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现在王阳明很热；现在我们要从中国的价值观念说起。中国古代的价值是以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为最高价值，有的人道德高尚，但是他未必有卓著的事功，未必能给后世留下优秀的著作。有的人著作等身，但是他未必有卓著的事功。中国历史上，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方面都能做到高度成功的人，王阳明算是其中一个。那么王阳明为什么能取得这么高的成绩？我们要从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说起。
我们研究一般的思想家，往往是研究他的思想，王阳明必须研究他的事功，必须研究他的生平。他的事功要靠他的生平才能说的清楚，所以我今天先讲第一个题目，就是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和豪雄式的人格。
生性豪放不羁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他出生于一个高干之家，他的父亲叫王华，曾经中过状元。关于王华的事迹，现在所知甚少。仅仅在载籍上看，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大书特书，就是王华在没考中进士之前，曾经在别人家里做先生，当时他才华出众，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灯下读书，突然进来一个绝色女子，这个女子要求王华同床共枕。王华就说你是什么人？她说我是主人的小妾。因为主人娶了几房太太都不生育，她说主人要我到这里来，希望跟你借种，于是她抽出一个纸条来，王华一看果然是他家主人所写，上面有五个字，“欲借人间种”。于是王华就在上面批了几个字，也是五个字，他说“恐惊天上神”。于是把这纸条让这个绝色女人拿回去，他的主人一看，越加敬重王华的为人。
王阳明从小显出非常好的诗才。有一次他祖父带他到北京去，路过长江，当时王阳明在镇江边上，他口占一绝，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金山就像那个拳头一样，远看很小，他把对面的扬州的水底天给打破了，妙高台是当地的一个名胜，那好像有个仙人在妙高台上吹萧，有条龙闻萧起舞。这个诗做得很有意境，他的祖父一听，说我的孙子将来大概可以做一个大诗人。
王阳明在家里面读书，他的诗才不错，他的老师就问他，你将来是不是要做一个诗人呢？王阳明就说诗作到李杜，不过一个诗人而已。你是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呢？王阳明他从小文采比较好，后来他的几篇文章选入《古文观止》。我们知道《古文观止》选的主要是古文。比如说《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来主要是这个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从这往后，如果能有一篇入选就不错了，王阳明有三篇文章入选，有一篇是《象祠记》，还有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还有一篇《瘗旅文》，这三篇文章都可以说是千古名篇。他从小就显出文章的才能，那么他的老师就问他，你不做诗人也不做文人，那么你将来要做什么？
王阳明说读书做圣贤。我们知道中国的圣贤很多是传说当中的人物，像尧舜禹等等，还有一些古代的圣王，比如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等等。王阳明从小就以读书做圣贤为他的志向。王阳明的骑射也非常的精，他的父亲考中状元以后在北京做官，王阳明也随着他父亲到北京，有时候他功课做完了以后，闲的无事，于是他一个人骑马走出居庸关。当时居庸关外面就是蒙古人的天下，蒙古青少年是精于骑射，王阳明和蒙古青少年在一起练习齐射，他的骑术非常的精，剑术也非常的精，这为他以后平定朱宸濠，挫败皇帝身边的小人的阴谋起了很大的作用。王阳明他经常纵观形势，上到山上，纵观塞外的形势，说这里可以屯兵，那里可以集粮，那里可以车战，那里可以斗战，等等。他喜欢兵法。明朝盛行的这个兵书，就是《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包括像《李卫公问对》这些书，他都看过，而且看的比较熟。他对这些书都做过简单的注释，他经常在饭后把吃剩下的果皮，鱼骨这些东西围成一个城的样子，练习公车战术，所以王阳明他在军事方面也有非常高的造诣。
王阳明在幼小时生母死了以后，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他的身体比较弱。他喜好道家道教之说，王阳明的家乡有一个地方叫做阳明洞，他曾经在阳明洞里面行导引术，类似后来的气功一样的东西。据说他的导引，在这个洞里面，可以知道洞外面的事情。有一次他有几个朋友来看他，王阳明正在洞里行导引，冥冥当中突然觉得有朋友来看他，于是他派他的学生去道路上迎这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到以后就很惊讶，说我没有告诉你我们要来，我们也没告诉你我们从哪个地方来，你怎么就知道我俩来呢？王阳明说了一句话，这不过“簸弄精神”而已，算不得道，所谓簸弄精神，就是直觉，灵光乍现，心里突然的一种灵光等等这样的东西，他觉得这样的东西是算不得道。
王阳明也非常喜欢佛教，他看了不少禅宗的书籍。据说他初入官的时候，曾经到江南去游这个九华山，然后他到九华山访问洞里的一个异人，这个人据说不食人间烟火，渴了喝泉水，饿了就吃山间的野果或者松子。他就找到这个人，这个人正在熟睡，王阳明就在旁边等着，等他老不醒就摸了摸他的脚，这个人就醒了，说山路这么险，你怎么到的？王阳明说我要访问异人，这个人就说，你要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心里有很多困惑，他说我应该怎么学，这个人就告诉他，你们儒家，周濂溪程明道是两个好秀才。周濂溪和程明道都是理学的重要人物，但是都有心学的倾向。王阳明就问，说朱熹怎么样，朱熹我们知道在明朝的前期，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当时可以说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大家都在转述朱熹的学问，能有多大的创造。王阳明一开始也是遵从朱子学，所以他问朱子之学怎么样？这个异人说，朱晦庵只是个讲师，所谓讲师就是说他的学问虽然很广，但是创造性不够。那么说了这句话以后，王阳明就离开了。这两句他切记在心，这个话当然对他后来确立心学立场，也起了很大的帮助。
王阳明出在官宦之家，他从小尊重当时流行的朱子学。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对着家里面的一丛竹子，在那里冥思苦想。因为他听到这个朱熹的学说，主要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初学的不二法门。于是他对竹子去格，结果呢思考了三天，毫无所得，反而自己累病。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圣贤大概是我没有大力量去做，于是他摒弃不用，然后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后来他在18岁的时候，到这个江西迎娶新婚的妻子，他路过上饶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娄谅，这个人是当时著名的朱子学者。这个娄谅告诉他，这个圣人可学而至，还是一套朱子学的方法，所以他这时候仍然尊重朱子学的方法。当然他在江西迎娶也有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就在新婚之夜，他岳父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他闲着没事到街上走，当时到这个铁柱宫里去游览，碰到一个道士正在那里打坐。于是他就坐在这个道士对面，然后把这个道士扰醒，两个人谈话，然后相对打坐。后来没回家，你想新婚之夜，他岳父急的不得了，到处派人去找，最后大概是在天快亮的时候，才在这铁柱宫里找到他。这个事说明，王阳明对这个道家的功法有非常高的兴趣。
