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博物馆洪德善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爱好者，对春秋战国秦朝时期是否拥有冶铁术，很是喜爱研究。
你的论文<<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我也仔细阅读了。在论文中你否定了广西平乐银山岭原定为战国墓的时代划分，我有同感，是要修改。
你文中提出，运用类型学橫向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所提方法感到钦佩。
不过，你将广西平乐银山岭原定为战国墓，改为＂统一定为秦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是比较合理＂。这个结论，我并没感受到＂橫向比较＂方法的充分运用。下面想与你交流:
第一，＂橫向比较＂研究。
1. 在你论文中，多处引用西汉司马迁所写<<史记>>，以及东汉班固所著<<汉书>>。
既然是比较，为什么不引用春秋战国秦朝同时期、实实在在的当时史料来同步比较？
秦始皇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但对科技、占卜、军事等书籍，还是网开一面。且还有部分史料，也是可以比较的。
2. 你文中不仅使用的都是汉及以后史料，而且还大量引用现代专家的研究作指引。
(1).在论文图表上一段中，引用:＂楚国是当时冶铁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然后你就得出＂由此可见……。＂
(2). 在论文第三部分第一段中描述: ＂秦朝中央集权政府着重保证武器军备的供应和生产工具的供给，大批的铁制工具输往岭南，……。＂
这样就显示，战国秦朝时期是处在一个钢铁战争年代。
等等。
如此＂橫向比较＂，很难令人信服。
3.同样是墓群，我没看见你对邻近广东墓群加以＂橫向比较＂。
在论文中对1977年广宁铜鼓岗发掘战国墓22座，广宁龙嘴岗发掘战国晚期墓9座，肇庆北岭松山发掘的一座战国墓，毫无铁器。以及武鸣安等86座战国墓，仅出土铁器一件，也未见任何＂橫向比较＂研究。
为什么广西铁器那么＂发达＂，而同时期的广东却如此＂落后＂，连几块铁都没有？
等等。
如此＂橫向比较＂，我是有疑问的。
我认为，你的研究，没有顾及春秋战国秦朝同时期史料，以及大型权威出土事例。
第二，我从＂橫向比较＂中得出。
1. 从春秋战国秦朝史料与之后几代史料来看。
(1). 春秋战国秦朝史料。
春秋时期<<论语>>，春秋与战国时期 <<仪礼>>，战国初<<周礼.考工记>>，春秋末年<<孙子兵法>>，战国时期<<孙膑兵法>>，战国时期<<荀子.强国>>，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等等，都没有对铁器生产能力，及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详细描述。相反的对青铜从生产制作到工艺配方，以及使用等级等等的描述，不胜枚举，细之又细。
春秋战国秦朝史料无穷无尽的青铜描写，以及大量青铜兵器出土都符合史料描述，显示社会正处在一个青铜时代。
(2). 汉代及以后史料。
西汉<<史记>>，西汉<<管子. 海王篇>>，东汉<<越绝书>>，东汉<<汉书>>，东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东晋<<华阳国志>>，南北朝北齐<<魏书. 西域传>>，唐代<<初学记·武部·剑>>等等，都或多或少描写春秋战国秦朝，拥有钢铁生产能力与发展规模。
特别是西汉刘向所编<<管子. 海王篇>>，书中详细描述春秋齐国有大量针、剪刀等等之类的钢料器物，以及管理记载。
汉朝前后史料，对＂春秋战国秦朝时期钢铁描述＂有明显区别。
2. 从春秋战国秦朝众多古墓出土与汉代古墓出土，铁器与青铜比例来看。
(1). 春秋战国秦朝古遗址、古墓等出土青铜与铁器之比。
＂马陵之战＂古战场遗址，＂长平之战＂古战场遗址，战国曾侯乙墓(姬乙)出土，朝邑北寨子、咸阳黄家沟的多达几十座战国秦墓，及秦＂兵马俑＂等等，出土的尽是青铜剑斧等主战兵器。
以及，包括你书中所写1977年广宁铜鼓岗发掘战国墓22座，广宁龙嘴岗发掘战国晚期墓9座，肇庆北岭松山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也没有铁器。仅武鸣安等86座战国墓，出土铁器一件。上下总计118座战国墓，也只有铁器一件。
等等。
众多春秋战国秦朝古墓资料显示，铁器出土比例十分缺少，没有超过青铜出土比例。甚至在秦＂兵马俑＂中，打个地基都用铜料。铮铮事实显示，春秋战国秦朝是处在一个实实在在的青铜时代。
因此，哪来的:＂秦朝中央集权政府着重保证武器军备的供应和生产工具的供给，大批的铁制工具输往岭南，……。＂
否则，秦＂兵马俑＂这么宏大的规模，出土尽是青铜主战兵器，打个地基都用铜料。而大批的铁制工具却输往岭南，这显然是矛盾的结论。
(2). 从汉朝大小墓群出土中，铁器出土数量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出土资料显示:在西汉中期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第一次出土铁器总数超过青铜总数比例。
综合比对，从中国西汉中期开始，不仅铁器出土数量增多，而且文史作品也几乎千篇一律地跟上＂钢铁＂描述的写作步伐。然而，春秋战国秦朝同时期的出土与史料，却没有这些＂出土与文史描述＂整体相配合的＂钢铁＂特征要素。有些作品，甚至连一个铁字、铁器都没有，更别提钢了。而相反的，尽是青铜兵器、青铜器出现。
3. 从世界角度日本与亚力山大时期来看。
(1).当时极其落后的日本，其青铜冶炼技术从中国传入。同时显示我国春秋战国秦朝时期的冶铁能力，是存疑的。
(2). 从出土的亚力山大时期＂铁帽子＂等，具有完整的金银镶嵌工艺来看。其镶嵌工艺所需的錾刻工具等等，显示钢铁材料在当时社会被充分认识和运用。以及众多出土与旁证显示，其钢铁加工能力的成熟与完整。(俄国圣彼徳堡国家文物馆收藏，附照片。)
等等。
因此，从＂橫向比较＂中得出，中国西汉时期，出土与史料普遍开始对＂钢铁＂，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结果与认知。
第三，中国古代冶铁术，应该定位在哪个阶段，是比较合理的？
综合上述，我认为，中国古代冶铁术应锁定在:
1. 有详实记载的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汉代)。
2. 文史明显展开对铁器生产管理描述，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及西汉刘向所编<<管子>>等涌现的钢铁描述为代表(汉代)。
3.以断代明确、权威的西汉中期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第一次出土铁器数量比例超过青铜数量比例为标志(汉代)。
锁定西汉中期，为中国社会步入铁器时代。
(除非有更权威的出土资料论证。)
因此，对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划分，我认为，将你的＂秦至西汉前期＂，再改为＂西汉中期前后＂，更为合理。
洪老师，你看我这样对吗？
对中国古代冶铁术的时代研究，我认为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很可能就变成改来改去的研究。
我是一名爱好者，请洪德善老师帮助指正。
(附我的研究文章若干。)
谢谢！
万福星85412
56hualin@gmail.com
2016年11月8日
(铁帽，俄国圣彼徳堡国家文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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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洪德善老师研究资料: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研究>>
作 者洪德善 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中心硕士生 昆明 650091
广西平乐银山岭地处五岭山脉都庞岭的南侧、古代跨越五岭山脉的重要通道之一的湘桂走廊东侧。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此发掘古代墓葬165座。发掘报告推断其中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因无随葬器物发现时代不明者9座①。
关于发掘报告中被推定为战国时期的110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目前仍有较大的分歧，不少学者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主要有战国西瓯人墓葬说②、战国楚地越墓说③、西汉前期南越国人墓葬说③、西瓯抗击秦兵南下的屯戍吏卒墓葬说④、南越西瓯戍卒墓葬说⑤、秦戍边吏卒墓葬说⑥。以上观点主要是运用类型学横向比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在笔者看来他们大多忽视了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即使有些观点如“秦戍边吏卒说”以非常敏锐的眼光注意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但又生硬地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孤立地看问题，因而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只是提出观点却又缺乏详细的论述。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就发掘报告定为战国时期的这部分墓重新分析，就其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等问题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特征
根据发掘报告的研究表明，这批墓葬的规模均较小，形制简单，普遍有在墓底设置腰坑的现象（110座墓中设腰坑的有87座，占墓葬总数的79%），有24墓葬设有二层台，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随葬品陈放位置比较固定，组合也比较有规律。其主要组合为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具体可区分为五种形式：一、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30座；二、陶纺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37座；三、兵器+生活用具，17座；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15座；五、其他4座。其中有青铜兵器的墓不出陶纺轮，有陶纺轮的墓则不出青铜兵器，显然应与墓主的性别有关。有青铜兵器而无陶纺轮的应为男性，有陶纺轮而无青铜兵器的当为女性⑦。出土随葬品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铁器数量和种类的不同寻常。这批墓总共出土器物1044件，其中陶器360件，铜器377件，铁器192件（包括铜铁合制器11件，以下均同），玉石器115件。这批墓葬出土数量如此多的铁器，即使在与岭南临近的岭北地区同时期规模相当的墓葬中也是难得见到的。我们把银山岭这批墓葬（110座）与湖南衡阳公行山战国墓（102座）⑧做一个比较（图一），可以看到：银山岭战国墓所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34.48%，铜器占36.11%，铁器占17.33%；衡阳公行山战国墓所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74.53%，铜器占19.40%，而铁器仅占3.09%，要远远低于银山岭战国墓，二者出土器物结构比例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衡阳在战国时属楚地，“楚国是当时冶铁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就是同时代出土铁器较多的湖南楚墓也是无法与之（指银山岭墓地，笔者注）相比的”⑨。由此可见银山岭这批中小型墓葬出土这么大数量的铁器在岭南地区乃至岭北邻近地区都是一个特殊现象，从这一特殊现象入手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我们还可以看这样一组统计数据：（表一、二、三、四）
