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对于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诗歌有其固有的本质特征。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之外，诗歌还特别要求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使主观思想感情与想象和理解相融和，从而塑造出主客观统一，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比兴正是从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上体现了我艰诗歌艺术的根本特点和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的美学特征。人们常用比兴来概括我国诗歌艺术的特征，甚至用它作为我国诗歌艺术的代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比兴的作用，一般是指开头称韵、比附象征、环境渲染，气氛烘托，意境塑造等等。通过比兴(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是与赋结合使用的)塑造的诗歌艺术形象把事物的感性画面与本质特征结合起来，把个性与共性结合起来，从而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这是诗歌艺术把握和反映现实的基本的艺术方法。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屈原在这方面的贡献，有必要简单地追溯一下屈原之前比兴的发展概况。主要集中地反映在《诗经》中。
《诗经》已经大量而普遍地运用了比兴。例如“硕鼠硕鼠，勿食我黍(《魏风·硕鼠》)，用硕鼠比喻贪婪狠毒的剥削者；“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邶风·新台》)，以戚施比喻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以上为比的一般情况。用兴的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以雎鸠的雌雄和鸣来象征和烘托君子淑女美好的爱情。“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以盛开的桃花来渲染新婚气氛的热烈。这些比兴形象而贴切，含蓄而富于感情色彩，但是它们多是单一和孤立的，即在一首中往往都是用孤立的一个事物去比另一个事物，或用孤立的一个事物去为另一个事物起兴，所以诗歌形象和意境未免稍嫌单调和狭小。这种情况使它比较适宜表现某些单纯的情绪或某些片断的生活场景，而对于稍为复杂的生活内容，其不足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诗经》中也有从多声面进行比兴的，如《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这里一连四个比喻，而被比的事物却始终没有说出。随着比喻的形象的展现，其主旨逐渐明确。“由是四者而引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朱熹《诗集传》)这首诗自然不失为一首有特色的诗歌，而且就某一个比喻来看，也很具体形象；但就诗歌整体来看，四个比喻之间在形象上和感情上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而只是按照诗的形式排列过来，表现一个共同的道理，因而在诗歌完整意境的创造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
屈原一生，在抒发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感受“自铸伟辞”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屁了传统的比兴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比兴的内容，提高了比兴的艺术表现力，从而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屈原劝于传统的比兴方法的发展，不仅在于同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物象，而且在于赋予它们丰富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内容，同时使这众多的物象具有和谐统一的特征。
首先，屈原大胆地突破了《诗经》起兴多为就眼前所见“援物入诗”的限制，扩大了用以比兴的物象的范围。由于《诗经》起兴囿于就眼前所见，这样就使摄取物象的范围多局限在鸟兽、草木、日月、山河等自然物象中。屈原则把摄取比兴物象的范围从自然界扩大到社会生活，从现实扩大到历史，从人间扩大到神界；举凡所见所闻，所存在所幻想，无一不可取来供诗人驱使入诗。王逸谈到屈原运用比兴时曾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龠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逸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这些话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说明屈原诗比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屈原通过比兴把众多的物象与政治道德上的是非善恶沟通起来，赋予它们以丰富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得诗歌艺术形象既富于具体感性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在屈赋中，常以恶草臭物比奸佞小人，以香花芳草比贤臣贵良。这些物象本身在性质上是对立的。但又同属草木类，而且都是楚国的特产。这样就可以通过完整统一的形象表现出社会政治生活中相互对立的两种事物的不同本质。此外，象征理想的神女美人与象征追求精神的乘鸾驾凤；象征用贤为治的车马征行与象征法度修明的规矩绳墨等等，都具有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特征。这一切充分说明屈原在“笼天地于形内，摄万物于笔端”的构思过程中，文思驰骋，想象飞腾，但绝不是见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而是根据严格的审美标准加以选择和提炼。