我们说王阳明从小经过多方面的探索，这些探索积聚一点就是知识积累，对于价值的树立是有非常高的意义。我们知道“尊德性与道问学”，这是有名的两句话，尊德性主要是修养德性方面，道问学则是穷理方面，中庸是尊德性与道问学把这两种看作平行。但是到王阳明这里，他把它看作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他的意思立个目标可以了，成就德性，但是必须以知识为运用，所以知识为手段，德性为目标。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坚持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当中，不把它看作平行的，而是把它看作手段和目标的关系。
那么好多的对子，大家都看作平行的东西，到了王阳明这里，都把它看作手段和目标的关系。比如著名儒学的16字心传，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很危险的，道心是很精微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惟精就是非常精妙的去学习，心无旁骛。惟一，希望专一；允执厥中，牢牢的把握很重要。惟精惟一也是当做行动的两种功夫，但是到王阳明这里，他说惟一是目的，惟精是功夫，惟精是在局部上用工，那么惟一是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这是用功夫等于两方面的收获，一方是知识上的，一方面是德性上的，时时地把这个德性和这个知识打通为一。
贵州龙场悟道
王阳明考中进士以后，他做过一些小官，这些小官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初步的锻炼。当时王阳明活动的年代，正是明朝的武宗正德年间，正德皇帝当时信任一个大太监叫做刘瑾。当时天下的谚语说京廷里面有两个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刘皇帝一个朱皇帝。坐着的姓朱的就是正德皇帝，那个站着的姓刘的就是刘瑾，可见刘瑾气焰熏天，权势非常之大。他是招权纳贿，当时有很多人都要弹劾他，但都被刘瑾下在狱里。王阳明当时上书言救两个被刘瑾下在狱里的正直官吏，被刘瑾廷杖四十，贬官到贵州龙场里去。这个廷杖在明朝是一个特别不成体统的东西，就是当庭打板子，连朝廷的体面都不顾，不脱官衣就打。那打板子有的被当廷打死，王阳明当时被打了四十大板，打的昏死过去，然后把他谪官到贵州的龙场。
龙场是在贵州的修文县，当时这个地方不像现在开发的这么好，当时真的是崇山峻岭。这个地方有瘴气，而且当时少数民族，中原去的人也都是一些中原亡命之徒到那里去躲罪的。王阳明被贬官到这个地方，言语不通，生活非常的艰苦，跟着他去的几个仆从都跑的跑，病的病。王阳明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个生命大概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了断了。于是他打了一个石土棺材，整天对着这个石土棺材静坐，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大悟格物致知之理。格物致知是朱熹运用的方法，朱熹他的用功方法“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就是涵养主要靠心中的敬，进学就是提高知识，着重在这个致知格物。王阳明在这个地方，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靠着什么撑着他渡过难关呢？就是意志的力量。王阳明觉得，在现在的各种境遇里面，意志就是非常重要。于是王阳明这个龙场悟道，他呼啸而起，说了一句话，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圣人之道，我的本心里面已经自足。他说以前向外求取，向外格物致知，这都是错误的。
这个龙场悟道，对王阳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龙场悟道可以说，确立了王阳明一生的精神，就是心学的精神。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对所遵从的朱子学有一个质疑。他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他说天下之物如何可格？意思就是说，天下事物那么多，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广泛的去格物，大量的去格物，那么格物越多，心中积累的道理越厚重，心里积累的道理越厚越容易豁然贯通。这是王阳明的第一个质疑。他说天下事物那么多，人的经历，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你怎么能格那么的物呢？他的第二个质疑更加深切，他说“纵然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按照朱熹的说法，一草一木都有理，都要去格。王阳明的质疑是说，你纵然是格得草木之理，但是草木之理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性的知识。按照当时儒家的这个修身，着重是一种心中的道德意识。这个科学性的知识，和心中的道德意识如何挂上钩？王阳明觉得朱熹这个道德还不行，所以他就说，纵然格的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他在龙场格物之后，是以诚意为主去格物，就是说在那个德性的一个前提下，去从事知识的活动，这个知识活动才不会是散乱的，才是有一个主线串起来的。这个龙场悟道可以说，确定了王阳明的心学立场。因为龙场悟道得力于静坐，所以他非常提倡静坐。后来受到刘瑾迫害的人，都得到平反，于是王阳明也被平反，他先做一个庐陵县的知县。在庐陵县知县的时候，他让他的弟子去静坐，因为他自己在龙场得力于静坐。对于他的这个静坐，很多人养成喜静厌动的毛病，静时一切皆好，动时一切主张无相。于是王阳明又教人换一个方法，他不让他的学生专门去静坐，而是去追求定，这个定呢就是“动亦定，静亦定”。他这个动静就是所遇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定呢，是心里面的一个追求，或达到的目标，就是动亦定，静亦定。
立德立功立言
