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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谈到“新生活”的意义时，提出人要过“有意思的生活”。与之相反的是“糊涂生活”。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意义。“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而“畜牲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做。”所谓的新生活就是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来摆脱那种浑浑噩噩，混吃等死的麻木混沌状态。这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有意义、有意思的生活。胡适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提出过“八不主义”，又在《易卜生主义》中宣扬“个人主义”，可见他并非不谈主义，而是将主义与问题结合起来说，避免空泛地玩弄抽象名词。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针对当时报纸上解释“新思潮”的文章太琐碎、太笼统，系统地总结了新思潮的内涵和意义。首先，他将新思潮定性为一种态度，即“评判的态度”。胡适引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名言诠释评判的态度。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借用，作为唯意志论的集大成者，尼采自称是虚无主义者。无疑属于胡适所说的反科学的“玄学鬼”。
胡适的评判对象是具体的（1）对于习俗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和信仰，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有益的吗？对于评判的态度，胡适没有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上，而是进一步将之概括为两种趋势，即“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并将这两项称为新思潮的手段。对于研究问题，胡适指出这是时代的发展使然。“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澈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
从大的历史时代背景来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由古代的宗法社会、农耕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社会、工商社会的转变，也就是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根本动力是中国追求富强独立。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将近六十年间，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变动，一直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因此，对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就与“输入学理”密切相关。胡适对于输入学理，仍持一种实用的态度。“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从评判的角度来看，胡适认为应该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这三点体现了科学理性的治学精神。对于整理国故，他解释说就是从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对于为什么要整理，他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所以要“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比如，我们经常会听见一些人高喊“保存国粹”，但我们先要弄明白何为国粹，何为国渣，分辨清楚精华与糟粕，再来决定哪些内容需要保存。在文章的最后，胡适指出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他所说的再造，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点一滴的去做。“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再造实际上是改造，具有渐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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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经常被看作是“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那么，他对于中西古今的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在《漫游的感想》一文中，胡适写道：“人力车又叫东洋车，这真是确切不疑。请看世界之上，人力车所至之地，北起哈尔滨，西至四川，南至南洋，东至日本，这不是东方文明的区域吗？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做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做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做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做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对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的笼统说法，胡适断然加以否定。他举人力车和摩托车的例子，是为了说明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我们的工人是苦力，人家的工人是许多机械奴隶的指挥官”。这种对比，还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但胡适认为东西方的差距是全面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种表述似乎有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之嫌。而他明确提出：“今日的第一要务是另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罪，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
胡适留学美国七年，将杜威的实验主义传播到中国，到底是近代西方文明中的什么特质，让他如此信服呢？或许在他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他在文中，指出东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具体表现为：“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而胡适又是怎么看西方人的不知足呢？“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蒸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胡适倡导“全盘西化”的理由了。但他所使用的，却是“充分世界化”和“全力现代化”的表达。这是否意味着，胡适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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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他倡导“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考证《红楼梦》和禅宗史等学术研究工作，都是用科学的态度“淘洗”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发扬光大，以达到再造文明之目的的努力。
由此可见，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他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理解，是基于启蒙主义立场的。“我们现在可以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绝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胡适相信科学，推崇实证，具有启蒙者的乐观、自信。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对于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总结，并且表达了对青年的期望，鼓励他们积极进取。“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胡适作为“五四”时期的启蒙学者，在白话文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担当着先锋和主将的角色。他与“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一样，确立自己的思想学术方向后，就不曾有大的变化，坚持自己的“信仰”，终身不渝。而戊戌时期的梁启超，五四时期的鲁迅，在自己的不同人生阶段中，却不断否定旧我，寻求新知。胡适所信奉的实证主义方法，自由主义理念，他对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所做的研究，他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的批判，在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过渡时期，具有革故鼎新，振聋发聩的历史效应，深刻地影响了同代学人、后辈学子。在中国自“戊戌”到“五四”的启蒙思潮中，堪与严复、梁启超、鲁迅并称为四大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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