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终的皇帝
曹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官职是中抚军，负责统领禁军、卫戍京师。这个分工模式是从当年曹操、曹丕父子处学来的：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儿子留守京师，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
然而，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信心。这一年年初，有迹象表明，远征蜀汉的镇西将军钟会要造反，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因为担心后院起火，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
钟会的反叛没有成功。监军卫瓘策动军队哗变，杀死钟会及其党羽，控制蜀中大局。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益州。
随着蜀汉的灭亡，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天下归心”的理想，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复姓司马。
同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十月，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此时的司马昭已经剿平一切反对势力，九锡也受过了，万事俱备，只欠魏帝禅位。
然而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他在次年（公元265年）八月病死，司马炎嗣位晋王。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受禅称帝，新王朝史称西晋。
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岁。三十而立，他的起点比较高，一立就是个皇帝。
司马炎取年号为泰始。泰者，安也。司马炎想告诉世人，从今开始，天下要安定了。
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安定并没有实现。沿着长江，江北的晋政权与江南的孙吴政权依然持续着长期的拉锯战。
泰始十一年春（公元275年），司马炎改元咸宁。依然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六路进攻孙吴。这场战争毫无悬念，当时孙吴国困民穷、人心思变，连孙吴的丞相张悌都不得不承认，“吴之将亡，贤愚所知”。
次年三月，晋将王濬率领水军顺江而下，直捣建业，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
从东汉末年的乱世开始，破碎了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
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司马炎认为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于是再次改元，咸宁六年被改为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这十年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这个盛世的标准很低，仅仅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实际上，与两汉时期相比，西晋的税赋不仅繁重，而且也极不平均，社会阶层固化，上层的少数人醉生梦死，底下的大多数咬牙切齿。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只不过之前几十年“千里无人烟，白骨蔽荒野”的状况实在太惨，才让人们产生了盛世的错觉。
可悲的是，这个错觉也只是昙花一现。西晋王朝统一天下三十年后，土崩瓦解，文人干宝在经历了山河沦丧、骨肉分离之后，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千载之后重读此文，令人唏嘘不已，乱世中人说苦是泪，说喜也是泪。
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司马炎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
这其中有年龄因素。这一年司马炎五十三岁，已到了接近死亡的年纪。两晋十八个皇帝，平均寿命三十九岁，除了始祖司马懿以罕见的七十三岁高龄迟世，其余皇帝无一活过五十五岁。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司马炎寡人有疾。司马炎好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泰始九年，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选秀女，上至公卿府第下至百姓巷闾，凡有适龄少女都要上报，如敢隐匿则以“大不敬”论处；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司马炎又下令，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犯者也是“大不敬”。要知道“大不敬”的罪名可不轻，最重可以夷三族，司马炎是个有风度的皇帝，史书上说他“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可是为了美女，就顾不得风度了。
消灭吴国之后，司马炎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洛阳后宫猛增至一万余人。选择太多也是个麻烦，司马炎于是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看到自己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在房前插竹枝、洒盐水，吸引羊车过来。
酒色戕害了司马炎。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良久再现；六月庚子正午，太阳再次消失，暝色笼罩大地。观星者言：日蚀再现，不利于王者。没过多久，司马炎就病倒了。
司马炎的病情时好时坏，延续到太康十年，情况更加糟糕，天下妖异频现。
先是年初，江南会稽郡传闻，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荆州南阳郡传闻，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只有两只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说“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
然后，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太康十年四月，宫城崇贤殿火灾，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灾。
恶兆频繁出现，司马炎无疑慌了。太康十一年（公元290年）正月初一，他又一次改元太熙。熙者，光明、和悦。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重新焕发光芒，君临天下。
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改元之后冬去春回，天气越来越暖，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