王阳明在龙场以后，做了几任官。他几次大的事功都是在这个龙场悟道以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是在这个广东福建，江西湖广，这四省交界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漳州这个地方。当时有个山寇，朝廷多年征剿不下，朝廷推荐王阳明去征剿这个地方的山寇，王阳明答应了。王阳明出兵之前，他两个弟子在争，一个说王阳明没经历战争，此去能不能成功呢，我对他抱怀疑态度。另一个弟子就说，说王阳明此去一定立功。那另外一个弟子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学生就说我触之不动，意思是说我用各种东西去感触他，他能做到不动。军事活动的一个大将，要有静气，要有定力，触之不动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他说我触之不动，就从这一点，我考虑王阳明可能会立事功。结果王阳明去以后，果然立了大功。到了地方以后，他发觉这个山寇和下面这个官府里面的很多人是有联系的，很多就是山寇的奸细，于是他查办了几个。为了切断山寇和下面的联系，他立十家排法，这个十家排法就类似于后来的保甲制，就是写块木牌，上面十家为一排。这木牌上面把这十家的姓名，籍贯，所做的什么事情，从事什么工作，家里几口人，都排列清楚。这个排列在十家轮流转，各家来的亲戚，来了生人都要让这十家周知，出了问题，则要连坐。于是王阳明用这十家排法，首先切断了下面和山上的联系，于是王阳明就进去了，这山寇被他平定。当然王阳明的计用的非常多，一般的像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瞒天过海，这些计在中断山寇里面都用到了，那么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他的军事斗争最为惊心动魄，王阳明平定明朝朱宸濠的叛乱。明朝还有一个分封，这个分封和周朝时候那个分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有20几个儿子，分封在各地。当时势力最大的，主要是山西的周王，还有北平的燕王，还有包括南昌的宁王。北平的燕王就是后来的一位皇帝，从他侄儿建文帝手里夺到明朝江山的就是这个燕王，就是后来的明成祖皇帝。这个宁王当时分在南昌，他好几代都不甘心做藩王，想做皇帝。那么在武宗正德期间，他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他收买当地的官府，私造兵符印信，然后收买地方的将领。于是他集合十几万人的部队，想夺明朝的天下。于是他向北方进军，当时先头部队已经打到安庆。这时候王阳明要到福建去处理一些军务，路过南昌的时候，他听说宁王反了。他一方面飞马报告朝廷，另一方面他调齐了地方不肯依附于宸濠的军队。当时跟在他身边的学生说，你何必要淌这个浑水呢，我们又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说任命你去平这个叛乱，我们还是办我们的公务吧。王阳明说不行，国家有难，臣子如果不担当起重任来，有愧于国家。于是他决定调集地方的部队，跟宸濠来战争。当然有一件事情很感人，当时王阳明的夫人也随军，因为王阳明决定把他的夫人送回余姚老家去，这时候他的夫人很坚决，说我不走，夫君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说我这时候走，主要的将军都送走了，下面的兵士还有战斗力吗？她说我坚决不走，王阳明拿她没办法，于是他的夫人就在宅子周围围满了干柴，说你到前方打仗，我如果听到你战败的消息，我马上引着火，我和这宅子一起毁尽。王阳明受到夫人鼓舞，决心要和宸濠决一死战。
朱宸濠的兵士全部都往前线走了，王阳明就往抄南昌空虚，于是他急攻南昌。他拿下南昌以后，当时溃散的军队到前线去报告宸濠，说南昌被王阳明偷袭。宸濠马上回兵自救，这都在王阳明的算计之中。王阳明回到这个地方等着他，双方在鄱阳湖相遇，然后激战了大概有45日左右，最后王阳明生擒宸濠。王阳明把生擒宸濠的捷报带到北京，这个时候正德皇帝刚好调到兵，然后摇摇摆摆的刚刚到了良乡，过去已经出了北京城了，但是现在还没出北京。武宗正德皇帝和别的皇帝不一样，别的皇帝喜欢做皇帝，他喜欢做大将军，他觉得做个整天在紫禁城里像个金丝笼子的小鸟。他要做大将军，要驰骋战场，要带兵打仗。他身边有几个太监，有几个将领，知道他好这一口，于是他们听到生擒宸濠的消息以后，就告诉王阳明，说你们把宸濠放了，等武宗皇帝亲自跟他接战，高颂凯歌，然后满足一下这个皇帝做大将军的嗜好。王阳明一听坚决不行，说费了多少士兵的生命，费了多少国家的钱粮，我们才生擒宸濠，哪能为了满足皇帝个人的喜好我们把他放掉。于是王阳明不听，他托病在一个地方躲了起来。皇帝身边的小人就鼓动皇帝说，你就去吧，到那个地方我们再找机会跟这个宸濠再战斗。于是他们一直走到南昌。
因为王阳明没有听他们的话，所以北京这些将领非常得不高兴。于是他们造谣，说王阳明一开始和宸濠是勾结的，后来听到皇帝陛下亲征，所以他才征宸濠。说他起先勾结宸濠，后来出卖宸濠，当然这些流言一听就是谣言。王阳明为了破这个谣言，也为了安抚北军的人心，他知道北军远来水土不服，于是派医派药到前线去，慰问这个北方来的军队，同时为他们治病，治这个水土不服，这一下子北方军队的情绪就安定下来。皇帝身边的亲信呢，他们又生一计，他们想当中羞辱王阳明，单挑和王阳明比剑。他们觉得王阳明是个文官，大概不会走马射箭。王阳明一开始说不要比，最后这些将领一定要比，就是要羞辱王阳明，王阳明不得不答应。结果比的结果呢，王阳明在少年的时候，他跟蒙古青少年骑术学的非常精，结果一连比了几场，把北军将领当中最善射的那个人比败。说当时射箭的王阳明射中了以后，当时北军是欢呼雷动，一下子把那小人的气焰给射下去了。所以王阳明后来就说，我这个良知哲学是“从百死千难”得来的。他甚至说他在平叛这个事，难不在军事斗争，难就难在如何应对这些小人的诬陷造谣生事。最后北军一看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正德皇帝也就御驾回宫了，那么这个事情就算平息下去。
平定藩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劳，所以王阳明由此受封为新建伯，这是第二次大的军事斗争。第三次是王阳明晚年，说是晚年，王阳明50多岁，王阳明到50岁的时候，他父亲病逝，于是他回浙江老家守孝。守孝期满以后呢，王阳明就不想再出来做官了，他这时候讲学正讲在兴头上，这时候他的讲学活动达到了高峰。据文献的记载，当时经常围在王阳明身边，经常听王阳明讲课的有六七百人，而且送往迎来，可以说一年无虚日，甚至后来的弟子太多，王阳明没办法亲自指示，他让他的上座弟子先教导这些后来的弟子，然后王阳明在后面点拨一下，说几句鼓励的话，就算是王阳明弟子了。当然这些弟子乐于做王阳明弟子，那么走了以后都可以说是欢呼雀跃。
当时王阳明家乡附近的民房都被租住完了，寺庙里面也住满了人，甚至王阳明家乡附近的山洞里面都住着人。后来晚来的弟子没地方住，只好轮流睡觉，经常围着王阳明听讲的，六七百人，王阳明弟子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高的有状元，王阳明弟子里面有几个是状元，进士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明儒学案》里面的阳明弟子，一看他们的生平，进士很多。当然也有大字不识的人。这时王阳明讲学正讲在兴头上，他不想出山，恰好这时候呢，广西的思恩田州的这个瑶族作乱。当时瑶族作乱主要是由于流官和土官的矛盾，流官就是派去的汉官，因为是这个轮流，所以就叫做流官。那当地的土司呢，叫做土官，当时很多流官是贪得无厌，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珠宝，然后土官不堪欺扰，最后带领瑶族群众上了山。
朝廷派王阳明去平息这些少数民族暴乱。王阳明打听到这件事的起因，主要是土官和流官的矛盾，于是他到地方严办了一个流官，同时答应这些土官，只要你们下山归农，既往不咎，土司可以照样接着做。他为了表示朝廷恩威并用，他和这个土官经过多次谈判讲好，说土官只有归农既往不咎，但是为了体现这个朝廷的尊严，他让这个土司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到军前来见王阳明。然后王阳明象征性的鞭打他几下，就把这个朝廷的脸面也顾全了，然后跟土司底下讲好的条件一一兑现。于是他征剿这个思恩田州的这个事情，可以说基本上兵不血刃就解决了。
当时的广西另外还有一股匪寇在作乱，就是这个八寨断藤峡，十万大山。这个地方历来是出土匪的地方，所以后来这个电影，这个《英雄虎胆》征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土匪。王阳明把这个八寨断藤峡的土匪也平定了。当然这个平定得到了思恩田州的土司的帮助，一个他们地理比较熟，另外他们派这个土兵协助王阳明，八寨断藤峡这个山寇给平定了。
