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以肃顺为首的赞襄八大臣居然选择“罢工”，堂堂的赞襄八大臣，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面对权力的挑战时，居然想采用罢工的方式解决问题，其政治智商之低令人吃惊。
面对罢工的要挟，慈禧就是不妥协。慈安见双方僵持不下，就劝慈禧姑且将就。如果这么僵持下去，对早日回京计划不利。中午时分，两宫太后在谕旨上盖章，并将董元醇发配流放。
罢工事件大获全胜，肃顺等人乐呵呵地上班去了，看着八大臣得意的神情，奕譞狠狠地说，“俟进城讲话”，奕誴吓了一跳，赶紧堵住了弟弟的嘴巴。
肃顺不知道，当天，处理他们的诏书已经拟好了，而且还是慈禧亲手书写的。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的慈禧手书密谕，错字连篇，字体歪扭，文化水平有限。然而在150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感到杀气透纸。
密谕说，董元醇三条正合朕意，让载垣等传旨时，没想到“该王大臣阳奉阴违，自行改写，敬（竟）敢抵赖，是成何心！该大臣看朕年幼，皇太后不明国是所至。该王大臣如此大胆！又上年圣驾巡幸热河之议，据是端华、载垣、肃顺等三人之议。朕仰体圣心左右为难所至，在山庄升遐。该王大臣诓驾垒垒（累累），抗旨之罪不可近数。求七兄弟改写。进城后，在传恭亲王赞襄正（政）务，是否求兄弟著议”。
密谕由太监刘福喜交“七爷”奕譞。
当天，奕譞回奏说，从谕旨可见皇太后用意深远，实在是国家之福气：
“臣以身许国，何顾利害，谨仰体圣心拟旨一道，求皇太后进城后与母后皇太后商议召见恭亲王，命看此旨可行则行，如不可行，再问恭亲王，必有良策，因臣年幼不敢冒昧之故也，谨奏”。
慈禧和奕譞的对话，透露出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赞襄八大臣已被坐实了矫召抗旨的罪名；
第二，太后和奕訢已商量好回京谋政的对策；
第三，奕訢将成为总理政务大臣。
董元醇上书的意义在于，他以前锋的身份向两宫太后表明了北京方面的态度，同时以“政治自杀”的方式探明了热河方面的虚实。
这个前锋虽然被罚出场，但却没有损害北京方面的力量。而且，他的上场和出场，加速了两宫太后回京的步伐，也让热河方面陷入自以为胜利的幻影中。
如果说此前的政治形势还是攻守平衡的话，董元醇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格局，两宫太后和北京方面渐渐掌握了主动。
在何时回北京的问题上，两宫太后和赞襄大臣扯了好几次皮。按照奕訢和慈禧的设计，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势力范围，只有等銮驾回京后才有机会下手。因此，回京时间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肃顺的失误，看看一个人或集团的政治优势，是如何转化为劣势的。
就肃顺集团而言，其最大和唯一的优势，就是握有咸丰的遗诏。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拥有这份遗诏，就等于被赋予了临时宪法，这是赞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没人能对他们怎么样。对遗诏的过分依赖，是该集团疏忽大意的主因。
如果事后检讨肃顺等人的失败，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
首先是个人素质上小聪明有余，政治智慧和权术不足。
在两宫太后的主动进攻下，肃顺等人神经麻痹，屡屡失策，如同政治白痴。
其次是战略上没有重视回北京的利好。
肃顺等人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在热河没人盯防的机会，牢牢控制住两宫太后和载淳，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是他们所犯的最大错误。
此时的热河虽然是权力中枢，却非势力中心，只是流亡政府而已。如果他们及早回京，利用遗诏完全可以操控局面。
由于在热河时间过长，给北京方面造成一种“霸”权的感觉，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人同仇敌忾。
再次是战术上没有构建统一战线。
肃顺等人打击面过宽，致使两宫太后和北京联手，加上他们平时责人过严，群众基础不好，失败不可避免。
奕訢离开热河后，慈禧“反复申说，凡数百言”，督促早日回京。肃顺以大沽夷兵日增为由，多次拖延。在慈禧劝说赞襄大臣的同时，奕訢授意北京重臣上书促请。
八月十四日，为迷惑赞襄八大臣，两宫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向他们递出了橄榄枝，赐端华、载垣食双王俸，肃顺晋宫保。