孟春、仲春、阳春，春天过了，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接下来是四月，草木生长，处处欣欣向荣，而司马炎却沉疴不起了。许多人预料到，“太熙”很可能就是司马炎的最后一个年号了。
果然，熬到四月己酉，有消息传出：皇帝大渐弥留。
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殿上帷幕重重，还遮起了屏风，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痛苦地做沉思状，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皇后杨芷、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
殿下，不少被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整整齐齐地跪好，只等里面一声号召，恸哭举哀。
殿外，数以千计的黄门、宫女勿勿穿梭往来，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皇帝大行（注：驾崩的另一种说法）后的梓宫（注：即棺椁）已经放置妥当；皇后、太子、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斩衰”丧服（注：不缝边的粗麻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已经缝制完毕；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但是白缣帐、蓐草、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马上即可完工；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表情肃穆，列队等侯于偏厅之中；宫城外，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以供百姓哭祭。
总而言之，万事俱备，惟欠皇帝一死。
皇帝偏偏不肯死。
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双腿发麻、发冷最后失去知觉，可皇帝还是不断气。
终于有人等不及了，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傲然上殿，揭开帷幕走了进去。
没人敢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此人姓杨名骏，是司马炎的岳父、皇后杨芷的父亲。
杨骏看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双眸紧闭，肤色灰暗，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递给皇后杨芷，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这一举动叫“属纩”，“属”是放置的意思，细小的绵絮叫作“纩”。绵絮很轻，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测看其是否断气，如果绵絮一动不动，则说明病人已死。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礼记.丧大记》中说“属纩以俟绝气”。
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司马炎猛一抽搐，双眼突然睁开，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杨芷吃了一惊，手一抖，将绵絮握入掌中，不被司马炎发现。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顺着这道目光，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
瞬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他是不放心身后事，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
二、痴呆的太子
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有二十六个，夭折过半，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七人死亡，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炽侥幸活了下来。
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王朝成立后出生的，在做皇帝之前，司马炎的儿子还是个位数，其中正室杨艳所生的嫡子有三个：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次子司马衷顺次成为嫡长子。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年初，司马炎立司马衷为太子，当时司马衷才九岁。
时光荏苒，太子一天天长大，突然有流言兴起，说太子是个痴呆。有这么个笑话作佐证，说某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有蛤蟆在叫，太子静静听了半晌，问左右随从：“这个呱呱乱叫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随从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蒙他：“在官地，那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盘，那就是私人的。”
一开始，流言囿于宫墙，只回响于皇宫内部。但是随着咸宁初年，十七岁的司马衷出居东宫，见习参与朝政，流言终于飞出皇宫，成为满朝公卿窃窃私语的话题。
司马炎十分尴尬。知子莫若父，司马炎对司马衷的了解远非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懵懂。
早在泰始末年，司马衷十四五岁的时候，司马炎就发现“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君王家天下，太子的事是国事，但首先是家事，司马炎不动声色，偷偷征询皇后杨艳的意见。
杨艳出身弘农杨氏。弘农杨氏那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她嫁给司马炎的时候，司马炎还是曹魏的臣子，算是糟糠妻。到泰始末年，杨艳年近四旬，已生育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自谓年老色衰，很有危机感。
杨艳是熟知司马炎性情的，泰始九年司马炎大肆选妃，已经引起杨艳的强烈不满，所以在遴选时，杨艳只挑中皮肤洁白、身材高大但是长相普通的女子，那些长得美艳、有女人味的则一概不留。当时有个姓卞的女子，是魏武帝卞皇后的族人，卞家在曹魏时期出过三位皇后，是有名的出美女的家族，这个卞姓女子也十分美貌，司马炎食指大动，用扇子掩住嘴，悄悄对杨艳说：“这女子不错”，杨艳却白了他一眼，幽幽说道：“卞氏三代皇后，如果选了她，不做皇后太委屈了。”司马炎被搞得没脾气，只好弃选卞氏女。但那次选妃还是给杨艳增加不少年轻貌美的竞争对手，其中威胁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芳，另一个是廷尉诸葛冲的女儿诸葛婉。在此之前，司马炎已经很少在皇后那儿过夜，在此之后，次数更少，宫中接二连三有皇子皇女出生，每一个皇胤的新生都令杨艳危机感倍增。
丈夫既然已经不可靠，母凭子贵，就成为杨艳唯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却来跟她商量司马衷的嗣位问题，杨艳原本就很脆弱的神经被刺激得呯呯直响。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