表一长沙楚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⑩
表二湖南资兴古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
表三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
表四广州汉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
从表一、二可以观察到湖南长沙、资兴出土铁器墓葬的比例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基本上是呈稳定的上升趋势，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直到战国晚期的长沙楚墓有铁器出土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也只在10%左右，资兴战国晚期墓铁器所占比例较高，也只达到40%左右。从表四可以看到银山岭墓地出土铁器的高峰是始于战国，持续到西汉前期，有铁器出土的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高达80%以上，而到目前为止在广西以至岭南地区都尚未发现战国时代的重要冶铁遗址，将这批墓葬的时代定在战国时期，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我们对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提出修正，根据表五广州地区在秦至西汉前期有铁器出土的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达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出土铁器的墓葬的比例又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的规律来看，银山岭墓葬随葬铁器的演变趋势应与其是基本一致的，而这样的演变趋势又有违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规律。综合以上因素分析，银山岭墓地出土大量铁器只能理解为外部作用力下引起的一场文化突变。二、与岭南其他地区战国墓的比较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广西战国墓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土葬，竖穴土坑墓；二是岩洞葬。岩洞葬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葬俗，在此暂不作讨论。
武鸣安等秧共清理战国墓86座，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品分为实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几大类共205件。其中青铜器8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46%左右，以兵器为主；陶器54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26%左右，全为生活实用器；铁器1件。因其断代的主要依据是出土器物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多有相似，但目前对银山岭战国墓的断代认为改断在秦到西汉为宜，因而有学者亦提出安等秧墓葬的年代也应推后，这是值得商榷的。仔细对比起来，二者仍是有差别的，除墓葬形制安等秧没有腰坑、墓底铺石的现象外，出土陶器也未见有银山岭战国墓中出土的鼎、盒、壶等器形，铁器极少，仅见1件。这除了是族属不同外，还是有时代的早晚之别，安等秧墓葬定在战国还是准确的。岑溪花果山也是广西境内较大型的战国墓地，1991—1992年清理战国墓14座，墓葬形制与器物组合与银山岭战国墓相似，但从出土各类器物所占的比例来看也有区别。这批墓葬共出土器物49件，其中铜器30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61%左右；陶器14件，占28%左右；铁器1件。
再来看与广西毗邻的粤西地区的战国墓。1977年广宁铜鼓岗发掘战国墓22座，都为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共357件，其中青铜器295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82.6%强；陶器39件，占11%弱；未见铁器。广宁龙嘴岗发掘战国晚期墓9座，共出土器物230件，其中青铜器16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2.1%；陶器42件，占18.2%；未见铁器。德庆的一座战国墓出土器物19件，其中铜器15件，陶器1件，未见有铁器。肇庆北岭松山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为土坑木椁墓，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共出土器物139件，其中青铜器108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8%；陶器21件，占14.7%；亦未见出有铁器。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战国墓出土的器物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青铜器的数量位居出土器物的第一位，普遍超过50%以上，而陶器所占的比例都比较低，低的在十分之一，高的也不超过十分之三，二者所占的比例相差悬殊；二是少见或是未见铁器；三是无车马器出土，即使是肇庆北岭松山这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亦是如此，由此推断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尚未使用车具，这与《汉书·严助传》所载“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大抵相符的。而银山岭“战国墓”则与此不同，出土器物中陶器占34%左右，青铜器占36%左右，二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铁器所占的比例为17%左右，这不仅是在岭南就是岭北临近地区的战国墓乃至汉墓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银山岭“战国墓”有8座墓葬中共出土车器盖弓帽8件，这些小型墓出土的车器只可能是内陆带来的，此类车器在岭南也只是在秦汉以后的墓葬中才能见到。
三、“战国墓”时代的探讨
我们认为，银山岭墓地的这些特殊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的。出土金属器按其用途来看绝大多数是实用器，青铜器中最多的是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铁器绝大多数是生产工具。墓主应系女性的37座墓不出兵器而出陶纺轮。由此我们推测这批墓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较长时间的军事对抗状态下的产物。在以上各种观点中基本也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墓主生前所从事的职业：亦兵亦农的屯戍吏卒及随军眷属。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就是秦平岭南和南越国的建立，因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应该是秦至西汉前期（也即南越国时期），正是在秦汉之际这种较长时期军事对抗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前述的墓葬文化特点。在这种军事体制下，为保证平定岭南战争的胜利，秦朝中央集权政府着重保证武器军备的供应和生产工具的供给，大批的铁制工具输往岭南，才使得这批墓葬有如此数量之多的铁制工具出土。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发兵50万分五路进军岭南，东面三支秦军进展比较顺利，西面两支军队由湖南进攻今广西聚居的越族，起初进展也较顺利，但以屠睢为首的一些秦军将领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导致战争形势逆转，西瓯人“相置桀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王洁红译注：《淮南子·人间训》，223页，广州出版社，2004年。。再加上道路艰险，后勤粮草军备难以为继，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其后虽开凿了灵渠，沟通了湘水和离水，并在今兴安建“秦城”囤积军需，后勤补给的难题有所缓解，但军粮转输始终是个大难题。“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814页，岳麓书社，1988年。这虽说的是秦攻打北方匈奴的军粮转运情形，我想对于转输岭南战争所需军用物资的情形也是符合的。且“北胡南越”的战事，使国家和社会已不堪重负，为解决军粮供给的困难，乃令吏卒屯戍岭南越地，由政府分配生产工具，闲时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史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又使尉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逃遁。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817页，岳麓书社，1988年。为保证战争需要，秦政府将大量先进的铁制农具输往秦军岭南戍地，并有学者经研究认为银山岭155座汉墓出土的凹口锸、条形锛、中长剑等种类的铁器在形态结构和制作技法与中原地区铁器相同，显然是直接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传入的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31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因此这些铁器中的大部分应是秦平岭南时通过特殊的军需供应渠道进入岭南的。