王阳明一共为朝廷立过四次大的功劳，第一次就是平定四省交界地区的山寇，第二次是藩王的叛乱，第三次是就是平息思恩田这个地方的瑶族的叛乱，第四次就是平定八寨断腾峡这个地方的土匪。王阳明平定了八寨断腾峡土匪以后，他就回军，结果在回军的路上死去了。王阳明一共活了57岁，岁数并不大。但是他一生可以说事功卓著。我们说立德立功立言，而王阳明立言方面也是非常的特殊。他现在留下一部不朽的著作就是《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主要的就是其中的哲学著作《传习录》。这个《传习录》，书名当然取自《论语》，《论语》里面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老师传授给你的学问，你是不是温习。这个《传习录》是王阳明讲学的语录，它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他早年的讲学语录，中卷是他跟朋友的论学书信，后来在编订这个《传习录》的时候，他的弟子把它改成问答题。《传习录》的下卷着重是阳明晚年的讲学语录，特别是他在家乡守孝讲学期间的语录。王阳明的《传习录》可以说在语录体里面是非常杰出的著作。我们不要轻看这个语录体，宋明理学可以说他们的学问很多就是靠这个语录体。王阳明的著作三十八卷，其中包括和朋友的论学书信，还有在各种军事政治活动当中，给皇帝的上书给地方官府的公文等等。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可以说义理通透，文辞灵动。我觉得它是这个语录体、讲学语录当中最好的一部。
心外无理
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确立了心学立场。首先，就是对于以前大家共同尊重的朱子学的主要观点的一个改变，比如说他有个四句理，这个四句理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个身之主宰便是心，就是说心是身体的主宰。比如我们看见一个人很气，我跟他就是有什么过节，我有时候甚至想揍他一顿，那么我这个拳头伸出去一定是受我这个心的指令，所以这个身体的动作，是受心的主宰的，所以身之主宰便是心。那么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也就是一个意念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它一定是心里面所发的。意之本体便是知，这个本体就是本质的意思，这个意念它的本质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心里面发生的一个念头。身是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这三句话当然朱熹也这么讲。但特别是第四句，王阳明就和朱子大不一样，他讲这个第三句，是为第四句张本。他说意的本质就是知，那么意之所在就是物。意之所在就是说意念当中的指向，就是一件物。比如说大家在这坐着听课，下了课我要去会见一个朋友，下了课我要去图书馆里面继续攻书，这都是心里面所起的意念，那么这些意念的指向，比如说我去会朋友，我去功书这些都是意之所在，这就是物。这个和朱熹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按照朱子的说法，这个物就是我心之外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物体。
王阳明他是讲，这个物就是意念的所指，那么意念所指它仍然在脑子里，所以王阳明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心外无物”。他为什么这么讲？他就是要把一般的知识活动改成和德性挂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认识我们之外的课题，这个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知识的活动，但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件事情我们做什么事，如何做这一定和我们的这个道德挂上钩。比如我们做的事合不合我们的意愿，合不合我们心里面所认可的道德价值，我们如何去做这件事，采取什么手段，这些都和主体的意志，主体的价值观念挂上钩。那么这就把一个纯粹的知识活动变成了必然和道德相关联的一种活动。所以王阳明这一改，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王阳明讲这个心外无物。
另外，他也讲“心外无理”。所谓心外无理，王阳明是从孟子出发，我们知道孟子讲人都有良知，孟子对于良知的定义就是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父亲是应该孝敬的，知道兄长是应该敬爱的，看到小孩掉到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人的良知，这个良知是人天生的，不是从外面求得的。我们知道孟子在对这件事，他有个著名的论证，孟子说假如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面去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怵惕恻隐之心。所谓怵，看到一个小生命即将完结了，有一种害怕的情感。惕呢，看到一个小生命完结了，人不会昏昏欲睡，他的心必然警惕起来，那就是惕。恻隐呢，就是一个小生命即将完结，都有一种怜悯他，同情他，有一种想去救他的冲动，这就是怵惕恻隐之心。按照孟子的论证，说人之所以产生这种心，并不是为了通过救这个孩子可以结交这个孩子的父母，假如这个孩子的父母是有钱有势的话，也并不是因为通过救小孩子，可以在乡里朋友之间获得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名声，也并不是因为厌恶这个孩子掉到井里面去那种难听的哭声，而是仅仅出于当下一念的本能。按照孟子的说法，这是人最真实，最直接，最原始的情感。当然孟子他也说，这时转念的事情是会发生，而且是经常发生，说本来要去救这小孩，可是一想转念要去救这小孩我的生命可能也就搭进去了，于是不去救这是转念。那么转念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孟子他论证，人的恻隐之心不是从转念以后，而是从人看到这个小孩一步一步将要掉到井里面去的那种最直接最原始最当下的，他是从那个情景的这个心里感受出发，所以孟子论证说人见孺子入井都有恻隐之心，所以这就是人的良心，孟子也从这个地方去证明人性是善良的。
王阳明这个学说，他首先接受了孟子，他觉得人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首先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这种道德情感。在王阳明看来这就是最大的理，这就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所以心外无理。他说做人的根本道理就是人天生不假外求的，所以心外无理。所以王阳明首先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对格物致知的定义也有所改变，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格就是改正，所谓格物就是改正心里面不正确的念头，把这个不正确的念头改正过来，使它归于正。我们说这个定义有没有典籍的根据，当然有，这个典籍的根据就在孟子。孟子有句话“大人格君心之非”，那些大的人物可以凭他的智慧把君主里面那些不好的念头给他改正过来，大人格君心之非，这个格就是改正的意思。