“立嫡以长不以贤”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它出自《春秋.公羊传》，这句话揭示的是宗法制中最重要的原则。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他的好脾气又一次发作，这事就此不了了之。
到了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杨艳病逝，那时候司马衷十六岁，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杨艳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太子的嗣位不安稳，于是在临死前推荐自己的堂妹杨芷接替她做皇后。当时杨艳的头枕在司马炎大腿上，气若游息可怜楚楚，司马炎情不自禁，“流涕许之”，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册立杨芷为皇后。
从此，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心中又多了一个障碍，总觉得冥冥天际，杨艳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
但是，这天下毕竟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嗣君的贤与不才，关系到全天下人的福祗。“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私下里的窃窃私语很快演变为公开的劝谏。
有一次，司马炎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司空、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走到皇帝御座前，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说：“此座可惜！”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卫瓘是太子少傅，最清楚太子的情况，他说可惜，是觉得太子配不上这个御座。可是司马炎并不想废太子，他只好装糊涂，说：“公真大醉邪！”——你看来真是喝醉了啊，一边凉快去吧，这事不是你该操心的！
另一个臣子，中书令和峤，就没有卫瓘那么含蓄了。他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讲：“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司马炎无言以对，只好默然。
有人替皇帝打圆场，说太子成年之后，已经变得聪明起来了。这些太子聪明的那些人，无疑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看穿了皇帝的心理，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最想听到的话。
果然，司马炎兴奋不已，他派和峤与中书监荀勖去东宫，看看太子是不是真的变聪明了。荀勖回来后，把太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皇帝很高兴，又接着问和峤的意见，和峤很扫兴的来一句：“太子圣质如初。”——太子还是老样子。
司马炎当面被打脸，“不悦而起”，拂袖而去。
但是，皇帝必须要给出一个交待。天下之口悠悠，堵是堵不住的。
于是司马炎布置了一次考试，把一些难以处理的国事写在纸上密封，派一名叫张泓的臣子去交给太子，让他写上处理方案。为了防止东宫官员替太子捉刀，司马炎把他们都召到宫里来喝酒。但这个预防措施并没有生效，太子妃贾南风还是请来枪手，答完了试卷。皇帝没有意识到，关于太子的废立已经不只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家事了，而是几大利益团体的斗争。太子妃贾南风的家族、皇后杨芷的家族还有贾、杨两家的党羽荀勖等人早已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当然不容许太子的地位动摇，皇帝身边遍布他们的眼线，连皇帝派去的监考官张泓也是他们的人。
贾南风把试卷交给张泓，让他回宫复命。张泓仔细把答卷看完，指导贾南风做得不够细致，他说：“太子不学无术，陛下知道。这答卷引经据典，写得过于渊博，一看就是作伪。交到宫里，那明摆着是欺君。”张泓重新拟出一份答卷，思路清晰但文辞粗鄙，让司马衷照着抄了一遍，这才回宫。
司马炎拿到张泓带回的答卷，十分满意。他得意地把答卷递给卫瓘，窘得卫瓘无言以对，这个表情令司马炎十分快意。随后，司马炎又将答卷展示给群臣看，那些说太子白痴的臣子明知其中有鬼，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大家一起向皇帝表示祝贺，山呼万岁。
皇帝的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些嚷着说“太子不堪使命”的臣子是否明白呢？
他们当然明白，只是他们不接受。
那些臣子不接受，是因为他们另有嗣君人选，而这个人选恰恰是司马炎万万不能接受的。
三、兄弟怡怡
在平定吴国之前，张华是司马炎最最信任依重的臣子之一。
当时满朝文武不思进取，天下还没统一呢，就开始贪享淫逸。例如太傅何曾，每天光吃饭就要花费掉一万钱，何曾还嫌没地方下筷子，他的儿子何劭更厉害，“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驸马王济用人奶喂猪，国舅王恺用珍贵的赤石脂涂墙，外戚羊琇连温酒用的炭，都要先雕刻成奇珍异兽的样子，然后才拿来温酒做饭，洛阳的达官贵人纷纷向他学习。
司马炎很痛恨这种习气，多次下诏严禁奢靡、提倡节俭。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有一个叫程据的太医马屁拍在马腿上，他向司马炎献了一件雉头裘，被司马炎借题发挥，在大殿前当着百官的面烧毁。司马炎下诏重申，以后谁还敢做这种奇技异服，一律问罪。可是皇帝的诏令扭转不了社会风气，何况皇帝自己也言行不一，在石崇跟王恺斗富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趣地掺和一把，偷偷给王恺助拳。
群臣既然忙着享乐，就很少有人操劳国事。司马炎每次提到要对孙吴用兵，总会招来一大遍反对的意见，只有羊祜、杜预、张华三人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主张讨平吴国、统一天下，不要将难题留给子孙。羊祜、杜预相继都督荆州军事，在前线与吴军对峙，张华做为内援，在朝中任度支尚书，供应军需。
等太康元年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
然而这个猜想落空了。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
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
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
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处理民族事务去了。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司马炎同父同母的弟弟，据说司马攸从小就显示出优秀的品格，“才望出武帝之右”，祖父司马懿很喜欢他。由于伯父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攸三四岁的时候，就由祖父司马懿作主，过继给了司马师，所以在法理上，司马攸是司马师的儿子、司马炎的堂弟。这层复杂的关系，是日后一切悲剧的种子。
众所周知，晋王朝的奠基者是司马懿，司马懿以七十三岁高龄病逝，权力传承给长子司马师。司马师执政四年半，废曹芳立曹髦，离皇帝的位置又进了一大步，但却得了肿瘤，在平定淮南叛乱时暴毙于许昌。司马昭接着执政十年，弑曹髦立曹奂，消灭蜀汉，进封晋王，加九锡，但不久染上重病，没能在生前龙袍加身，成全了儿子司马炎。