南越国建立以后，为增强自己的实力，致力于发展生产，刻意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内陆大量换取铁器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牲口。“银山岭战国墓随葬铁器的普遍程度比之楚墓还甚，这说明西瓯实际生活中使用铁器已相当普遍”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的。直到西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以此作为遏制南越国的主要手段，可见铁器在岭南都还属于紧缺物资，主要依赖从内陆输入。又据《汉书·食货志》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由此可见，在汉武帝平南越以后的岭南地区仍需由内陆输调大量铁器，因而这批墓葬不可能早到战国时期。
《广州汉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和《西汉南越王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是目前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墓葬最重要的两个断代标尺。我们来把银山岭的战国墓与广州汉墓的第一期也即是秦至西汉前期的墓葬做一个简略的比较。二者墓葬形制基本相同，主要是竖穴土坑墓，有的有棺无椁、有的有棺有椁，部分墓底挖有圆形或方形腰坑，一般内置一件陶器；银山岭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广州汉墓则因地制宜多以海沙回填；出土陶器中一类是仿铜陶礼器的鼎、盒、壶、钫的组合，多属于泥质软陶，另一类是瓮、罐、瓿、三足罐、小盒、三足盒，都为泥质硬陶；从两地出土的泥质硬陶的器形、纹饰、刻划记号、胎质、硬度来看都颇为近似。银山岭“所出'米’字纹、方格纹，或刻划有弦纹、水波纹、绹纹的轮制泥质硬陶（有青绿釉陶）瓿、三足瓿、三足盒、盒、鋬耳罐、三足壶等器物均见于广州西汉前期墓，也见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银山岭出土大量的铁器，但从其器类、器形来看，与广州汉墓第一期出土铁器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二者差异表现在广州的硬陶制作比较精细，器型较多；这一时期银山岭仿铜陶礼器的组合不如广州汉墓稳定，广州182座西汉前期墓中，成组出土鼎、盒、壶、钫的有49座，银山岭墓成组出现的几率非常低，随葬品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以实用器为主；银山岭都是单人葬，广州汉墓中合葬已开始出现，带墓道的土坑墓也开始出现。通过比较，我们看到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并且出土金属遗物的组合中铁器主要为生产工具、青铜器主要为兵器，与“秦国农工工具多铁，兵器多铜”的特点相吻合转引自梁云，赵曼妮：《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之比较》，《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15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具有秦汉之际的特点，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兵器同样也是以铜质为主。银山岭战国墓所出的陶瓿、三足盒、罐、盒等相类的器形亦见于贺县铺门河东高寨西汉前期墓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4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银山岭“战国墓”与定为西汉前期的13座墓亦无明显的差异：从墓葬形制来看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5座有腰坑，2座有卵石铺底；在出土器物方面，陶器都常见杯和纺轮，鼎的制法和造型以及盒、杯的形制都相同或相似；铁器以锄、刀等生产工具为多见的特点亦相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由此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时期，即秦至西汉前期的墓葬。
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也不否认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地区的汉墓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时代的差别，而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墓主身份以及墓主主体部分族属的不同，银山岭秦至西汉前期墓的墓主是屯戍的士卒及随军眷属，所以其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而少陶礼器，而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墓主主要是南越国的贵族官吏，所以其随葬器物相对精美，器形也较为丰富；银山岭墓葬的墓主族属大多属西瓯，较多的保留本民族的特点，南越国的贵族官吏大多数是随赵佗南下的中原汉族，更多的呈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二是广州是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地区，而平乐地处南越国的边陲，它们的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域差异，因为中心地区的文化在向周边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再则广州地区作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最上层统治者又来自中原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显然要比平乐地区大。三是在关于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问题上目前虽尚存在着“汉之诸侯国论”和“非汉之诸侯国的独立政权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也尽管南越国与中原王朝有过对立和战争，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二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并没有长时间的中断，西汉政府时有使臣出使南越国，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在位时，也曾遣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婴齐在长安娶邯郸樛氏女并在即位后立其为王后。这些较为频繁的往来使广州及其邻近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和速度是南越国的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汉文化在整个岭南有一个由东向西的传播的过程，在今广西则有一个由东北向南及西南传播的过程，区域的文化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我们认为银山岭“战国墓”与同一墓地的西汉前期墓无明显的差别，但差别肯定还是存在的，否则发掘报告也不会将其划分为两个时代。如西汉前期墓出土器物中新出现了陶四联罐、文帝时的半两钱、铁长剑、铁刀等。我们将它们归为一个时期——秦至西汉前期，但这一时期历时百余年，因而这123座墓葬无疑会有早晚之分，三组打破关系即M14打破M26、M5打破M6、M132打破M146，亦支持这一观点。
四、墓主身份和族属
各家研究对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并无大的分歧，正如前文所说的基本认可他（她）们是在此屯戍的士卒和其眷属。而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所反映的文化风格比较复杂，既有较多楚文化的因素，也含有某些秦文化的风格，同时还具有大量越文化的特征，有关论文都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正是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使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方面正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带来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些屯戍吏卒来自不同的地区，很可能其族属并非单一。根据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士卒来源多处：有的来自北方，如秦尉赵佗，河北真定人，应有随从士卒跟随其南下（当然这部分人作为赵佗的亲信，其墓葬不大可能在银山岭，大部分而应在广州附近）；也有的来自秦地；还有的来自楚国故地。因而墓主有一部分是秦军士卒亦是有可能的。另外有37座墓出土有陶纺轮而无兵器伴存，其墓主应为女性。她们中的一部分应是适应屯戍吏卒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衣补”，不排除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成为随军眷属。据《史记》载：“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子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856页，岳麓书社，1988年。当然这只是这些随军眷属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应还有秦屯戍吏卒娶当地越族女子为妻，与越族通婚。但我们认为从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及其组合和丧葬习俗来看，其主体应该是越人。有学者在经过排比分析后认为“平乐银山岭墓葬属青铜越墓”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27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还是属越文化的。其次，墓底设腰坑的葬俗在中原地区流行于商周时期，大墓有殉人，中小墓多殉狗，如安阳大司空村发掘122座商墓，有腰坑的就有104座《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春秋战国以后这种葬俗在中原已基本不见。银山岭墓葬较普遍设有腰坑，而且在岭南这种葬俗的流行年代集中，在地域上已成片分布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应是历史上同一民族的丧葬习俗，与中原腰坑葬俗所不同的是银山岭墓葬腰坑绝大多数埋一件陶器而不殉人、殉狗，这种情形与临近的岭北地区的湖南资兴战国到西汉前期的越人墓相同。