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陶孟和

智效民

１９２６年２月，美国某宗教团体捐赠专款，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聘请陶孟和主其事。１９２９年，陶改“部”为“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１９３２年，千家驹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因为在报上发表文章受到胡适赏识，被推荐给陶孟和。一开始，陶听说他是共产党，还有些犹豫，后来在胡适说服下才勉强答应。

千家驹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此外，陶先生认为研究工作应该以自愿为原则，有研究兴趣的人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千先生还说：我对社会调查所最满意的是它没有签到制度，工作时间每天６小时，相比之下翁文灏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就没有这么自由。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与陶孟和曾经由重庆出发，沿长江到达宜宾附近的李庄。在路上，费正清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便想伸以援手，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可见陶孟和对中国底层社会是非常了解的，他不会被别人用心的政治势力所忽悠。

李庄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费正清在这里目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以后，颇有感慨地说：“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了。

当时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对他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沈女士也是一位学者，早年在《新青年》上就有译作发表，１９２０年与陶先生合译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沈是１９４３年病故的，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

据巫宝山介绍，沈性仁去世以后，陶先生的生活非常孤寂，但是“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陶先生的感召下，社会调查所于战争时间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在抗战期间就开始研究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为战后的赔偿作准备。据巫宝山说，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在中日复交的谈判中还专门派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还是主动放弃了索赔要求。

抗战胜利以后，陶先生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大公报》上发表《宽容与互让》一文。文章指出：“对于不宽容的反动，必然是继续的不宽容。……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模型，便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文章认为，宽容与互让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倘若无视这一原则要打下去的话，不仅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还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出现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