当然这个格物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关于格物当然典型的有这么几种解释，一个就是郑玄的解释，“格者至也”，至就是到的意思。郑玄的解释就是“知之善深则来善物，知之恶深则来恶物”，意思是说你脑子里经常想什么东西，那么你碰到一件事，你脑子里经常想的就是和这个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他所讲的格物。后来当然还有一个格物，朱子讲的格物非常典型，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事物的道理。所以朱子的格物致知就是“格物，穷也”，就是到物上去穷究事物的道理。这个意思在朱子对《大学》的注释里面讲的很清楚。还有第三种格物，就是王阳明的解释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后来清朝的颜元，这个颜元他讲格就是格斗那个格，手格猛兽的格。这个格物，就是对我们知道的物反复的实践它。他和朱子不一样，朱子是去探究它的道理，那么颜元是反复的去实践它。
这几种对格物的定义中，王阳明的定义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就是“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是不同的。朱熹的格物就是这个心和物是一种并列，就是用我的心去考察外部事物，去了解外部事物的道理，然后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上来，那么我心和万物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到了王阳明这里呢，他把朱子着重是知识的活动，变为着重是道德的活动。当然我们说朱子作为理学家，他也不是不讲道德，所有理学家道德都是他非常注目的方面。但是朱子的格物致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累的多了，然后才能贯通。到贯通的时候，他才容易把这个具体事物的知识和那个道德挂上钩。但是王阳明觉得朱子的这个格物方法，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初学者他往往容易一头扎在这个具体事物的道德里面，和自己的身心扯不上关系，放松了这个德性的修养。所以王阳明要把这个格物变成一个时时和德性有关的活动。
为什么这个德性是王阳明这么关心的一个东西呢？当然这和王阳明从小的志向有关系。王阳明认为他那个时代有四样弊病，一个是功利，一个是辞章，一个是佛，一个是老。功利我们知道到明朝这个城市的规模有很大的发展，市民的数量增长很快，这个市民阶层慢慢的生长起来，甚至有很多研究者说，到这个明朝中期开始，有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不按照这个路去走，但是到明朝到这个时候，当然它的商品经济就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个时候功利思想当然是全社会非常盛行的一种思想。还有就是辞章，所谓辞章就是当时很多人，把这个读书仅仅看作一个求取功名的手段，就是读书只是为了文章做的好，那么这个儒家所讲的修身这些东西不往心里去。所以王阳明觉得，这也是当时社会一大弊害。另外就是佛和老，佛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空，就是涅盘成佛，他们要成佛，儒家这些道德活动，正是他们所贬斥的。道家追求成仙，这些道德的活动，也是可以说是成仙的一个妨碍，因为这个在老子道家那里面，就对这个儒家讲的所谓德性都持贬斥态度。老子就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庄子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他们认为这个超道德才是最高。但是儒家始终把这个道德活动作为人的基本活动，作为人在世必须追求的一个东西。那王阳明觉得他这个时代，这个功利、辞章、佛和老都贬斥道德，所以他要特别提倡道德，他要用这个东西来挽救世道人心，这个一直是王阳明心里面的一个向往，他的这个学术活动特别是龙场之后确立的心学立场，直接就和这个东西紧密的相连起来。
致良知
我们说王阳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王阳明的精神就是把精神活动的全部内容调动起来，使它共同融成一个整体来面对我们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就王阳明的学术里面，它充满了诠释的精神，诠释就是解释，那么哲学活动它本来就是一种解释的活动，特别是儒家，比如儒家典型的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在道家看来天地万物自然而然，但儒家他把这个天地万物看作生生不息，这生生不息它代表了一种天地的创造力，一种无穷的创造精神，和一种健动的生命力。这都是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觉解，所以儒家对万物充满了这种解释的精神。
到王阳明这里呢，他讲这个良知，这个良知在王阳明这里，他是用形容周易的一段话来形容这个良知，他说良知就是易，这个易是为道也屡迁，一阴一阳之谓道。但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表现在一切地方，表现在一切时间内，它是变动不居的，它周流六虚，六虚就是上下前后左右，它流通在一切处，上下无常。因为周易每一卦都由内卦外卦，也就由上卦下卦构成，这上下两卦不一样，然后整个卦象就变了，就变为另一个卦，所以周易它是上下无常的。刚柔相易就是说这个周易它是由六爻组成，那么除了乾坤两卦以外其他的卦都是有阴有阳，这个刚柔它是不断变换，此卦和彼卦的区别，主要在这个阴爻阳爻的数目以及它的爻位上。所以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就是阴阳它是一个根据当前的时间条件，就是要灵活解释的一个东西，不能把它框定，如果框定了，那么它就会出问题，所以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就是它和当前这个变换的情况，正好适应，这就是周易所追求的。那么王阳明他说，我这个良知就是个易，就是说良知它不是一个框死的东西，我们说王阳明的精神最突出的就在这一点。
所谓良知，在王阳明这里最早就是孟子所讲的道德意识，但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它和人的精神的各种因素都灌注在融合在良知里面，比如说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人的情感，人的直觉能力，还有人的反应能力，这都是精神活动。王阳明讲这个良知，就是这些东西的一个综合体，它最早只是一个从孟子那儿借过来的，最早只是一个道德意识。但是，在实践活动过程当中，他把它变成了整个精神活动，良知就是整个精神活动的代名词。那么这个精神本体可以说它里边的这些因素在不断的整合，这个整合变的越来越融洽，这个整合了以后，应对当前的事物越来越灵敏，越来越敏捷，越来越好用。
所以王阳明，他这个良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灵动的东西。王阳明对朱熹易有一个批评，朱熹讲每一个事物都有理，而且那个理是个定理，比如说桌子有桌子之理，椅子有椅子之理，桌子之理不是椅子之理，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混淆的。但是王阳明最反对朱熹的就是这个定理，他希望找出一种东西，把各种事物的这个理，把它整合成一个，把它进行一个综合或者提升，不是把它看成一样东西只能应对一样事物，而是把它综合提升成一个，用它应对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且这个事物的这种应对是非常灵活，所以王阳明他自己说我这个良知是任何人也做得，公卿大夫也是致良知这三个字，说三家村里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也是这三个字，但是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也就是一个小孩他的知识水平到那个地方，他的这种直觉能力他的感受能力，就到那个地方，他就从他已经有的这个获得，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前走，所以王阳明这里说，致良知任何人可以做。