资兴战国墓中的Ⅳ类器物组合墓，墓葬形制与银山岭相似，3座有腰坑，陶器组合未形成固定的形式，礼器少，以实用生活用具为主，与另外Ⅰ、Ⅱ、Ⅲ类器物组合墓有明显的差别，应是百越文化的葬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西汉前期的A类墓仍然沿袭这一葬俗，墓葬形制虽已不见腰坑，但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罐、杯、三足盒、小盒、纺轮、越式鼎等，少见陶礼器，其墓主应是越人的后裔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类器物组合的54座墓中，5座有腰坑，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第二类器物组合的墓葬有明显的差异，而与平乐银山岭、资兴西汉A类相似。这种差异“应属于民族风习在葬仪上的反映，这类墓的墓主应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即南越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45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联系周边地区的情况分析，银山岭这批墓葬绝大部分属越文化是没有疑问的，再结合相关史籍记载其墓主的主体部分族属为西瓯越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那为何其文化面貌如此复杂而让诸多学者各持己见呢？一是战争将各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二是逾岭南下进入今广西境内的秦军士卒绝大部分应是来自临近的岭北地区与西瓯同属百越民族的楚国故地的越族，并且北方士卒南下岭南，为适应岭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会主动吸收采用当地的一些因地制宜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就连南越王赵佗亦入乡随俗，“弃冠带”、“魋结箕倨”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714页，岳麓书社，1988年。，以“蛮夷”自称；三是徙民与越族杂居、通婚，加速民族融合，是秦经营岭南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四是逾岭“谪戍”之人中多有赘婿、贾人、有市籍者，“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班固：《汉书·晁错传》，2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怨愤之心难平，政治、文化上与秦王朝的背离心日重，而推动了他们更亲和于当地的环境和土著越民；五是秦平岭南以后，虽继续在此屯卒戍岭，但秦朝短暂而亡，这些屯戍吏卒也可能更多地融入当地的民族中去了。
也正是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迁徙，再加上繁重的徭役使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856页，岳麓书社，1988年。从而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此背景下，病重临死的南海尉任嚣急召南海龙川令赵佗面授机宜，委佗以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南越国由是建立，国都设在番禺（今广州），历五世，共存在93年。
南越国建立起来以后，这种士卒屯戍制度在今平乐一带是否还在延续呢？持“秦戍边吏卒说”的作者认为它已不复存在。其理由根据《史记》的记载大致有二：其一是秦末南海尉赵佗闭关自守的关口是横浦关、阳山关和湟谿关，经考证此三关关口都不在今广西平乐银山岭，因此赵佗的边关防士卒不会驻扎在此；其二是西汉吕后执政时，南越王赵佗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使焉，东西万余里”。由于西瓯成为南越国的附庸，南越国也就没有必要在此长期驻军提防西瓯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402页，厦门大学出版社。。笔者认为不然也。南越国建立起来以后，西瓯已不是其防备的主要对象了，这是事实。但它必须要面对更大的对手，那就是内陆的中原王朝。在“以天下一统为治边的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的中原王朝”孙建民：《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研究》，8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以力服之”平定岭南的战争在中原王朝稳定下来以后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上演，把“方外之地，化外之国”的南越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以德化之”，对于这一点赵佗应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且综观赵佗一生，从作为秦平岭南的主要将领，到顺势立国，为人君再为人臣，以及治理南越（王）国，可以看出其有把握全局的雄才大略。因而在立国后迅速建立边境防御体系应是赵佗首先加以计议的大事之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这种中原王朝对南越（王）国的军事威胁也是现实存在的。西汉建立以后，汉高祖在位时（公元前202—公元前195年），因国力贫弱等原因，无力对南越用兵，乃遣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在边境地区开关设市，南越国可以通过商品交换从内陆获得急需紧缺的物资，首要的肯定是“金铁田器”。但南越王国北面为长沙国，“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148页，岳麓书社，1988年。。吴氏异姓而王历五世因无嗣而国除，这在汉初分封的异姓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何？可谓汉王朝用心良苦也！“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班固：《汉书·高帝纪》，53页，中华书局，1962年。在这汉高祖封吴氏为长沙王的诏书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番君”吴芮秦末为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当时的越族聚居地之一，且是“从百越之兵，诛暴秦”，可见其在越人中是有比较高的威望的，也熟悉越地的习俗和环境气候；二是其受封之地是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而实受的只有长沙和豫章两郡，后三郡在南越王赵佗的控制之下，由此可见汉王朝的用意是非常明了的。且两国的实际边界并非完全依照天然的分界线——以南岭为界，而是呈“犬牙镶入”之状，这种郡界划分法在秦平岭南之后为防止岭南地方势力利用自然险阻割据自立就已实施，有学者通过对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绘《地形图》和《驻军图》研究后认为汉长沙国与南越国的边界线亦是如此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南越王赵佗岂能不懂得汉高祖的良苦用心！不会感觉不到这潜在的威胁，必然会采取措施应对，在边境的险要之地设置关隘，屯兵戍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谭其骧先生考证，秦始皇平岭南时，于灵渠附近筑有“秦城”，秦末赵佗击并桂林，在秦城西南十里置“越城”与之对峙转引自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其时南越国对中原王朝的防范和警惕也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据《史记·南越列传》载：“且先王（赵佗，笔者注）昔言，事天子之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果然，到了高后执政时（公元前187—公元前180年），改变了高祖时对南越的政策，禁绝关市铁器，别异蛮夷。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从中作梗，意欲依靠西汉中央政权帮助吞并南越国。“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试想如果南越国没有长期以来的军事准备，就不会也不敢轻易采取军事行动进犯有中央政权支持的长沙国。
在赵佗称帝并进犯长沙国边邑之后，西汉中央政府随即采取行动，高后派隆虑侯灶率军攻打南越，因适逢暑湿，士卒染疫，兵不能逾岭，岁余而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由此我们亦可知西瓯归附南越国是在西汉高后以后的事情了，而并非从南越国一建立就“役属”。那么在西瓯附属南越国以前，南越国依靠什么力量来构建最初的防御体系呢？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利用秦朝屯戍于此的士卒。推测其情形应该是在赵佗的恩威下，那些秦时的屯戍士卒转变成为南越国的戍关士卒，继续屯关守碍，只是服务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这是有可能的。赵佗原本是秦平岭南战争时的主要将领之一，在秦军中地位较高，威望较大，其发布的军事命令是能得以在原秦军吏卒中遵照执行的（当然对抗命不从者也绝不手软，“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否则在秦末内陆社会动荡时，他传檄三关的命令不会奏效，南越国也就不会顺利建立起来。另外，秦时屯戍的士卒驻屯边防的时间长者已逾十年，他们与当地越族杂居、通婚，而内陆动荡，交通阻断，回归内陆已是艰难，归顺赵佗的南越国也就是大势使然。当然这只能是南越国兵员的一小部分，且是无以为继的，南越国大量兵员的补充必须依靠当地的西瓯越族。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前面提到的，西瓯已不是南越国主要防御的对象，但首要原因不是因其归附南越国，而是由于秦平岭南的战争，历经数年，西瓯终为秦军所败，其势力被削弱，平定岭南后在其地设郡县，徙汉民与之杂居，使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受到冲击，一部分西瓯越人已被先进的汉文化所融合，“但更多的部分则由于居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民族传统”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63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仍比较落后，赵佗称其为“裸国”，短期内不能构成对南越国的重大威胁了。当然，就是在西瓯归附后，南越国对它还是有所防范的。“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5页，岳麓书社，1988年。这里的桂林监居翁就是南越国派往西瓯地负责监视西瓯越的。因为西瓯势力的衰落已经“役属”于南越国，必然要承担起南越国边境藩屏的任务。因而我们认为赵佗的南越国必然会在此屯戍士卒主要防备长沙国及中原王朝，其兵源除一部分为中原内陆南下秦军遗留的戍卒，大量还得依赖于西瓯越。也正是南越国对西瓯的这种既要控制又要利用的政策，使虽受秦平岭南战争冲击但仍保留“自我民族传统”的西瓯日渐强大而致于其后“瓯骆相攻，南越动摇”的局面。但为何在《史记》中只提到他传檄横浦、阳山、湟谿三关，而没有提到越城岭附近的关隘呢？这应是赵佗在策略上的考虑。