由于太后垂帘之议被以圣旨的形式正式废除，赞襄大臣自以为无人能挑战其地位和权威，所以同意不再延期。
八月十六日，肃顺宣布銮驾于九月二十三日回京。
决定了回京日期后，肃顺送给了慈禧和奕訢第一个乌龙球。
按照旧制，载淳必须陪着咸丰梓宫一同返京。为了尽快脱离肃顺等人的掌控，并将八大臣分而化之，慈禧以载淳年龄太小，经不起折腾为由，提出了一种变通方案，即九月二十三日，载淳在热河恭送梓宫启程后，抄小道先行回京，在东华门外跪迎。赞襄大臣的具体工作任务是，端华、载垣陪同载淳，肃顺护送梓宫。
赞襄大臣对此方案包藏的祸心居然毫无觉察。
此方案由他们和仁寿、奕誴、奕譞、绵森、陈孚恩等联合上奏后，颁布成诏书。
这一方案的聪明之处在于，两宫太后不但摆脱了赞襄大臣的监控，将灵魂人物肃顺和其他人分开，更重要的是为安排政变，赢得了充裕的准备时间。
九月初四，肃顺送给了慈禧和奕訢第二个乌龙球。
当天，端华、载垣、肃顺以工作繁忙为由，鬼使神差地要求辞去一些差使。
端华开去步军统领，载垣开去銮仪卫和上虞备用处事务，肃顺开去理藩院和向导处事务。步军统领相当于京城卫戍司令，提督九门，负责京城的防守、治安和保甲，这一职务的请辞，将操纵北京的兵权拱手相让。
銮仪卫、上虞备用处和向导处，这些职务虽然不高，但位置极为重要，相当于皇帝的耳目眼线，负责皇帝出行的安排、后勤和保卫工作，这些职务的请辞，则把控制皇帝动向和安全的权力，悉数交给了他人。
皇帝即将回銮，京城情况不明，权力斗争日趋复杂，赞襄大臣不但不想办法控制兵权，还在关键时候主动解权，这种低级愚蠢、昏头昏脑的行为，到底是表功邀赏，还是炫耀没有野心，已经没有办法猜知。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赞襄大臣的自毁长城的致命臭球，将他们拖向了无底深渊。
可能有一个人意识到了回京的危险性。赞襄大臣之一的杜翰，在回銮前的一封私信中表示，目前情况很不明朗，为了报答先帝知遇之恩，也只能“敢此一死”，不计较利害成败了。
九月初五，太监杜双奎回京时，肃顺让他打探京城的动静。九月十三日，杜双奎返回热河，告诉赞襄大臣“京师无事”。肃顺等人松了一口气，彻底把心放进肚子里了。
赞襄大臣这帮子人中有亲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连他们这些久历宦波的重臣，都无法察觉其中的危险，一个从热河回京有可能受到监视的小虾米，一个没有脑子的太监，又能闻到多少血腥味？
九月三十日深夜，一群人踹破了通州驿馆客间的房门，将正在床上做梦的一个男人提溜了起来，五花大绑地摁在了囚车上。
这个男人正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
七天前的一个深夜，一个喜欢写日记的书生，记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言语颇有见地，他说：
“伏想梓宫今日（二十三日）启行矣，銮舆不返，弓剑引来，千古痛心之事。”
二十余年后，他也被玩了。这个人是翁同穌。
对付他们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后来把持中国47年的女人——慈禧。
二十七日，慈禧担心出意外，派乾清门侍卫布勒何德和索普多尔扎布，刺探梓宫行程和肃顺动向。
二十八日，慈禧抵达京郊南石槽行宫，与前来迎接的奕訢密谋了半天。二十九日，銮驾进入北京城。
三十日，两宫太后召见奕訢、桂良、文祥、贾桢、周祖培等人。
见到“北京派”成员，两宫太后哭了，“屡述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说：“为何不办他们？”太后说:“他们是赞襄大臣，怎么收拾？”周祖培说：“可撤了他们的职，然后再逮捕啊。”
慈禧的眼泪迷惑了周祖培，他傻乎乎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实慈禧早就胸有成竹，只不过想借大臣之口，给政变戴上一顶集体决议的帽子罢了。
她当即掏出奕譞代拟的圣旨，交给了诸位大臣。
圣旨给肃顺等人扣了几顶大帽子。
首先，将咸丰逃亡的责任，推到了肃顺等人身上，“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
其次，把咸丰病死热河，也算到他们头上，“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端华、载垣、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
第三，指责肃顺等擅权，排斥太后垂帘。因此，诏令将端华、载垣、肃顺解职，其他五人驱出军机处，由奕訢领头议其罪，并制定垂帘礼仪。
端华、载垣到了隆宗门，看见奕訢等人也在那里，一副要入宫的样子，大声喝问：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说，诏书召见。
端华、载垣数落奕訢无礼，奕訢只是低着脑袋，不接他们的话头。两个人正骂着，内廷诏书下，令奕訢将端华、载垣、肃顺革爵拿问，交宗人府治罪。