王阳明用“致良知”这三个字来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一切概念，这是一个高度凝练的东西，比如说《大学》的明明德，王阳明的意思就是说良知就是个明德，这个致良知就是把良知推致到事事上去，推致的活动就是明德的过程，所以致良知就是明明德。他说致良知又和亲民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人不能一天坐在书斋里明明德，明明德一定要在和大众的活动当中才能明这个明德，所以明这个良知自然就包含了亲民。所谓止至善，良知就是至善，这个致良知它是永无止境的活动，就是不断的向至善靠近，所以致良知就是止至善。然后他说良知又和中庸的概念是一致的，比如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王阳明说良知就是人的天命之性，这个良知直接就是心和性的打通。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和朱熹是不同的，朱熹的心主要是一种认知的能力，而这个性他驻着在心里面，他讲心统性情，但是性不直接就是心。王阳明他是讲心即理，讲良知即天理，所以良知直接就是和那个天命之性打通的，就是天命之性在人心里面的一个直接的展现，所以良知就是天命之谓性。那么良知就是率性之谓道，率就是遵循的意思，遵循着上天给人那个善良本性去做，这就是人现实的道理。王阳明说，良知你去致，致良知就是率性就是应该做的这个道理，所以良知就是率性之谓道。那么良知就是修道之谓教，修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按照这个良知去做的过程当中，这个道是个整体的东西，你要把这整体化为具体，每一个具体事物对于这个追求道的人都是一种教化，所以修道之谓教。
所以王阳明这个灵活性就表现在他可以用这个良知去解释一切，儒家的一切重要概念，王阳明都用这个良知去解释。当然王阳明这个良知解释一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所以王阳明曾经说，我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个百死千难中得来，就包含着早年的兢兢业业，与晚年的狂放。我们说一种学问，只要是他带有一种修身的性质，它都可能有早晚不同，因为这个修养它有这个功力深厚还是浅薄的不同，就包括孔子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那么到七十他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使精神得到极大的自由，同时又不逾越规矩。但是达到这一步，它是在十有五志于学，一直到三十四十五十在不断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体验，在不断的觉解，他最后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阳明其实也是，他早年特别讲究这个兢兢业业，《传习录》有一句话，就代表他对《周易》的看法。这四句话里面就说明了，他早年的这个兢兢业业，比如他说《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我们知道《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辞有六十四条，但是在王阳明看来，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个爻辞卦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个“潜龙勿用”代表什么精神？沉潜下来不要急着表现，苦练内功积聚势力，然后以图后举，这就是初九潜龙勿用。王阳明又说，他说易之象是初卦，这里面王阳明讲到了，辞、象、变、占。我们知道《易传》里面说到，说易有圣人之道四，《周易》它包含了圣人之道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卦爻辞，一个方面是卦爻象，一个方面是靠这个卦爻刻画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卦爻辞当中出现的占断之辞，比如吉啊、凶啊、悔啊、吝啊这些东西。王阳明说，《周易》这个卦爻辞可以概括为“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他说易之象是初卦，那么初卦就是第一卦的第一爻的这个爻象，也就是乾卦的初爻的爻象。这个爻象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没有给它垫底的，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从零开始创业，在他上面有五个阳爻压着他，代表五座大山。阳爻它本身代表一种动，刚健的一种上升的这么一种势，所以阳爻它应该是刚健上升。但是在这上升的上面呢，有五座大山压着他，这就需要坚韧需要潜藏，需要苦练内功。王阳明讲说，这个易之象是初卦和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这个精神是一致的。即使你事业大成了，你也要把它看作是碰到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意思是不管你事业如何大成，都要保持艰苦创业的精神，都要保持那种不张扬，那种不表现，要讲这个沉潜。
所以王阳明晚年有句话，他说人也是天地万物之一，他说万物的本性就是一种收敛，他说发散是不得已，这个不得已就是说你那步潜藏已经足够了，那么他自然会展现，这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当然万物以收敛为主，所以王阳明说，这个易它的全部卦爻辞就是潜龙勿用。他说易之象就是初画，他说易代表的是变化，你要把它看成恰好碰到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那么易之占是用其辞，周易有占卜的功能，但是在王阳明看来，只要按照初九潜龙勿用的精神去做，不用占卜自然就大成。因为沉下心来就是苦练内功，积聚力量以图后举，他说你按照这个去做，何必要去占卦呢，何必要去那个侥幸。占卦的很多人是为了图这个侥幸，王阳明说，一切要沉下心来，不要图侥幸，要扎扎实实的去做。
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他因为早年奉守了“初九，潜龙勿用”这六个字，所以他才取得那么高的成就，也就是说有了这个凝聚才有发散。那么按照他的弟子对王阳明的描述说，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前有三变，龙场悟道之后又有三变，但龙场悟道这三变主要是比如说辞章、骑射、佛老。那么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呢，初次阶段是静坐，第二个阶段是不要静坐，追求这个定，到最后的阶段，“赤日当空，万象毕照”，就是说他的良知达到了高度的成就，既有战略上的那种大开大合，又有具体战术上的细入毫芒。它是一个战略上的大开大合和战术上的细入毫芒，把它结合起来的这么一种气象。