首先，此三关皆在今广东境内，驻守三关的将士是直接隶属于南海郡尉赵佗，他可以直接对其发号施令。而平乐在当时属桂林郡，尚未在其控制之下，轻易传令给驻守此地的秦所置长吏士卒恐生意外变故而乱其谋略。其二，横浦、阳山、湟谿三关都位于秦所开辟的通往岭南的两条新道上，绝此三关也就断绝了中原势力南下岭南进入南越腹地的快速通道，此乃当务之急。然而秦时也开辟了沿湘水南下，经湘桂走廊到桂林郡治及象郡的通道，这也是由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但由此道进入南越腹地相对较远，对赵佗而言，尚可从长计议。在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起南越国后，必定不会忽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不可能不加以重点布防和构筑南越国在湘桂走廊的军事防御体系。而银山岭秦汉墓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军事屯戍制度的反映。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平乐银山岭墓葬中发掘报告定为战国中晚期的110座墓葬与定为西汉前期的13座墓葬统一定为秦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是比较合理的。其墓主不排除有一部分是秦平定和经营岭南时的屯戍吏卒及其眷属和西瓯抗击秦兵的吏卒，但大部分应是南越国时期的戍边士卒及其随军眷属，墓主的主体部分应是西瓯越。特别是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材料不断的增多，与银山岭墓葬具有相似文化性质的墓葬也已出土较多，为我们探讨此类墓葬的族属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墓底设置腰坑的做法，也已有学者撰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但这种葬俗是否可以看作战国秦汉时期西瓯墓葬的特点、它来源于何处、其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为何在这一时间段内在岭南一些地区兴盛起来以及这一葬俗是否与古苍梧国有关系，继而有关岭南地区先秦、秦汉时期墓葬的年代序列和族属以及战国、秦汉时期岭南的社会性质等问题都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洪德善
【提 要】本文根据银山岭墓底设置腰坑和大多数墓葬随葬铁器的情况，结合文献的记载，认为该墓地原定为战国的墓葬应改断在秦至西汉前期，其墓主身份有秦平岭南的士卒、“衣补”和西瓯抗击秦军的士卒，但最主要的是南越国戍边吏卒，大部分墓主的族属为西瓯。
【关键词】平乐银山岭 墓葬时代 墓主身份 族属
【作 者】洪德善 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中心硕士生 昆明 650091
广西平乐银山岭地处五岭山脉都庞岭的南侧、古代跨越五岭山脉的重要通道之一的湘桂走廊东侧。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此发掘古代墓葬165座。发掘报告推断其中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因无随葬器物发现时代不明者9座①。
关于发掘报告中被推定为战国时期的110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目前仍有较大的分歧，不少学者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主要有战国西瓯人墓葬说②、战国楚地越墓说③、西汉前期南越国人墓葬说③、西瓯抗击秦兵南下的屯戍吏卒墓葬说④、南越西瓯戍卒墓葬说⑤、秦戍边吏卒墓葬说⑥。以上观点主要是运用类型学横向比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在笔者看来他们大多忽视了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即使有些观点如“秦戍边吏卒说”以非常敏锐的眼光注意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但又生硬地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孤立地看问题，因而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只是提出观点却又缺乏详细的论述。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就发掘报告定为战国时期的这部分墓重新分析，就其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等问题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特征
根据发掘报告的研究表明，这批墓葬的规模均较小，形制简单，普遍有在墓底设置腰坑的现象（110座墓中设腰坑的有87座，占墓葬总数的79%），有24墓葬设有二层台，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随葬品陈放位置比较固定，组合也比较有规律。其主要组合为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具体可区分为五种形式：一、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30座；二、陶纺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37座；三、兵器+生活用具，17座；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15座；五、其他4座。其中有青铜兵器的墓不出陶纺轮，有陶纺轮的墓则不出青铜兵器，显然应与墓主的性别有关。有青铜兵器而无陶纺轮的应为男性，有陶纺轮而无青铜兵器的当为女性⑦。出土随葬品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铁器数量和种类的不同寻常。这批墓总共出土器物1044件，其中陶器360件，铜器377件，铁器192件（包括铜铁合制器11件，以下均同），玉石器115件。这批墓葬出土数量如此多的铁器，即使在与岭南临近的岭北地区同时期规模相当的墓葬中也是难得见到的。我们把银山岭这批墓葬（110座）与湖南衡阳公行山战国墓（102座）⑧做一个比较（图一），可以看到：银山岭战国墓所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34.48%，铜器占36.11%，铁器占17.33%；衡阳公行山战国墓所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74.53%，铜器占19.40%，而铁器仅占3.09%，要远远低于银山岭战国墓，二者出土器物结构比例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衡阳在战国时属楚地，“楚国是当时冶铁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就是同时代出土铁器较多的湖南楚墓也是无法与之（指银山岭墓地，笔者注）相比的”⑨。由此可见银山岭这批中小型墓葬出土这么大数量的铁器在岭南地区乃至岭北邻近地区都是一个特殊现象，从这一特殊现象入手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我们还可以看这样一组统计数据：（表一、二、三、四）
表一长沙楚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⑩
表二湖南资兴古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
表三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
表四广州汉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
从表一、二可以观察到湖南长沙、资兴出土铁器墓葬的比例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基本上是呈稳定的上升趋势，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直到战国晚期的长沙楚墓有铁器出土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也只在10%左右，资兴战国晚期墓铁器所占比例较高，也只达到40%左右。从表四可以看到银山岭墓地出土铁器的高峰是始于战国，持续到西汉前期，有铁器出土的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高达80%以上，而到目前为止在广西以至岭南地区都尚未发现战国时代的重要冶铁遗址，将这批墓葬的时代定在战国时期，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我们对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提出修正，根据表五广州地区在秦至西汉前期有铁器出土的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达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出土铁器的墓葬的比例又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的规律来看，银山岭墓葬随葬铁器的演变趋势应与其是基本一致的，而这样的演变趋势又有违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规律。综合以上因素分析，银山岭墓地出土大量铁器只能理解为外部作用力下引起的一场文化突变。二、与岭南其他地区战国墓的比较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广西战国墓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土葬，竖穴土坑墓；二是岩洞葬。岩洞葬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葬俗，在此暂不作讨论。
武鸣安等秧共清理战国墓86座，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品分为实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几大类共205件。其中青铜器8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46%左右，以兵器为主；陶器54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26%左右，全为生活实用器；铁器1件。因其断代的主要依据是出土器物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多有相似，但目前对银山岭战国墓的断代认为改断在秦到西汉为宜，因而有学者亦提出安等秧墓葬的年代也应推后，这是值得商榷的。仔细对比起来，二者仍是有差别的，除墓葬形制安等秧没有腰坑、墓底铺石的现象外，出土陶器也未见有银山岭战国墓中出土的鼎、盒、壶等器形，铁器极少，仅见1件。这除了是族属不同外，还是有时代的早晚之别，安等秧墓葬定在战国还是准确的。岑溪花果山也是广西境内较大型的战国墓地，1991—1992年清理战国墓14座，墓葬形制与器物组合与银山岭战国墓相似，但从出土各类器物所占的比例来看也有区别。这批墓葬共出土器物49件，其中铜器30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61%左右；陶器14件，占28%左右；铁器1件。
