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对一群小孩说：“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好东西，是经过许多时代积累起来的。这些辛苦得来的东西现在都交到你们的手中。你们要好好珍惜，并要对它们有所增加。有一天你们可以再把它们交给你们的孩子。”
爱因斯坦的这段对孩童的谆谆教导正道出了文化的产生、淘汰、积累、传承与创新。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兴也”（《资治通鉴》），人类的文化都是经过漫长的创造、积淀而成的，并形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刘禹锡《浪淘沙·其八》），一种文化在自身历史演进和与其他文明的冲撞中文化的某些部分会被淘汰。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是所谓的“守先待后”与“推陈出新”。
文化对于人的重要性就像是空气一样，文化对于我们的影响和作用无处不在，我们的言谈、行动、思想都受着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只是我们不自知、不自觉而已，就像我们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一样。人没有空气无法生存，没有文化也是无法生存的。我们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的，脱离了这种文化环境，我们就会“水土不服”，并且成为价值和信仰的流浪儿。
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便一直受到怀疑、批评、破坏乃至毁灭，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在近代以来对外军事和外交的无数失败和屈辱令中国人对本国文化丧失自信，甚至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向西方学习的最大障碍。比如，鲁迅就曾经劝告年轻人要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闻一多宣称自己读遍了中国书，在其中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吴稚晖则更为激进，说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厕一千年不要看。胡适、许地山等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也都主张要全盘西化。邓实形容当时的知识界的风气为“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
鲁迅、胡适、闻一多诸人虽然把传统文化批驳得一无是处，但其实他们自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和影响极深，他们旧学根底深厚，在整理国故上都花了很大力气，并且成绩斐然。比如鲁迅劝青年们不要读中国书，但自己读的中国书可是车载斗量，著了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红楼梦>考证》，后来干脆一头扎进《水经注》无法自拔；闻一多骂古书一无是处，而如今他传世的作品诸如《唐诗杂论》、《楚辞校补》都是爬故纸堆、整理国故之作。
这种情形显示了在那个剧变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激进焦虑地把传统文化视为现代中国的原罪，是中国走向富强之路上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母体，他们著书立说、思想言谈都离不开传统文化。这就像在前面所说的，文化之于人就像是空气一样，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离开它，我们就无法生存。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鲁迅、胡适诸人在心平气和之时对中国文化重建所开出的药方是十分理性、客观的。比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未来新文化的建设应该“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提出要“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些至理名言都是中国建设新文化的良药，可惜中国百年来的激进与焦虑中，既没有忠实地输入多少西方的学理，也没有切实地研究什么问题，总是急急躁躁地拿来几个主义、几个口号，就视若真理，开始启蒙群众、呼唤变革。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我启蒙，就迫不及待地启蒙大众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学术是为了政治，把政治看作“第一性”的，把学术看作“第二性”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紧迫的时势使然。
这种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之际对于本国固有文化的过激行为，是一种“救亡”极端焦虑心态和极端民族自卑心理所致，也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危机面前缺乏冷静与理智的缺点。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理解大多仅仅停留在“民主”、“科学”几个口号和几部汉译西方著作之上。对西方文化、政治、社会、宗教缺乏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也没有深入地去研究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如何与现代化接轨，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出的药方大多都是彻底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全面拥抱西方文化，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可是到底拥抱哪一种西方文化，怎样去拥抱西方文化则言人人殊，即使同一个人可能前后数变，今日主张学英国的君主立宪，明日主张仿效美国的联邦制，今日鼓吹自由主义，明日宣传无政府主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梁启超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暇“为真理而真理”深究西方文化，又不屑以“同情之理解”切实研讨中国问题，只因一时激动或亢奋就倾向于某中学说或主张。把从西方引进的一些不加反思和论证的口号拿来宣传和实验，遂使近现代的中国成了一个西方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的试验场。而主张温和改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钱穆、陈寅恪等在此种环境中的声音无人听得见，也无人愿意听。
在这里，我无意诽谤前贤，他们在那个激流涌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和平和环境、没有安宁的心境去“为知识而知识”，我辈后人也应对他们存“同情之理解”。
迨至文化革命，则是要彻底革掉传统文化之命而后快，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遗毒，知识分子得反动臭老九、牛鬼蛇神之殊荣，孔子与林彪为伍，一同受批。传统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浩劫。
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大家闷声发大财，一切向钱看，好不红火哉！有时候也假装搞搞文化，那也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连个戏子都不如嘛！
这个时代，我们的精神是空虚的，钱包未必鼓鼓，但六神早已无主，因为我们的文化被掏空了，固有的文化难觅踪影，别家的文化还未拎清，新生的文化无处生根。我们的价值和信仰都处于真空和虚无的状态，仿佛一个人没有了灵魂。
一个人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是可怕的，一个民族精神空虚、六神无主则更可以说是恐怖的。
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他此言是对革命而发，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待革命、政治、社会、文化也都抱着这种“破坏难于建设”的想法。其实破坏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拆毁一栋大厦只需要几桶炸药一轰了事，简单粗暴。而文化和社会的建设则是“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兴也”，是要一点一滴，几百上千年才能够完成的，可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如果文化的根脉断绝、土壤破坏，即使仅仅想要再生根发芽也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文化这棵大树是为我们提供精神氧气的共同家园。
文化的破坏甚至灭绝是容易的，而积累和建设则是困难的。我们总是自夸我们有三千年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未曾断绝，似乎我么可以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放心，他老人家生命力强大，不管我们怎么折腾，他永远没有断绝的一天。可是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的文化都荡然无存了，我们的文化就一定会千秋万代、万寿无疆吗？恐怕未必吧？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很多糟粕之处，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却缺乏“民主”传统，我们有“技术”而无“科学”，等等，这些我们都不能否认，也不需回避。一种文化存在既久，难免会产生一些病灶，这病灶挖除了，再稍进补品，就可获得新生。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精要是比其它文化更优秀的，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是不相抵触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扬需要进行传统文化现代化，既不是毫无理性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也不是单单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复古”，而是寻求中国文化的新生、重建。我们要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和对古人“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评估我们的文化遗产。那些号召全民读经、祭孔、用传统文化大讲成功学和心灵鸡汤，甚至宣扬女德、三纲五常的人，不是弘扬传统文化，而是给传统文化抹黑，是历史倒退的邪魔外道和跳大神。现在搞这些庸俗复古的人大多都是读书不通的书呆子或者没有文化的文化贩子。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首先要求知识界确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标准与尺度，搞清楚我们要重建怎样的新文化，平心静气厘清我们固有文化遗产的真面目，其中何者为必须光大的精华，何者为必须剔除的糟粕，我们要输入大量的西方学理，并慎重地选择吸收借鉴何种西方学理，西方学理如何与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状相融合。这些都是需要大量扎实、深入、沉潜的研究和冷静、包容、理性的讨论的。只有知识界先自我启蒙了，才谈得上去启蒙大众。不然我们社会的价值将会更加混乱、虚无。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原始精神是绝不排距自我的更化与改造的。如今我们正当以守先待后的精神对传统文化来一番披沙拣金、推陈出新，去除或者改造其中与现代文明不相符的东西，切切实实地一边整整国故，一边输入学理，踏踏实实地研究问题，才庶几可以达成“再造文明”之大业。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身处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化重建之任重而道远，舍我辈其谁哉？而重建之法，舍“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之外，别无他法也！
来源：王文 博雅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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