我们说王阳明的成熟学说是致良知。这个致良知，它可以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由内向外”，一个是“由外向内”。当然致良知的这两个方向，和“致”字的这两个方向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说致敬，就是把我对你的敬意给予你，这是从里到外。我们还有个词叫做罗致、招致，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收归到内里来。王阳明这个致良知也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从内到外，从内到外王阳明说的很清楚，他说所谓致良知者，就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个意思就是说，致良知从内到外的活动，就是把我心里面的良知推广到我做的事上去，在事上要按照良知去做，确定正确的方向，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谓的做事要讲良心。当然这是致良知的第一个方面，光靠这个方面是不行的，因为人光有善良的意志是不一定能做好事，如果做好事还要有大量的东西在后面。
第二个致良知的意思呢？就是把在外的东西收归于内，比如说我们把良知推广到做某事上去，那我们在做这个事的过程当中，获取做这个事情的知识，另外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上得到了意志的锻炼，假如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做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撑持下去，我们的意志会得到锻炼。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在很多是诉诸直觉，直觉的能力如何那也是靠在事变上来锻炼。那么还有人的情感，是不是很真挚，是不是很精纯，这些都要在事上磨炼。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做事是讲两个方面，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两个收获，一个收获就是德性上的，就是要把内心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使我们遵守一个正确的价值方向。另外，在做每一件事上要在这个事件上获取知识，要锻炼意志，要锻炼直觉能力，要纯化我们的情感，所以这些东西是做事时得到的。当然在某件事情上肯定理性多一点，在另一件事情上可能意志的锻炼更多一些，在某件事可能是情感的纯化更多一些。
但是在王阳明致良知这个活动里面，他要求这些东西都要包含在致良知之内，致良知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活动。知识活动在王阳明这里它一定要和德性挂上钩，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可以说它是一个以德性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活动。所以王阳明他特别强调道德人格的主动性，他有一句话，他说“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他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像镜子一样，镜子它会照物，那么人呢要靠心去应对外部的事物。他说一般人都怕这个事做不好，所以都想如何把这个事情做的好，在这个事情做的好上下功夫，王阳明他说我的功夫主要在你心里面明不明。
当然心学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意志的活动，它也有审美的活动在里面，因为在中国这个学问里面，可以说达到一个高的程度的话，这些东西融合在了一起。王阳明《传习录》里面有一段就是著名的南镇观花，说王阳明有一次和他的弟子到这个南镇，是当地的一个名胜古迹去游玩，他的弟子就问王阳明，说你主张心外无物，这个山谷里的花树不管我们来看不看它，它都在这个山谷里面自开自落，那么怎么能说心外无物呢？这个王阳明就给他解释，说我们没看花的时候，我们的心和这个花同归于寂，当然王阳明并不说这个花存在不存在，而是说同归于寂，同归于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花没有被你看之前，你没有去看花的活动，这个花它的形象也没到你心里面来，所以你和花没有交涉，都归于寂静。我们来看花的时候，这个花一时明白起来，就是一下子在你的心里面显现出来。现在有很多人，对这句话大加发挥，这个大加发挥它是从存在主义这个角度去发挥王阳明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中外的大思想家，对某些道理都有所见，意思就是说，人的活动它离不开物，人在物中成就自己，如果没有物那么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而且人和物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活动，仅仅知识的活动就把人的各种活动窄化了，人的活动是复杂的。就拿观花这件事情来说，它既是个知识的活动，也是一个理解的活动，它也是关乎到人的境界的活动，而且关乎到人的审美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综合起来那么就是王阳明所谓良知的活动。它不是个单面的活动，就是说人只有在和物的交涉过程当中，他的心才能展现，他的各种活动才能扩大，如果心不和物接触，没有发生这种觉解，没有发生各种各样的良知的综合活动，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局限的东西。王阳明的良知，就是要突破人的局限，要把人的精神活动，里面的各种因素充分的调动起来，把它融合成为一个，在解决当前的面对的事件当中，人的精神因素都发生作用，人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它不是只有一种因素在发生作用，有的人比如说他的意志比较软弱，那么经过这种锻炼的良知，他的意志会坚定起来；有的人知性活动比较迟钝，那么在这种致良知的活动当中，人的这种知性活动，这个知性会变的越来越敏锐；还有人的审美活动，在这个知性的锻炼当中，人的这种审美活动它会逐渐地增强，良知就是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我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王阳明是朱熹和陆九渊这两家的综合。我们知道朱熹主张“向外格物穷理”，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陆九渊这个先立乎其大在王阳明看来，它只可以做世人的精神方向，只可以做励志的方向性的东西，但是它不能做实践当中的全体。说朱熹向外格物穷理，他的知识非常的丰沛，但是缺少一个贯穿性的东西始终把它串起来，所以王阳明想用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把朱熹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串联起来，要在先立乎其大的统领下去格物。所以王阳明对于朱熹一开始有相当多的批评，他批评朱子“心与理为二”，说朱熹的学问比较支离破碎，但是到晚年他对朱熹赞扬很多，因为他的很多学生学着他的样去批评朱熹。王阳明意思是说，你们不能乱批评朱熹，不要学着我的样去批评朱熹，他说朱熹解经解的那么明确，他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你们的学问才做到哪一步，你们张口就批评朱熹，这可以吗？所以王阳明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就是要把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和朱熹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知识的丰沛这种知识活动的笃实，把这两个东西给它统合起来。