再来看与广西毗邻的粤西地区的战国墓。1977年广宁铜鼓岗发掘战国墓22座，都为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共357件，其中青铜器295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82.6%强；陶器39件，占11%弱；未见铁器。广宁龙嘴岗发掘战国晚期墓9座，共出土器物230件，其中青铜器16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2.1%；陶器42件，占18.2%；未见铁器。德庆的一座战国墓出土器物19件，其中铜器15件，陶器1件，未见有铁器。肇庆北岭松山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为土坑木椁墓，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共出土器物139件，其中青铜器108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8%；陶器21件，占14.7%；亦未见出有铁器。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战国墓出土的器物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青铜器的数量位居出土器物的第一位，普遍超过50%以上，而陶器所占的比例都比较低，低的在十分之一，高的也不超过十分之三，二者所占的比例相差悬殊；二是少见或是未见铁器；三是无车马器出土，即使是肇庆北岭松山这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亦是如此，由此推断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尚未使用车具，这与《汉书·严助传》所载“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大抵相符的。而银山岭“战国墓”则与此不同，出土器物中陶器占34%左右，青铜器占36%左右，二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铁器所占的比例为17%左右，这不仅是在岭南就是岭北临近地区的战国墓乃至汉墓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银山岭“战国墓”有8座墓葬中共出土车器盖弓帽8件，这些小型墓出土的车器只可能是内陆带来的，此类车器在岭南也只是在秦汉以后的墓葬中才能见到。
三、“战国墓”时代的探讨
我们认为，银山岭墓地的这些特殊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的。出土金属器按其用途来看绝大多数是实用器，青铜器中最多的是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铁器绝大多数是生产工具。墓主应系女性的37座墓不出兵器而出陶纺轮。由此我们推测这批墓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较长时间的军事对抗状态下的产物。在以上各种观点中基本也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墓主生前所从事的职业：亦兵亦农的屯戍吏卒及随军眷属。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就是秦平岭南和南越国的建立，因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应该是秦至西汉前期（也即南越国时期），正是在秦汉之际这种较长时期军事对抗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前述的墓葬文化特点。在这种军事体制下，为保证平定岭南战争的胜利，秦朝中央集权政府着重保证武器军备的供应和生产工具的供给，大批的铁制工具输往岭南，才使得这批墓葬有如此数量之多的铁制工具出土。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发兵50万分五路进军岭南，东面三支秦军进展比较顺利，西面两支军队由湖南进攻今广西聚居的越族，起初进展也较顺利，但以屠睢为首的一些秦军将领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导致战争形势逆转，西瓯人“相置桀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王洁红译注：《淮南子·人间训》，223页，广州出版社，2004年。。再加上道路艰险，后勤粮草军备难以为继，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其后虽开凿了灵渠，沟通了湘水和离水，并在今兴安建“秦城”囤积军需，后勤补给的难题有所缓解，但军粮转输始终是个大难题。“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814页，岳麓书社，1988年。这虽说的是秦攻打北方匈奴的军粮转运情形，我想对于转输岭南战争所需军用物资的情形也是符合的。且“北胡南越”的战事，使国家和社会已不堪重负，为解决军粮供给的困难，乃令吏卒屯戍岭南越地，由政府分配生产工具，闲时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史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又使尉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逃遁。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817页，岳麓书社，1988年。为保证战争需要，秦政府将大量先进的铁制农具输往秦军岭南戍地，并有学者经研究认为银山岭155座汉墓出土的凹口锸、条形锛、中长剑等种类的铁器在形态结构和制作技法与中原地区铁器相同，显然是直接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传入的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31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因此这些铁器中的大部分应是秦平岭南时通过特殊的军需供应渠道进入岭南的。
南越国建立以后，为增强自己的实力，致力于发展生产，刻意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内陆大量换取铁器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牲口。“银山岭战国墓随葬铁器的普遍程度比之楚墓还甚，这说明西瓯实际生活中使用铁器已相当普遍”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的。直到西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以此作为遏制南越国的主要手段，可见铁器在岭南都还属于紧缺物资，主要依赖从内陆输入。又据《汉书·食货志》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由此可见，在汉武帝平南越以后的岭南地区仍需由内陆输调大量铁器，因而这批墓葬不可能早到战国时期。
《广州汉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和《西汉南越王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是目前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墓葬最重要的两个断代标尺。我们来把银山岭的战国墓与广州汉墓的第一期也即是秦至西汉前期的墓葬做一个简略的比较。二者墓葬形制基本相同，主要是竖穴土坑墓，有的有棺无椁、有的有棺有椁，部分墓底挖有圆形或方形腰坑，一般内置一件陶器；银山岭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广州汉墓则因地制宜多以海沙回填；出土陶器中一类是仿铜陶礼器的鼎、盒、壶、钫的组合，多属于泥质软陶，另一类是瓮、罐、瓿、三足罐、小盒、三足盒，都为泥质硬陶；从两地出土的泥质硬陶的器形、纹饰、刻划记号、胎质、硬度来看都颇为近似。银山岭“所出'米’字纹、方格纹，或刻划有弦纹、水波纹、绹纹的轮制泥质硬陶（有青绿釉陶）瓿、三足瓿、三足盒、盒、鋬耳罐、三足壶等器物均见于广州西汉前期墓，也见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银山岭出土大量的铁器，但从其器类、器形来看，与广州汉墓第一期出土铁器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二者差异表现在广州的硬陶制作比较精细，器型较多；这一时期银山岭仿铜陶礼器的组合不如广州汉墓稳定，广州182座西汉前期墓中，成组出土鼎、盒、壶、钫的有49座，银山岭墓成组出现的几率非常低，随葬品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以实用器为主；银山岭都是单人葬，广州汉墓中合葬已开始出现，带墓道的土坑墓也开始出现。通过比较，我们看到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并且出土金属遗物的组合中铁器主要为生产工具、青铜器主要为兵器，与“秦国农工工具多铁，兵器多铜”的特点相吻合转引自梁云，赵曼妮：《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之比较》，《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15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具有秦汉之际的特点，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兵器同样也是以铜质为主。银山岭战国墓所出的陶瓿、三足盒、罐、盒等相类的器形亦见于贺县铺门河东高寨西汉前期墓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4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银山岭“战国墓”与定为西汉前期的13座墓亦无明显的差异：从墓葬形制来看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5座有腰坑，2座有卵石铺底；在出土器物方面，陶器都常见杯和纺轮，鼎的制法和造型以及盒、杯的形制都相同或相似；铁器以锄、刀等生产工具为多见的特点亦相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由此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时期，即秦至西汉前期的墓葬。
