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
任何一件历史大事的发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这也包括北魏一步步汉化的过程以及至孝文帝迁都洛阳。
早期拓跋推寅带领着鲜卑部落与匈奴开始通婚，慢慢走出了落后的局面拥有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后来又与其它部落不断通婚，可见早期的鲜卑有着极大的开放性。
这样一种开放性或许是拓跋鲜开放的代名词，可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鲜卑一步步强大起来，并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部落政权，成为了草原上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拓跋鲜卑的祖先又与汉人政权不断取得联系，慢慢从游牧民族变成了被“汉化”后的中原政权，所以才有了北魏孝文帝诸多汉化的决策。
时间来到拓跋鲜卑的力微时代，他们与南方的曹魏政权不断和亲，而且还派遣了“质子”去洛阳，以表示自己对曹魏政权的忠诚，这一时期拓跋鲜卑是以臣子的身份与曹魏相处。
在这期间拓跋鲜卑受到了汉人极大的影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拓跋鲜卑内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还发生了军事政变导致后来鲜卑分为了三个联盟。
这一时期的来能能有着独立的主权意识，与中原政权交流的姿态也不再是臣子而是同等地位，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有一部分汉人投靠了鲜卑部落，为鲜卑后续的变法埋下了基础。
在魏晋时期有一个名叫卫操的人曾投靠拓跋鲜卑，而且还加入了鲜卑的上升政治，他带去的先进中原文明极大地改变了鲜卑政权的发展方向。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政权一般都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根本就没有官僚体系制度，但卫操的的加入便促进鲜卑“始置百官，分掌职众”，这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体现。
道武帝名为拓跋珪，鲜卑政权发生动乱时他曾随着母亲在中原生活了近十年，在这十年里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回到北方草原后继位称帝并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实行汉礼制。
拓跋珪的许多汉文化制度并没有得到实施，但这一举措却改变了鲜卑的生活方式，比如离散部落开始分土定居，“定居”是鲜卑部落一步步向汉文化靠近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汉人。
随后的多年里北魏的疆域不断扩大，汉文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鲜卑统治范围内的汉人越来越多，慢慢地鲜卑与汉人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比如，北魏皇帝开始大量任用汉人为官，甚至于鲜卑族开始与汉人大量通婚，这一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的那个还是影响很大，甚至于引发了贵族的反抗和军事政变。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和很简单，北魏皇帝想要借助汉朝官僚体制加强中央集权，而贵族的利益遭到巨大破坏自然不愿妥协，战争也是为了将汉人排除在体制外巩固贵族自身的权力。
民族融合是北魏时期的一个历史大趋势，而历史大势不会因为一个人、一个群体而发生改变，即使贵族和北魏多代皇帝发生冲突并两败俱伤，但依然没有改变北魏汉化的决心。
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旧贵族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也促进了孝文帝关于推进“汉化”的多项改革措施与行动。
不过，旧贵族的势力虽然被削弱了很多，但依然可以影响皇权的运行，以至于北魏孝文帝的种种举措备受阻挠，而离开祖地平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离开旧贵族的聚集地改革的阻力将会大幅度减弱。
纵览北魏前期发展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化是在一步步加深的，比如部落分权意识在减弱而皇权则在不断加强，服务于皇权的官僚体制慢慢被完善。
除此之外，北魏前期所谓通婚现象中，与鲜卑内部、少数民族通婚要高于汉人，但经过几代人的发展与汉人的比例早已超过其它少数民族的总和。
更甚至北魏后宫中的妃嫔、皇后和太后，他们都是汉人的身份，可见汉化的程度有多深。在官制和礼仪中，北魏的汉化也在不断加深，基于此也就有了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这一跨时代行为。
对于鲜卑一族迁徙之事，北魏孝文帝曾这么说过：“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也就是说鲜卑一族迁徙是早就发生过的事情，亦或者说是一种习惯。
根据《魏书·序纪》的记载，力微时代之前拓跋鲜卑就有过大规模迁徙的历史，而这两次迁徙不仅改变了拓跋鲜卑的习俗，而且还为孝文帝迁都提供了相应的依据。
鲜卑一族最早是从大兴安岭北麓的原始森林中向外部迁徙的，一直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从原始部落向游牧民族习俗一点点开始蜕变，并且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联姻。
第二次迁徙是从呼伦贝尔湖附近向匈奴原来占据的地方迁徙，多年后便以盛乐为都城建立了鲜卑一族的政权。
当然，这个时候的盛乐还不具备都城的性质，直至多年后鲜卑在平成修筑新城这才有了一个正式的都城。
穆皇帝、惠皇帝、烈皇帝、昭成皇帝等让你统治鲜卑一族期间，北魏都发生这相应的迁徙变化，总体来看迁徙的趋势是由北不断向南部移动。
直至拓跋珪登基称帝后，才以平城为都城建立北魏国，但即使如此不断汉化的鲜卑一族也有着继续南迁的想法，想要从游牧民族区域不断迁徙到农耕区域。
由此观之，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平成迁徙到洛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从北魏建国之前北魏的祖先就一点点向这个方向努力，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进程比较缓慢而已。
总的来说，从鲜卑迁徙出原始森林开始，“迁徙”似乎成为了注入他们血液里的传统，截止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拓跋鲜卑一族一直在向南部移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北魏孝文帝迁都对鲜卑一族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首先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离开了旧贵族势力错综复杂的平城，新政权建立在政权空白的洛阳有利于加强皇权统治，维护了北魏的统治。
如上述所言，鲜卑一族早就有南下迁都的想法，但因为旧势力的影响使得多为君王不得不妥协，以维持北魏拓跋鲜卑政权的稳定，此次迁都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其次孝文帝迁都也有利于促进鲜卑一族和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后期孝文帝进行的多方面汉化改革，究其根本都是建立在此次迁都，加深鲜卑一族汉化程度的基础上。
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制度上进行了相关的改革，孝文帝还在风俗文化上进行了改变，这些改变涉及到穿汉服、学汉语等，直到后期鲜卑族与汉民族几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南北朝之后的隋朝、唐朝两大政权，杨氏一族和李氏一族的体内都有鲜卑血脉，他们能够如此顺利掌控汉人的天下，与鲜卑一族的早起融合多少有些关系。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军事制度上也有一定的革新，比如脱离鲜卑一族的限制从全天下招募军队，组成羽林、虎贲军以充宿卫，此次招募的军队足足达到了十五万之多，彻底改变了旧贵族在军队中的影响。
后续的日子里孝文帝又继续深化对军队的革新，频频把汉人冲入北魏的军队中，甚至于让汉人子弟取代上层的鲜卑贵族，最终把鲜卑的军事大权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何来形容迁都后鲜卑一族的贵族呢？当初的贵族因为权力一点点被剥夺，宗族和贵族的身份名存实亡，慢慢变成了行政体制下的一员，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了什么区别。
纵览孝文帝迁都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在军事上的影响，孝文帝执政中后期北魏的叛乱基本都集中的旧都平城，由此可见鲜卑旧贵族的势力有多大，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是多么明智。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不断重用汉人以取代鲜卑贵族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后期即使贵族频频发动叛乱对孝文帝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汉人将领甚至可以带兵北上进行平叛。
平城是鲜卑旧贵族的立足之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都会无限衰弱，多以频频组织北魏皇族迁都的决策，但孝文帝力排众议完成了这一壮举，在鲜卑一族、华夏一族的历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既保障了皇权对天下的统治，也促进了鲜卑与汉民族的碰撞与融合。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参考文献：《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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