当年司马师的暴毙是个意外，令司马氏集团内部和司马氏的政敌们全都措手不及。那时嗣子司马攸年仅八岁，没有能力接手权柄，只能由司马昭来继承。但是司马昭继承的只有权力，司马师从司马懿处承袭来的舞阳侯爵，新的承袭者只能是司马攸。
对于司马昭父子而言，如何妥善处理与司马师的关系，这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司马师的作用远胜司马昭，这是令司马昭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年司马懿筹划高平陵政变，这是在拿全族性命做赌注，司马懿事前只跟司马师商量，直到政变前夜才告知司马昭，那夜司马昭吓得没睡着觉，司马师则安睡如常。第二天事变，司马师像变戏法一样召唤来三千死士，司马昭则两手空空。司马昭知道，从一开始，父亲对他的期望值就跟对兄长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自然谈不上美妙。
后来司马师虽死，但司马师的亲信们尚存，他们依然在洛阳朝堂、在各州郡县、在关中、荆州、淮南各前线，替司马氏效着死力。司马昭需要安抚这些人。史书上说，司马昭特别宠爱司马攸，经常对左右说：“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司马）攸。”
司马昭的内心，未必如他言语表示出来的那么坚定。尽管论血缘，司马攸同样是他的儿子，可是论法理，传位给司马攸，就表示将来新王朝的皇帝都是兄长司马师的子孙，他司马昭只是中间一个代理者。虽然司马昭十分喜爱司马攸，但是想到这一点，他是不甘心的。
司马炎也因此感到很紧张。他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司马昭犹豫了好久，世子的人选始终悬而未决。直到死前半年，司马昭消灭蜀汉，建立了足够的功勋超越兄长司马师，司马昭终于有了底气，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子孙做皇帝。因此，他选择传位给司马炎。
司马昭先前的犹豫，已将司马攸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知子莫如父，司马昭临终前，为曾经的犹豫而感到不安，他握着司马攸的手，交到司马炎手中，特意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遗笑世人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在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司马炎确实对司马攸心怀芥蒂。不过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极有涵养，即使被臣子当面比作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因此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
这一次，既然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所以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
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一口气分封二十七位家族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王按照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的王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的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的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
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是“次国”郡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独司马攸食邑万户，是“大国”郡王。司马攸不仅与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
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引入朝堂，《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当然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当年汉武帝专门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已经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开府”则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扯建立府衙并且自选僚属，这项殊荣连皇帝的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后来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这才换来“开府”殊荣，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
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司马攸一直待在洛阳，从未上过战场，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
皇帝还加赐司马攸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间，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作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傻侄子司马衷读书。
司马氏标榜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一直保持着恭谨谦逊，小心翼翼，不犯过失。当初司马炎授权诸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表示天下尚未统一，王的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舍己为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担心将会落空，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个意外就是白痴太子司马衷。
四、咸宁二年的未遂政变
尽管给予司马攸许多优宠，但一涉及到君臣名分，司马炎从未让司马攸产生任何幻想。
司马炎深知，司马昭最终将权力传授给自己，表明父亲的选择是要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子孙，而非伯父司马师。司马炎将这一意志体现在祖、伯、父三个皇帝的庙号上：祖父宣帝司马懿，庙号“高祖”；伯父景帝司马师，庙号“世宗”；父亲文帝司马昭，庙号“太祖”。制订庙号遵循的规则是“祖有功而宗有德”，庙号为“祖”，表示这皇帝有开疆拓土或者创立制度之功，庙号为“宗”，表示这皇帝守成有方治国有德。司马炎将司马师的庙号定为“世宗”，即是在抹杀他的创业功绩，将司马师执政的五年定义为过渡期，表示“太祖”司马昭才是继承“高祖”事业的人。
既然司马师只是权力的过渡者，作为司马师的嗣子，司马攸自然没有资格染指皇位。但是司马炎担心他的臣子们不这么想，所以在泰始三年，三十二岁的司马炎早早将儿子司马衷立为太子，以正视听。
