作人员掐表，看师傅们到底送一圈需要多久，在每户家庭中会停留多久，是否能够保证食物到每户人家都是热的。
在此后的一次送餐过程中，出现电瓶车起火事故。但大叔们居然依然准时把饭送到老人家，没有一起投诉。
询问几个社会组织的创始人，做这项看起来很苦的事业，初衷是什么？答案，都来自于亲身体验过亲人需要养老服务时的急迫，以及对未来养老的担忧。
“看到整个家庭为外婆奔波，我感到恐惧，恐惧的主要确实担心我的母亲。我希望她们能享受到更理想的养老模式。”顾春玲说。
除了上门服务，还有什么服务能提供？
杨磊并不想抢社区服务中心的饭碗，也不希望业务内容与之雷同。
她认为社会组织的优势之一就是不受地缘限制，可以让好的创意和项目在各处落地，生根发芽。
从街道的角度，社会组织拿着公益招投标的钱来自己的社区提供服务，何乐而不为？
“伙伴聚家”已与陆家嘴街道合作3年。项目包括健康宣教、提供服务、举办娱乐活动等，从去年9月开始，他们又尝试了一种新的模式 “聚乐惠”为老服务站。
对此，分管民政的街道副主任史熠的诠释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这是一间约100平方米的房子，平层。定期会在服务站提供保健操、推拿、测血糖等服务；也可进行电话预约上门的护理、代购、理发、扦脚等服务，同时还举办一些社区便民活动等。
史熠把老人们的需求主要分解为三块：生活照料、健康、精神娱乐。而一个服务站基本涵盖了这些需求。
相比于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这里更自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同时又是专门为老人串联起社区里所有的为老服务资源——“社区有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有老年大学，有文化中心，但为什么老人还是不方便？因为缺一根线把所有的功能串起来，提供到他的面前。”
从2013年9月试点至今，综合服务站已有150多位会员。史熠测算，如果复制8个这样的服务站就可以覆盖整个街道的人口。
但若要复制，资金也是个问题。街道为项目提供的只是一处房子，主要资金均来自于 “伙伴聚家”的项目经费。
且项目无法预估未来——有的社会组织做得好，在招投标方面有实力，年年都能拿到资金，项目也会持久；但有些就做得“一般性”，一年就终结了项目。
这也是社会组织常遇到的状况。
服务专业不专业呢？
市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张军的预期。
前不久，陆家嘴街道专门开了一次会。
福寿康团队承接了陆家嘴街道90岁以上独居老人的康复护理服务。
福寿康本身在承接项目时，提出的理念是帮助健康老人预防疾病，而为患病老人提供专业康复护理。张军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国内的居家养老还停留在家政服务的水平上，他们一直在做得力求专业。
但街道却接到了不少令人尴尬的投诉：老人们提出，他们并不需要“那么专业的”康复服务，只想服务人员能帮家里做点家政的活儿。
会上，街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福寿康的人员都来了。
一番各抒己见之后，大家达成一致——提供服务还是应贴近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可以略改变服务内容；但同时也要向居民强调，政府的补贴是直接针对老人的健康护理，范围只能包含和老人相关的个人卫生，如助浴、个人护理等。
张军认为，这是服务没有和需求对接上的问题。
这是社会组织们共同感受到的另一个困惑——市场看似很大，可是我要服务的人群在哪里？
尽美长者服务中心的顾春玲，在项目开展的前3个月，连自己的服务对象都没找到。后来辗转发现，从医院起步，才能接触到有失智老人的家庭，算是找到了市场。有家属参与活动后，直叹“没有早点找到组织”；还有的，希望能多设一些服务点，好离家近一些。
张军也记得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退休干部，每月的退休工资加养老金能有1.2万元，子女还请了保姆，按说“条件很好”。
然而当询问老人的日常起居时，问到洗浴情况，老人平静而落寞地回答：“半年没洗过一次澡了。”
保姆的理由是：“谁敢给他洗？晕了，摔了，谁负责？”
之后，福寿康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安装了浴椅，由护士帮助老人洗浴。
老人半年来第一次淋浴后，激动得无以言表。
张军认为，所有的都应该从老人的需求出发。
那么老人的需求怎么体现？不是政府说了算，不是子女或老人某一方说了算，也不是提供服务的机构说了算，而应该是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说了算。
张军调研过日本的情况。首先所有的老人都应评估，而不仅仅是划一根线。老人需要什么类型的帮助，评估机构就可介绍对应相关需求的机构来帮助。
而且，高龄老人的预防是极其关键的，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听好友说起日本的一项调查：比较了做过中风推广的社区与不做活动的社区，结果，做过宣教的社区的瘫痪率相比不做的社区少了10个百分点。
儿女们也未必能体谅老人的需求。福寿康曾遇到过打电话到某户说你们家老人可以享受政府补贴的居家养老服务，儿女却说：“我们不要服务，可以把补贴变现吗？”
“我常常和员工说，躺着和能在床上坐起来，是不一样的感受；只能在床上坐着，和能下床走一走，哪怕只是上个厕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质量。我们要能去体会老人的需求。”张军说。
他希望，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每个“术业有专攻”的社会组织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这需要一个多方磨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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