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梅思平﹑高宗武与《重光堂密约》

在举国一致投入抗日的高潮中，投降逆势也甚嚣尘上。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扶植新的“中央政府”，并与之调整关系。
　　 这就是要在中国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方案。这所谓新的“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日本的傀儡。从后来看，物色的预备对象正是唐绍仪﹑吴佩孚和最终的汪精卫。
　　 对日本御前会议的精神，这汪精卫副总裁并没有怠慢。估计，他是领导了他的'低调俱乐部’班子是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认真的讨论。“在充分吃透天皇陛下精神实质的情况下，要贯彻到他们的每个人实际行动中”。这话说得有点俏皮味，不过也是就表达那末个意思吧。
　　 周佛海算是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典型。御前会议精神刚传达，周佛海就灵活地采用欺骗手法，以派高宗武到香港收集信息为由，不顾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的阻止，暗中差遣高宗武到上海私下通敌。当蒋介石发现异常，断绝高宗武的经费时，周佛海竟动用中宣部经费继续支持。后来高宗武甚至私下到东京与日方私通。
　　 当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而指责“太荒唐了！”的时候，周佛海却满意了。
　　 后因高宗武患肺结核病，对日勾结中坚持不住，汪精卫和周佛海最后加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会谈。记住，这梅思平不是一般人啊！他是1919年的5.4闯将，要不是他带队去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把那点在街上喊口号的事搞搞大,那就没有后来闻名叚尔的54。
　　 首先与梅思平进行谈判的是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特务，他披挂的外衣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社长兼香港分社社长。在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有记载：
　　 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与松本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告诉松本：
　　 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周佛海和我们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下，已经行动起来。而且和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及广东的张发奎等人进行了联络。
　　　 随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正是由于这一秘密交涉，终于导致汪精卫﹑周佛海走上了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的冒险之路。
　　 当然，精卫﹑佛海和思平不会赞同我们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叛国投敌，另立伪中央政权”。在他们看来那种定调太一本正经。要是能站在“和平运动”的立场上看问题，可以如下解读梅思平与大倭国高级牒报人员的对外交底：那不关国家机密，不关军事机密，绝非里通外国，更不是出卖情报。一切是为了贯彻天皇陛下御前会议精神，一切是为了及早消灭蒋介石顽固集团，一切为了倭中友好大业，倭中亲善。
　　 倭中亲善要比抗日战争好啊。他们随后制成的协议，完全是为了建立'皇道乐土’的大东亚共荣圈精神。'皇道乐土’就是天堂啊！思平出色的外交活动就是为了把中国引导向'皇道乐土’。思平同志功莫大焉！
　　 当然，这不是坚持抗日立场的中国人所能理解的。
　　 其实，以上戏昵的说法并不符合梅思平的智商。梅思平绝不是没有头脑的糊涂蛋。更不是不知他所有行为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与日本军谍的会谈中，梅思平曾突然哀叹：
　　 从今而后我不也成汉奸了？
　　 他内心清楚得很。
　　 明知贼难做，偏向蠈窝钻。
　　 这就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突然哀叹：
　　 从今而后我不也成汉奸了？
　　 他内心清楚得很。
　　 明知贼难做，偏向蠈窝钻。
　　 这就是梅思平。
　　 他为什么要这样？
　　 梅思平认为自己留在抗日阵营里，是没有前途的，蒋介石给他的那个七品芝麻官没啥当头。他还以为，没人能担保他不用上战场， 即使留在后方，日本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能保住小命吗？
　　 一旦中国被日本打败，梅思平也以为自己很难能得到苟且偷生的机会。与其战败当亡国奴，还不如抢得先机，率先投降而享受皇军优待。
　　 梅思平认定自己是俊杰，俊杰就是要识时务者，就要当先进，那就是要抢先一步。这是梅先生的先进一步的思想。
　　 1938年10月21日梅思平直接由香港飞往重庆。他本次来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并把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定的“和平方案”拿出来讨论。10月22日他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赴沪与倭国特务接洽的全部。
　　 29日上午，汪精卫把陈公博自成都召到重庆。随后汪又纠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重新将各项文件研究一遍，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
　　 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10月30日，汪精卫与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秘密商量，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去上海，与日本人签订关于实现和平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
　　梅思平临行，汪精卫在家设宴为他饯行。酒饭毕，汪夫妇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陈璧君一旁激励汪: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频频点头:
　　 决定了，决定了!
　　