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是，随着“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成为朝堂上公开的秘密，而齐王司马攸则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品行与声誉，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理论上讲，司马攸做皇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天下，宣帝之天下，司马攸是宣帝司马懿嫡长孙，具备做皇帝的合法性。即使不论法理，只说血缘关系，司马攸接晋武帝的班，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景帝、文帝当年不就是兄终弟及的么？
当年贾充、羊琇一干人等反对司马攸做继承人，并非对他个人有意见，而是“国赖长君,不利冲人”，司马昭去世那年司马攸才十八岁，毫无政治经验。
同样的道理，现在司马攸已经成熟，而新太子却是个白痴。天下，宣帝之天下，岂能交给一个白痴？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多，自然会结党。党争遂起。
与两汉曹魏不同，司马家的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襄助，因此，新朝虽然建立，站在朝堂上的却全是曹魏时期的旧臣。这些臣子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不计其数的恩恩怨怨，都延续到了新朝。
因此，西晋王朝建国伊始就党争不断，相关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晋书.任恺传》里总结了双方阵营：“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这两伙人相互构陷，先是贾充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然后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于是采用中书监荀勖和侍中冯紞的计策，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嗣君的问题一经提起，马上就跟党争搅到一块，成为西晋朝堂上争吵最激烈的议题。
司马炎头痛无比，他无法容忍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但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直接逼得太子刘据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
其次，即使换个儿子做太子，新太子不是嫡长子，嗣位就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倘若他像齐王司马攸一样誉满天下，倒也可以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新太子在齐王司马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大多来自高门大户，背后都有势力，此禁一开，人人政治投机，然后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就国将不国了。
当时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在北方与西方，匈奴、鲜卑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在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无法预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和稀泥。毕竟自己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认错检讨，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被皇帝知道后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这帮家伙幡然醒悟，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己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己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拥立齐王的那伙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洛阳一片死寂，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为避免疫情传入宫中，司马炎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己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司马攸，并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是你的女婿，太子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己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己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冯紞对皇帝大叫侥幸，说：“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他劝皇帝将齐王司马攸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追究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但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君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
齐王司马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司马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
但一年之后，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八月，司马炎突然做了五个大动作，用以加强皇权，削弱宗室：
一、制定“非皇子不得为王”的原则。司马炎一口气封司马裕、司马玮、司马允、司马该、司马遐五个儿子为王，加上之前的受封的汝南王司马柬、城阳王司马宪、东海王司马祗，使封王的皇子达到八个。
二、对于那些已成立的诸侯国，颁布“推恩令”。按照“推恩令”，诸侯王的嫡长子可承袭王位，其他王子可相应的成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他们的封邑从原先的封国里分割。
三、建立起各封国的置军制度。司马炎按封邑的多寡将封国分成大国、次国、小国三等，配以相应的军队，但是这些国兵并非直接受控于诸王，而是受控于中尉，中尉则由朝廷任命，而且这些军队会逐代递减，最后都削减成小国的标准。
四、任命叔父司马亮为“宗师”，统摄宗室成员，“使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齐王司马攸自然也在这监管范围之内。