知行合一
下面我们再说说王阳明学说的特点，他这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一般人们所了解的知行合一不太一样，一般人所了解的知行合一总是说，知了要去行，但是王阳明说知了要去行实际上已经在知行上分了先后。王阳明这个知行合一，它是知和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对于这个知行它往往从三个角度去考量，一个是知行的先后问题。那么重知的人说知在先，重行的人，这个知它是在行之后，主张人要去行。所以前人有先知后行一派，也有先行后知这一派。还有就是知行的轻重，有的人说知为重，说你没有知你那个行能有好结果吗？有的主张行重，说知只是脑子里的构想，只有行才能把它变成一种实际的活动。还有难和易，中国古人比如说中国的古书，《尚书》里面提到一句话，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就是说知不算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行。
在王阳明这里，他把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这三个问题都消解掉，他认为知和行是一个活动的两个方面，就像鸟有双翼一样，车有两轮一样，它既没有轻重之别也没有先后之别。知是一个一件事情的脑子里的构画设想，行就是把脑子里的构画设想把它实现出来，他说一个行为它是既有脑子在构画，也有把它实行出来，所以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所以王阳明提出一句话，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它是行的开始，行是这个知的一个完成，他们是在知和行这两者里面。他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你要行，首先知道的明白，要调查的仔细，这就是明觉精察，这个就是知。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你明确精察，你要真切笃实的把它实现出来，这就是行。所以知和行本来不可离，它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王阳明他讲不是知和行先后难易，而是说知和行本来不可离，后来为什么把知行分开了呢？他说这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喜欢知，所以坐在书斋里冥思苦索，不去大胆的实行，最后的知也不过是揣摩影响，也只不过是一个空知。还有一种人，喜欢去行，他说这个行如果没有正确知的指导，也只是一个胡乱的实行，是莽撞的行为，王阳明觉得一个行为要想有效，必须是知行合一的。
当然，中国人非常重视知行合一，王阳明这个思想只不过是古代所讲的知行合一的一个贯彻，把它贯彻到极处而已。当然这个贯彻的极处，和前人讲的不一样，前人就是说知唯有去行，王阳明说不是真的要去行，而是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本来就是不可离的。那么王阳明这个知行合一，他早年和晚年，是有不同的说法。早年他讲知行合一讲的比较多，早年他提出一个命题，说“一念发动处就是行”，他的意思是好多人起了一个坏念头，觉得坏念头存在脑子里，我只要不做，没有关系，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就是行，就是这个坏念头在脑子里，不但你不能做，在脑子里甚至不能有，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讲知行合一。不过到了晚年，王阳明只讲致良知，他说良知就是个知，致良知这个致字就是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晚年致良知这三个字，可以灵活的解释儒家的所有概念，也可以解释知行合一。
另外在王阳明这里，他是分析与综合的合一，这个分析就是说它对事物的理解非常细致，这个综合就是说它有一个总体性的、有战略上的考虑。这个我们从王阳明一生的行事上可以看的很清楚，特别是王阳明在行兵打仗过程当中，他和这个地方政府的往来公文，我经常说研究王阳明一定要看他的年谱，一定要看他的那些行军打仗的公文，那是他的实学。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个大的口号，这个口号里面包含很多细的东西，我刚才说经过一外一内，这个致良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永无止境。这个致良知的活动是没有停止的活动，因为人总在不断往前走，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他要把外部的很多东西要吸收到内部来，这个内外的融合就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王阳明他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明朝中后期的很多学问，在王阳明所讲的先天、后天、动、静、一、多、本体、工夫，在这打转。所以我们说王阳明从他的本意来说，他特别张扬道德，但是他自信良知，他特别有一种推倒偶像，开拓心胸的精神。这个精神对他的弟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向狂放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说阳明学他这套精神说到底就是把精神的各种内涵充分调动起来，加以整合，使他应对当前的一种活的智慧。他不是个书斋里的学问，他这套东西是充满一种解释的精神，比如良知本来是个道德的意识，但他后来把人的精神的各个内涵，都融到这个良知里面去，这个良知越滚越大，从这个道德意识，到那个越滚越大的良知，这是一种诠释、一种开放。
同时我们的良知来应对具体事物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大的东西用在应对当前所遇到的具体，这又是一种解释，所以阳明的这个学问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反复的运作，使人的精神活动在这个反复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内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锻炼，同时这个锻炼它是一个整合的过程，是一个更加精密的过程，所以阳明学不是一个师心自用的学问。后来的人经常质疑，说心学的往往师心自用，但是我们说王阳明自己有自觉的把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把朱子的笃实格物，这两个东西融合为一的特点，所以他的学问并不单调，并不是那种师心自用。
来源：PKU易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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