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也不否认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地区的汉墓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时代的差别，而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墓主身份以及墓主主体部分族属的不同，银山岭秦至西汉前期墓的墓主是屯戍的士卒及随军眷属，所以其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而少陶礼器，而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墓主主要是南越国的贵族官吏，所以其随葬器物相对精美，器形也较为丰富；银山岭墓葬的墓主族属大多属西瓯，较多的保留本民族的特点，南越国的贵族官吏大多数是随赵佗南下的中原汉族，更多的呈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二是广州是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地区，而平乐地处南越国的边陲，它们的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域差异，因为中心地区的文化在向周边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再则广州地区作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最上层统治者又来自中原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显然要比平乐地区大。三是在关于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问题上目前虽尚存在着“汉之诸侯国论”和“非汉之诸侯国的独立政权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也尽管南越国与中原王朝有过对立和战争，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二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并没有长时间的中断，西汉政府时有使臣出使南越国，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在位时，也曾遣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婴齐在长安娶邯郸樛氏女并在即位后立其为王后。这些较为频繁的往来使广州及其邻近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和速度是南越国的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汉文化在整个岭南有一个由东向西的传播的过程，在今广西则有一个由东北向南及西南传播的过程，区域的文化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我们认为银山岭“战国墓”与同一墓地的西汉前期墓无明显的差别，但差别肯定还是存在的，否则发掘报告也不会将其划分为两个时代。如西汉前期墓出土器物中新出现了陶四联罐、文帝时的半两钱、铁长剑、铁刀等。我们将它们归为一个时期——秦至西汉前期，但这一时期历时百余年，因而这123座墓葬无疑会有早晚之分，三组打破关系即M14打破M26、M5打破M6、M132打破M146，亦支持这一观点。
四、墓主身份和族属
各家研究对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并无大的分歧，正如前文所说的基本认可他（她）们是在此屯戍的士卒和其眷属。而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所反映的文化风格比较复杂，既有较多楚文化的因素，也含有某些秦文化的风格，同时还具有大量越文化的特征，有关论文都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正是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使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方面正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带来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些屯戍吏卒来自不同的地区，很可能其族属并非单一。根据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士卒来源多处：有的来自北方，如秦尉赵佗，河北真定人，应有随从士卒跟随其南下（当然这部分人作为赵佗的亲信，其墓葬不大可能在银山岭，大部分而应在广州附近）；也有的来自秦地；还有的来自楚国故地。因而墓主有一部分是秦军士卒亦是有可能的。另外有37座墓出土有陶纺轮而无兵器伴存，其墓主应为女性。她们中的一部分应是适应屯戍吏卒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衣补”，不排除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成为随军眷属。据《史记》载：“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子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856页，岳麓书社，1988年。当然这只是这些随军眷属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应还有秦屯戍吏卒娶当地越族女子为妻，与越族通婚。但我们认为从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及其组合和丧葬习俗来看，其主体应该是越人。有学者在经过排比分析后认为“平乐银山岭墓葬属青铜越墓”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27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还是属越文化的。其次，墓底设腰坑的葬俗在中原地区流行于商周时期，大墓有殉人，中小墓多殉狗，如安阳大司空村发掘122座商墓，有腰坑的就有104座《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春秋战国以后这种葬俗在中原已基本不见。银山岭墓葬较普遍设有腰坑，而且在岭南这种葬俗的流行年代集中，在地域上已成片分布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应是历史上同一民族的丧葬习俗，与中原腰坑葬俗所不同的是银山岭墓葬腰坑绝大多数埋一件陶器而不殉人、殉狗，这种情形与临近的岭北地区的湖南资兴战国到西汉前期的越人墓相同。资兴战国墓中的Ⅳ类器物组合墓，墓葬形制与银山岭相似，3座有腰坑，陶器组合未形成固定的形式，礼器少，以实用生活用具为主，与另外Ⅰ、Ⅱ、Ⅲ类器物组合墓有明显的差别，应是百越文化的葬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西汉前期的A类墓仍然沿袭这一葬俗，墓葬形制虽已不见腰坑，但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罐、杯、三足盒、小盒、纺轮、越式鼎等，少见陶礼器，其墓主应是越人的后裔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类器物组合的54座墓中，5座有腰坑，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第二类器物组合的墓葬有明显的差异，而与平乐银山岭、资兴西汉A类相似。这种差异“应属于民族风习在葬仪上的反映，这类墓的墓主应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即南越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45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联系周边地区的情况分析，银山岭这批墓葬绝大部分属越文化是没有疑问的，再结合相关史籍记载其墓主的主体部分族属为西瓯越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那为何其文化面貌如此复杂而让诸多学者各持己见呢？一是战争将各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二是逾岭南下进入今广西境内的秦军士卒绝大部分应是来自临近的岭北地区与西瓯同属百越民族的楚国故地的越族，并且北方士卒南下岭南，为适应岭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会主动吸收采用当地的一些因地制宜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就连南越王赵佗亦入乡随俗，“弃冠带”、“魋结箕倨”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714页，岳麓书社，1988年。，以“蛮夷”自称；三是徙民与越族杂居、通婚，加速民族融合，是秦经营岭南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四是逾岭“谪戍”之人中多有赘婿、贾人、有市籍者，“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班固：《汉书·晁错传》，2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怨愤之心难平，政治、文化上与秦王朝的背离心日重，而推动了他们更亲和于当地的环境和土著越民；五是秦平岭南以后，虽继续在此屯卒戍岭，但秦朝短暂而亡，这些屯戍吏卒也可能更多地融入当地的民族中去了。
也正是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迁徙，再加上繁重的徭役使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856页，岳麓书社，1988年。从而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此背景下，病重临死的南海尉任嚣急召南海龙川令赵佗面授机宜，委佗以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南越国由是建立，国都设在番禺（今广州），历五世，共存在93年。