五、驱赶诸王归国。八月癸亥，司马炎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向皇帝提出归藩建议的人，是杨皇后的叔父杨珧，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司马炎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的，而杨珧矛头指向其实是齐王司马攸。但齐王司马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供职洛阳，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司马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当时朝廷正在紧罗密布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五、尺布斗粟
司马炎这口气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马隆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这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
此时的司马炎底气非常足。原因有二：一、他一统天下，已经建立足够的功勋与威信，不再是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二、他有了皇孙司马遹。
这个皇孙是促使司马炎在嗣位问题上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子与贾南风成亲，皇帝皇后担心司马衷年幼愚憨，不懂男女之事，就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才人”处于倒数第二等级，仅高于无官秩的普通宫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女官。谢玖的身世也与官职相称，“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她去了东宫，六年后，竟然怀了孕。
皇孙从天而降，这让司马炎喜出望外，却令谢玖忧心忡忡。因为太子妃贾南风是一个暴虐凶残的悍妇，对宫女动辄鞭挞笞打，甚至亲手杀害。太子妃还没有为太子生下子嗣，当然容不得她人捷足先登，曾经有宫人怀了太子的骨肉，太子妃知道后，竟然用戟活生生剖开孕妇的肚子，落下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母子俱亡。
惊恐万分的谢玖请求回到西宫。司马炎知道太子妃的行径之后，龙颜大怒，打算废掉太子妃，经杨皇后、荀勖等人给求情，说什么女人善妒忌这是天性，太子妃年纪小还不懂事，长大脾气就变好了云云，这才作罢。司马炎派杨皇后去东宫，把太子妃骂了一顿，这事就算过去了。
谢玖获准回到西宫，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她生下皇孙司马遹，司马炎将他密养在西宫中，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司马衷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
所谓隔代亲，司马炎越看越觉得这孙儿聪明可爱，他给司马遹取字“熙祖”，从这个字可以看出，司马炎把希望寄托在这孙儿身上，打算让他继承祖先的遗业，并且发扬光大。
至此，司马衷的皇嗣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司马炎已不再犹豫，他有了绝好的借口来说服自己，不错，虽然皇太子愚憨迟钝，但是将来会有太孙继承大统，太孙睿智聪明，是难得的佳儿，将来肯定是个贤君。
为了使这个借口更有说服力，司马炎开始给孙儿造势。他经常在百官面前夸司马遹聪明，说“此儿当兴我家！”司马炎还说司马遹的长相、气质都像宣帝司马懿，这当然是信口开河，司马懿生于公元179年，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他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当世不可能有人知道。不过既然皇帝开金口，说这皇孙长得好、长得像祖先，作臣子的难道还能反对？自然是山呼万岁，向皇帝表示祝贺了。
司马炎还经常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司马遹不同凡响。
第一个例子，是司马遹看到宫中园林里养着一些很大的猪，皇孙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看看，这孩子多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节俭，就知道爱士；
第二个例子，是有一次皇宫失火，司马炎倚着高楼看救火，司马遹牵着他的衣角，走到暗处，对他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看看，这孩子多有孝心，多么机敏沉着。
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皇宫大内，真实性无法核实。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发生时间，都在太康初年，特别是第二个例子，据说发生在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算算正好是太康三年，就是司马炎要对齐王司马攸下手的那一年。
种种迹象表明，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按捺已久的太子党人闻风而动，积极的献计献策。荀勖建议司马炎来个引蛇出洞，他说：“朝野上下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不得继位为帝。陛下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归国，必定满朝反对。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于是在太康三年十二月甲申，司马炎下诏任命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熟悉王朝军事分布的都知道，青州南边的徐州、扬州驻有重兵，那是用来震慑江南吴人的，青州北边的冀州、幽州也驻有重兵，那是用来守卫京畿、防备北方异族人的，唯独青州太平无事，没有驻军，所谓“都督青州诸军事”其实无兵可督。齐国就在青州境内，这道诏书的真实用意，就是要赶齐王司马攸离开洛阳，回齐国去。
这已是太康三年的年底，司马炎迫不急待地开辟战场，大概是打算解决此事再过年了。
齐王党人自然不会让皇帝如愿，他们的反攻迅猛如潮，大出司马炎意外。
首先发难的是宗室元老，皇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拄着拐杖，跑到宫里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随后，征东大将军王浑、中护军羊琇、光禄大夫李熹、侍中王济、甄德，纷纷上书，要求皇帝留下齐王司马攸。他们的诉求当然不是让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而是让齐王司马攸出任太子太保，与汝南司马亮、外戚杨珧一起辅佐太子。
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司马攸早已让司马炎如芒刺在背，不拔不痛快。王浑把齐王司马攸比作周朝的周公旦，但在司马炎眼里，齐王司马攸却是西汉的燕王旦，有篡位野心。退一步讲，即使齐王司马攸没有篡位野心，他是如此受欢迎，完全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把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
王浑等人的谏言，司马炎当然是不会听的。司马炎在感到愤怒，愤怒之余，还有恐惧，因为这些劝他的人个个都在朝廷中举足轻重。
