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春发的真实身份却是同盟会员。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后，便有一个武装纲领，“联络袍哥会党中的知识分子，借其潜力，作为发动举事时的行动队”。
袍哥组织与清军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同盟会重庆支部通过袍哥进而控制了部分清军，这亦得助于“清水袍哥”况春发。
原来，况春发与川东道朱有基的心腹、炮队营教练长邓昆山素有交情，“既密说之，昆山私缴炮针机柄，阴效命培爵矣”。培爵就是张培爵，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以后，担任都督府都督。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另一位负责人叫杨沧白。他和张培爵还通过同盟会员朱之泱、朱必谦在袍哥组织中享有的声望，联系了福寿场仁字号堂口的冉炳之，具体负责组织袍哥参加起义。
冉炳之人称冉大爷，他通过“开山立堂”，聚集了各堂的袍哥力量，根据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安排，这支队伍于重庆独立前夕，占领了成渝道卜的老关口，为重庆独立和蜀军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而况春发则是火线上的人物。
当同盟会员夏之时策动驻龙泉驿新军两百多人誓师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旋即率军东下直抵城外浮图关的时候，同盟会重庆支会通知道、府、县三“台”，限他们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到朝天观议事，如果不来或有异动，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翌日，况春发所组织的会党队伍和石青阳所率敢死队，拱卫着杨沧白、张培爵准时到会。朝天观坝子里，集中了全城官绅商学各界代表数百人，而坝子四周，更是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同盟会控制的中营城防游击队、商勇、川东道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民团等武装力量。
深知大势已去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台”也乖乖地准时到会了。他们虽说是坐着四人大轿来的，但不敢再用鸣锣开道的仪仗队。特别是短打装束的况春发一个瞪眼，竟吓得上了大殿的他们浑身发抖。
被称为“田园诗”般的这场革命，实在是不用多费口舌的。当杨沧白叫他们交出大印的时候，无一不俯首听命。稍有迟缓者，况春发就会呵斥道，“你头上这条尾巴留着何用?”然后大手一挥，早已准备好的汉子提起辫子就是一剪刀。夺印之余，起义军还押着降吏游街示众，其余清吏也主动剪辫投降，用《重庆复汉记略》里的话说，“全城如过节日似的”。
历史是不应忘记的。如今，重庆市政协对面的马路边，高耸着张培爵的纪念碑，而纪念碑旁的街道，早就命名为沧白路。那么，“清水袍哥”和“清水袍哥们”呢?没有碑，没有路。我在心里想，其实什么都可以没有的，只要人们没有遗忘……
黄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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