南越国建立起来以后，这种士卒屯戍制度在今平乐一带是否还在延续呢？持“秦戍边吏卒说”的作者认为它已不复存在。其理由根据《史记》的记载大致有二：其一是秦末南海尉赵佗闭关自守的关口是横浦关、阳山关和湟谿关，经考证此三关关口都不在今广西平乐银山岭，因此赵佗的边关防士卒不会驻扎在此；其二是西汉吕后执政时，南越王赵佗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使焉，东西万余里”。由于西瓯成为南越国的附庸，南越国也就没有必要在此长期驻军提防西瓯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402页，厦门大学出版社。。笔者认为不然也。南越国建立起来以后，西瓯已不是其防备的主要对象了，这是事实。但它必须要面对更大的对手，那就是内陆的中原王朝。在“以天下一统为治边的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的中原王朝”孙建民：《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研究》，8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以力服之”平定岭南的战争在中原王朝稳定下来以后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上演，把“方外之地，化外之国”的南越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以德化之”，对于这一点赵佗应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且综观赵佗一生，从作为秦平岭南的主要将领，到顺势立国，为人君再为人臣，以及治理南越（王）国，可以看出其有把握全局的雄才大略。因而在立国后迅速建立边境防御体系应是赵佗首先加以计议的大事之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这种中原王朝对南越（王）国的军事威胁也是现实存在的。西汉建立以后，汉高祖在位时（公元前202—公元前195年），因国力贫弱等原因，无力对南越用兵，乃遣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在边境地区开关设市，南越国可以通过商品交换从内陆获得急需紧缺的物资，首要的肯定是“金铁田器”。但南越王国北面为长沙国，“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148页，岳麓书社，1988年。。吴氏异姓而王历五世因无嗣而国除，这在汉初分封的异姓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何？可谓汉王朝用心良苦也！“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班固：《汉书·高帝纪》，53页，中华书局，1962年。在这汉高祖封吴氏为长沙王的诏书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番君”吴芮秦末为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当时的越族聚居地之一，且是“从百越之兵，诛暴秦”，可见其在越人中是有比较高的威望的，也熟悉越地的习俗和环境气候；二是其受封之地是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而实受的只有长沙和豫章两郡，后三郡在南越王赵佗的控制之下，由此可见汉王朝的用意是非常明了的。且两国的实际边界并非完全依照天然的分界线——以南岭为界，而是呈“犬牙镶入”之状，这种郡界划分法在秦平岭南之后为防止岭南地方势力利用自然险阻割据自立就已实施，有学者通过对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绘《地形图》和《驻军图》研究后认为汉长沙国与南越国的边界线亦是如此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南越王赵佗岂能不懂得汉高祖的良苦用心！不会感觉不到这潜在的威胁，必然会采取措施应对，在边境的险要之地设置关隘，屯兵戍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谭其骧先生考证，秦始皇平岭南时，于灵渠附近筑有“秦城”，秦末赵佗击并桂林，在秦城西南十里置“越城”与之对峙转引自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其时南越国对中原王朝的防范和警惕也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据《史记·南越列传》载：“且先王（赵佗，笔者注）昔言，事天子之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果然，到了高后执政时（公元前187—公元前180年），改变了高祖时对南越的政策，禁绝关市铁器，别异蛮夷。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从中作梗，意欲依靠西汉中央政权帮助吞并南越国。“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试想如果南越国没有长期以来的军事准备，就不会也不敢轻易采取军事行动进犯有中央政权支持的长沙国。
在赵佗称帝并进犯长沙国边邑之后，西汉中央政府随即采取行动，高后派隆虑侯灶率军攻打南越，因适逢暑湿，士卒染疫，兵不能逾岭，岁余而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由此我们亦可知西瓯归附南越国是在西汉高后以后的事情了，而并非从南越国一建立就“役属”。那么在西瓯附属南越国以前，南越国依靠什么力量来构建最初的防御体系呢？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利用秦朝屯戍于此的士卒。推测其情形应该是在赵佗的恩威下，那些秦时的屯戍士卒转变成为南越国的戍关士卒，继续屯关守碍，只是服务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这是有可能的。赵佗原本是秦平岭南战争时的主要将领之一，在秦军中地位较高，威望较大，其发布的军事命令是能得以在原秦军吏卒中遵照执行的（当然对抗命不从者也绝不手软，“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否则在秦末内陆社会动荡时，他传檄三关的命令不会奏效，南越国也就不会顺利建立起来。另外，秦时屯戍的士卒驻屯边防的时间长者已逾十年，他们与当地越族杂居、通婚，而内陆动荡，交通阻断，回归内陆已是艰难，归顺赵佗的南越国也就是大势使然。当然这只能是南越国兵员的一小部分，且是无以为继的，南越国大量兵员的补充必须依靠当地的西瓯越族。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前面提到的，西瓯已不是南越国主要防御的对象，但首要原因不是因其归附南越国，而是由于秦平岭南的战争，历经数年，西瓯终为秦军所败，其势力被削弱，平定岭南后在其地设郡县，徙汉民与之杂居，使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受到冲击，一部分西瓯越人已被先进的汉文化所融合，“但更多的部分则由于居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民族传统”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63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仍比较落后，赵佗称其为“裸国”，短期内不能构成对南越国的重大威胁了。当然，就是在西瓯归附后，南越国对它还是有所防范的。“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5页，岳麓书社，1988年。这里的桂林监居翁就是南越国派往西瓯地负责监视西瓯越的。因为西瓯势力的衰落已经“役属”于南越国，必然要承担起南越国边境藩屏的任务。因而我们认为赵佗的南越国必然会在此屯戍士卒主要防备长沙国及中原王朝，其兵源除一部分为中原内陆南下秦军遗留的戍卒，大量还得依赖于西瓯越。也正是南越国对西瓯的这种既要控制又要利用的政策，使虽受秦平岭南战争冲击但仍保留“自我民族传统”的西瓯日渐强大而致于其后“瓯骆相攻，南越动摇”的局面。但为何在《史记》中只提到他传檄横浦、阳山、湟谿三关，而没有提到越城岭附近的关隘呢？这应是赵佗在策略上的考虑。首先，此三关皆在今广东境内，驻守三关的将士是直接隶属于南海郡尉赵佗，他可以直接对其发号施令。而平乐在当时属桂林郡，尚未在其控制之下，轻易传令给驻守此地的秦所置长吏士卒恐生意外变故而乱其谋略。其二，横浦、阳山、湟谿三关都位于秦所开辟的通往岭南的两条新道上，绝此三关也就断绝了中原势力南下岭南进入南越腹地的快速通道，此乃当务之急。然而秦时也开辟了沿湘水南下，经湘桂走廊到桂林郡治及象郡的通道，这也是由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但由此道进入南越腹地相对较远，对赵佗而言，尚可从长计议。在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起南越国后，必定不会忽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不可能不加以重点布防和构筑南越国在湘桂走廊的军事防御体系。而银山岭秦汉墓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军事屯戍制度的反映。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平乐银山岭墓葬中发掘报告定为战国中晚期的110座墓葬与定为西汉前期的13座墓葬统一定为秦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是比较合理的。其墓主不排除有一部分是秦平定和经营岭南时的屯戍吏卒及其眷属和西瓯抗击秦兵的吏卒，但大部分应是南越国时期的戍边士卒及其随军眷属，墓主的主体部分应是西瓯越。特别是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材料不断的增多，与银山岭墓葬具有相似文化性质的墓葬也已出土较多，为我们探讨此类墓葬的族属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墓底设置腰坑的做法，也已有学者撰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但这种葬俗是否可以看作战国秦汉时期西瓯墓葬的特点、它来源于何处、其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为何在这一时间段内在岭南一些地区兴盛起来以及这一葬俗是否与古苍梧国有关系，继而有关岭南地区先秦、秦汉时期墓葬的年代序列和族属以及战国、秦汉时期岭南的社会性质等问题都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注释：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② 蒋廷瑜：《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第11期。
③ 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109页，岳麓书社，1982年。
④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⑤ 黄展岳：《两广汉墓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43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⑥ 黄展岳，麦英豪：《从南越墓看南越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44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⑦ 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3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⑨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编、周世荣编著：《湖南古墓与古窑址》，1~20页，岳麓书社，2004年。
⑩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120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487～52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文物》，1988年12期。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岑溪花果山战国墓清理简报》，《广西考古文集》，213～22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111～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87年第7期。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21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