扶风王司马骏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都督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司马炎的发小，也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开国元勋、两朝元老；侍中甄德是皇帝的姐夫；侍中王济是王浑的儿子、皇帝的女婿。这些人如果联合起来，别说是搞政变，打一场内战都够了。
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司马炎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忍不住对侍中王戎发牢骚：“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
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此次驱逐齐王肯定又是杨珧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手刃杨珧。
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求救。
羊琇这回闯大祸了。
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大致的分工，是中护军管辖宫殿之内的禁军，北军中候管辖宫殿之外的禁军，包括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等。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搞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
司马炎龙颜大怒。
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闲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
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
齐王党全线崩溃。
司马炎以为齐王党已经屈服。太康四年新年刚过，他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
郑默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己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
结果这一商议就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司马攸，让齐王司马攸在洛阳辅政。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
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人并不有名，但他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就是魏武帝的儿子曹植曹子建是也。
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司马攸，不如说是在感慨他那长高八斗但却命运多舛的爹。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
两份谏章一齐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背叛了自己。司马炎很伤心，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的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
这时就有人推波助澜，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
太康四年二月，司马炎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
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司马攸上书说自己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皇帝当然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司马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司马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司马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更加措词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司马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问传到宫中，狠狠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己本身还要了解。
皇帝在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司马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人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当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做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司马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司马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为齐王司马攸对他皇位的威胁，为齐王司马攸对他儿子皇位的威胁。
但皇帝一直没动手，这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的不义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表面上是冯紞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
齐王司马攸的葬礼极其隆重，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司马攸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王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司马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逊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这是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
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王司马攸的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的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司马攸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司马攸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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