　　梅思平临行，汪精卫在家设宴为他饯行。酒饭毕，汪夫妇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陈璧君一旁激励汪: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频频点头:
　　　　 决定了，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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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当汉奸

　　(续)
　　
　　
　　 第二天，周佛海由汉口飞往成都，马上与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会见，周佛海向陈公博报告外交最近真相。
　　 1938年11月20日, 梅思平、高宗武再到上海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敲定”最后协议。日方还有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等参与会谈。犬养健这姓有点怪，其实他老爸当过内阁首相。日本人取犬养这类姓，估计与中国人将儿子取名'阿猫’'阿狗’的理由差不多。以前中国农村讲迷信，担心自家生的男孩被鬼怪摄魂绑架而夭折，就取名'阿猫’'阿狗’，以为那样'命贱’的孩子可逃避鬼怪绑架勒索那一关。后面文中，可能会借犬养健的大名戏说'阿汪’几句，那是触景生情的议论，但愿读者理解。
　　 11月20日下午七时在土肥原机关的“重光堂”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虽暂未签字，但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于文件要事先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因此，梅思平与高宗武两人要等汪精卫同意后，才可以在秘密协议记录上签字。这样，与《日华协议记录》捆绑一起的总共有三个文件：《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秘密协议记录》。同时影佐、今井还与梅思平、高宗武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这是倭汪双方携手扼杀中国抗日战争的'路线图’。
　　 此时“重光堂”还刚装修没多久，土肥原贤二是这里的主人。而影佐祯昭只是借用“重光堂”的临时客户。但，随着影佐祯昭与汪集团的《日华协议记录》的签署，影佐祯昭取代土肥原成为新主人，就不可避免了。
　　 影佐祯昭是日本陆军省的军务课长,而今井武夫属于参谋本部。显然他们都是日本的军部特务。顺便指出，这影佐祯昭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梅机关”机关长及伪76号特务机构的后台老板。当然，此时还属'土肥原时代’，“重光堂”还属于土肥原的'机关’。但不用多久，'土肥原时代’就要变成'影佐时代’，“重光堂”的'机关’就要换名为影佐祯昭的“梅机关”。
　　 由于《日华协议记录》在重光堂签字，所以《日华协议记录》包括的三个文件统称《重光堂协议》。而这次会谈称“重光堂会谈”。
　　 细看《日华协议记录》，可以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新内容，不过是重复了广田弘毅的“和平条件“而已。
　　　　梅思平等在“重光堂会谈”所达成的那秘密协议记录，是有关汪精卫出逃，宣布下野脱离蒋介石，然后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另立“政府”，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而与日本实现“和平”。
　　 为此，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包括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发表声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首相声明响应等等。
　　 11月21日，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向汪精卫交差。11月27日，汪精卫看到梅思平的协议，一伙人反复争吵后，接受了。于是，汪精卫、陈璧君按秘密协议记录，要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
　　 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
　　按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由云南军队首先出面通电全国：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
　　 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再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切断抗日政府通过桂越边界和滇缅边界得到外援的可能。
　　
　　(续)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 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以策应。
　　 为了巩固汪阵营，汪精卫带着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利用这点，陈璧君企图紧紧抓住龙云不放。龙云对此也作了保证: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龙云的这剂迷魂药彻底冲昏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头脑。
　　 这就是汪精卫周佛海'和平运动’的全过程。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1．和平运动是日本人授意的。目的是让日本侵华可以不战而胜。
　　 2．和平运动是要中国接受日本的亡国条件，要分裂中国领土，彻底割出东北﹑内蒙，放弃上海和华北地区主权。
　　 3．和平运动是背着政府，欺骗中央当局，秘密勾结敌国的行为。
　　 4．和平运动破坏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发动部分异己分子分裂中国抗日大后方，全面破坏抗日基地。
　　 5．和平运动不对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和平，要由皇军支援的另立“政府”去取代重庆国民政府。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
　　 这'和平运动'的'和平’两字的含意，只能到大倭国的《大和字典》去求解。人家大倭对'和平’两字是要倒过来理解的。不信，那看看是否把'和平’两字颠倒过来，才能出现在大倭国的出版物上面？
　　 1938年11月29日，汪再召陈公博由成都来重庆，并召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等举行会议，将上海谈判全部协议，重新研究，决定可同意。并电香港通知日本方面。是日下午，他们又一起为出逃的方式与时间表作出决定。
　　 于此，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计划，便全部决定下来。
　　　 汪精卫本是党国要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为KMT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公然对抗KMT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抗战建国纲领”，秘密与交战的敌国日本谈判“和平”，破坏抗战。真是牛人一只。当然，这牛气霸气来源于大倭皇军有力支撑。而从其与日本联手以至最后决定出逃的全部过程来看，周佛海的参谋、督促、鼓动起着重大作用。看来，周佛海算得上是汪主席领导“和平运动”的“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