起草诏书是赞襄大臣的本职工作，端华、载垣喝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
按照咸丰的遗诏，只有赞襄大臣才有起草文件的权力。奕訢根本不理这茬儿，下令将他们逮捕。
端华、载垣声嘶力竭地喊道：谁敢？一帮子人冲上来，扒了两人的衣冠，交送了宗人府。
肃顺再次见到端华、载垣，是在宗人府的监狱里。三人相见，恍然隔世。
肃顺骂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端华、载垣说：事已至此，夫复何言？载垣又骂肃顺：吾罪皆听汝言成之。肃顺骂道：坐被人算计，乃以累我。
在三人相互责备的时候，北京派和两宫太后正兴高采烈地分享权酬。
十月初一，诏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并为军机大臣，告密者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如愿以偿地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初二，授奕訢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奕譞为御前大臣。初五，将肃顺等人拟定的年号“祺祥”，改为“同治”。
慈禧不是傻瓜，垂帘听政是大清帝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自己轻易出场，名不正言不顺，会授人攻击的把柄。
她以皇帝的名义指示南书房和翰林院，从历史那里给她找点根据，作为自己登台的遮羞布：
“(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成一册，恭呈慈览。”
笔杆子们一阵忙乎，编辑了《治平宝鉴》，给慈禧掌权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影响中国47年之久的垂帘机制，在英法联军的炮声中，以政变的方式诞生了。
十月初六，恭亲王等拟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考虑到他们是亲王，就给了个留全尸的面子，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遣戍军台效力。
立场不坚定的陈孚恩等革职，打探消息的太监杜双奎发配宁古塔。
行刑当天，肃顺身穿白衣，被反绑在牛车上。因为科场案、钞票案得罪人太多，仇人及家属纷纷围观，用瓦块泥巴击打肃顺。不一会儿，就面目全非。行刑时，肃顺破口大骂，拒绝下跪。刽子手将他两条腿敲断，令其跪在地上，然后砍掉了肃顺的头。
从理论上讲，肃顺等人并非奸党，奕訢之流也不是鼠辈。
肃顺等赞襄政务是为了国家，奕訢等发动政变也是为了社稷，他们都打着皇帝的旗号，攻击对方，压制异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无非是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罢了，效忠于皇上不过是分肥的高尚外衣。
值得同情和可惜的是肃顺。
客观评论，肃顺是忠臣，也是能吏。算是肃顺门生的曾国藩曾感叹说，“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有权力派系冲突的必然性，也与他于政太严、责人太严，得罪人太多有密切关系。
在人治体制下，政治是一门模糊行为艺术，讲究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非不可太清，爱憎不可太明，如果过于刚直威猛，即使是出于公心，也难免郁郁不得志，甚至走上断头台。
肃顺的贡献在于，他认识到了只有汉人才能救大清的道理，开启了有清一代真正重用汉人的先河。
如果没有肃顺就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突起，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北洋集团。
有人评论说:
“肃顺大功于国，实隐成中兴之业哉。”
因此，当曾国藩听到肃顺被杀时，“惨然曰：'此冤狱也，自毁长城矣’”。
奕訢和慈禧的政治蜜月，是在太平天国的枪炮声中度过的。荡平洪秀全势力的威胁后，奕訢失去了利用价值。
同治四年(1865)四月，慈禧以他作风有问题，将他赶出军机处。
从此以后，骑在大清帝国脖子上的，是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
自以为女人好欺负、好玩弄的政客们，终于知道了“女权”的力量有多大。
慈禧依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实现同治中兴时，是否曾经想起过对他们有知遇之恩的肃顺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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