通观屈赋中的全部物象，可以知道，它们不但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而且具有明显的传统历史文化特征即巫史文化特征。原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王逸《楚辞章句》）在巫风弥漫的社会风气中，原始神话得以广泛流传，在神秘的宗教生活中，那接通人神的灵巫便成为主宰人们精神生活的权威。早期宗教与古老的神话密不可分，它们给了楚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以极大的影响。比如，灵巫常用鲜花香草充当衣冠佩饰，与想象中的神仙极为相似。屈赋中常用“?木根”，“贯薜荔”、“矫菌桂”、“索胡绳”以及“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等为比兴，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可见屈赋中多以香草美人以及神话传说为比兴是有其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原因和背景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那众多的物象既色彩斑烂，纷纭不一，又有着共同的基调与和谐统一的特征。
二、屈赋的比兴与诗歌艺术形象具有内在的统一，是诗歌形象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悲回风》和《离骚》中同样都有运用比兴方法来反映群小当道，贤良退引的内容，但是由于两篇诗歌主题的不同，通过比兴塑造的诗歌形象也各有特点。《悲回风》写道：“鸟兽鸣以号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诗人把楚国的黑暗政治和忠奸不可同道的现实通过鸟兽鱼龙和草苴在秋冬季节的变化反映出来，这与全诗抒写诗人在秋冬季节的生活感受的思想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号群”、“不芳”、“自别”、“隐其文章”的景象与秋冬肃杀、万物“陨性”的悲愤抑郁基调十分和谐。因此，诗歌形象完整统一，并充分抒发了诗人的主观感情。在《离骚》中诗人这样写道：“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兮，芬至今犹未沫。”就基本内容来看。这些诗句与上面引《悲回风》的诗句是大体相同的，但诗歌形象和感情色彩都迥然有别。它的“椒”、“榝”为比，与《离骚》多用草木比忠奸，贤不肖在总体上相统一，而“佩帏”、“兹佩”与“离骚”中多有服饰车马又完全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离骚》虽也有愤懑不平之慨，但终究不如《悲回风》来得强烈和绝决，与此相适应的是，它所选择的物象也远不如《悲回风》中那些物象忧郁深沉和激荡不安。
可以看出，屈赋比兴从不游离于全诗之外，而与诗歌的其他部分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止是表现在主题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感情基调上，甚至表现在色彩和气氛上。
三、屈原根据赋比兴各自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优长，并使比兴与赋巧妙结合，虚实相生、取得了出神入化的艺未效果。
赋比兴作为三种诗歌手法各有其特殊的要求和作用，但它们不能截然分开，彼此对立，“赋比兴非判然三体也。（郝敬《毛诗原解》)，所以很多诗人都是将三者综合运用来塑造诗歌艺术形象的。在这方面屈原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这一点在“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离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离骚》开始部分写人世生活(如诗人品德修养和楚国的黑暗政治情况)后面写天国神游。怎样把这天壤之别的两种意境统一起来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为了使二者协调起来，屈原根据内容的需要将比兴与赋分别运用，使它们彼此互相映衬，巧妙结合。如写天国神游部分基本上是用直接正面描写的赋法。在这一部分，诗人放开如椽巨笔，挥洒琳漓，绘声绘色，形象具休细致人微地展现了奇异变幻、神采飞动的天国图画。而对开始部分的人世生活，则没有按照人世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描写，也就没有运用赋，而是采用具有神巫色彩的物象去进行比兴，即用形象的譬喻比附和象征。例如写诗人的形象：“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态。扈江离与辟芷兮，纽秋兰以为佩。旧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阶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这是坚持理想，博采众善，及时自修的诗人的崇高形象。这里诗人没有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镂形敷彩。通过披花戴草的比兴，实际生活中的诗人恍然变成了玉肌冰骨的“神仙”。正是这样的形象才与后边冰清宝寒的天国生活一致起来，从而为乘鸾驾凤神游天国打下基础。试想，前半部分如果不用比兴的方法使主人公的形象“神”起来，而照实描写实际生活中的原型，那就势必造成半边是神圣的天国，半边是凡俗的烟火，这样，诗歌就很难构成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完整统一的艺术形象。
可以看出，《离骚》中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神思飞驰，往观八荒，诗人在无限广大的空间和时间内大起大落，是与比兴的方法给予他的极大自由分不开的。因为比兴使诗人可以不拘拟于具体的时空界限和具体的同一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屈原才有可能将神话传说、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熔为一炉，别开生面地创造出神奇瑰丽而又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换句话说这种艺术境界，正是屈原巧妙运用赋比兴对于神话、历史和现实生活加以提炼、概括，使之典型化的结果。
原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05-01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