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我能够有幸参加考试，并最终以扩招的走读生资格被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的前身）录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为我的人生带来梦寐难求的机遇，确实经过了一段极不寻常的艰难历程。可以说，我是经历了1977年高考全过程的考生。
我是（贾汪）徐州七中1966年高中毕业的学生。记得刚考上高中的1963年寒假，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的前身）数学系读书的三哥回来了，他问我以后打算报考什么学校，我说：“报考北师大或华东师大。”三哥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两所学校培养的是大学老师，我想到大学教书。”但是我当时毕竟太年轻，又缺乏人生历练，只怀着一腔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热情，常常放言无忌，又记了许多读书笔记。结果从1965年秋天到工厂学工时开始，就被自幼是邻居的一个同学和其他人，揭发我在何时何地说过什么“攻击领袖搞个人迷信”、“污蔑当代革命文学作品像白开水”之类的话。而那些笔记里赞成周谷城“无差别的境界说”、“时代精神汇合论”、杨献珍“合二为一”观点的内容，还有一些习作，都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证，我一下子从班长、团支部副书记沦落为“反动学生”。据说有关部门还印发了我的“反动言论”，供批判使用。1966年春天，我已经登台接受高中部学生和全体教师的大会批判，陪斗者是两位曾经揭发过我的同学。整人者的逻辑是，他们既然能够揭发出我那么多问题，肯定与我原本就是一伙的。1966年夏，“文革”爆发时，幸亏那个标志性文件《十六条》最后规定“学生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才侥幸躲过一劫。我没有参加串联的资格，只能居家赋闲。家里被翻来覆去“抄家”好几遍。1969年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时，我作为“反动学生”被取消下放资格。一位姓柴的排长和一位姓王、一位姓郁的煤矿工人负责审问，一位姓宋的老工人负责看守。他们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为了不让打瞌睡，强迫我吸劣质烟卷。这是我后来终生厌恶吸烟的根本原因。在经历了开山、到钢铁厂干烧结、修铁路、干油漆粉刷活等行当之后，我又当了代课教师。先在矿务局中心校中学部，1975年寒假前因没下放被辞退，我又依靠曾在广山一起开山采石、后来分到铁路局工作的小陈指点，假冒一位同在徐州钢铁厂干过烧结活的女工友的名义，找到她熟识的教育局人事科孔科长，侥幸被分配到徐州五中教初中语文。
我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教书工作，除了勤勉教学，参加函授学习，还承担起为学校宣传队编写文艺节目及其他文字撰写任务，独幕剧、快板书、诗歌、欢迎辞等等，常常需要连夜赶写。后来学校竟破例只给我这个代课教师安排一个班级的语文课，每周6节的教学任务，还在解放楼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以便有精力更好地完成那些教课外的任务，可见学校待我之宽厚。徐州五中的领导们也积极为我争取机会，办理手续。但是后来负责办理这项工作的张老师非常遗憾地告诉我说：“小于，你的事情比较难办，徐州七中在你的推荐表上签署的意见是：‘此人不适宜做教育工作。’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情绪一度非常低落，甚至有点感到绝望。正好子房街道办事处通知我到一家玻璃厂报到上班。我十分犹豫，学校的工资低，刚从每月24元，增加到28元，而工厂不计夜班费、营养费起码每月36元，不去也许就永远失去了正式工作的机会；但是我又舍不得学校的工作环境和自己热爱的教书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我决定继续留在学校工作。我当时追求的生活目标很低：只要有一间宿舍，有饭吃，有书读就足以了此一生。
在我处于穷愁潦倒境况的时候，孰不知我国文教战线正悄然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再次复出。他凭着敏锐的政治眼光马上抓住当时阻碍国家发展的关键症结高校招生制度着手改革。7月29日，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他就决定要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座谈会，解决科教问题。8月4—8日“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决定废除迟群等人搞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招生方针。邓小平到会。当温元凯提出“自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新十六字方针时。邓小平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力，不需要领导批准。”9月19日邓小平又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最后确定：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文件传达得十分迅速。消息传来，年轻教师都跃跃欲试。1977年10月中下旬，徐州五中领导积极组织年轻老师报名，我也填写了报名表。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也许是地方为了保证师资不流失，学校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凡是已经由代课身份转正的教师一律不得报考。这使我的几位同伴十分失望。而我只能暗自思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徐州七中的领导从中作梗，我当时转正了也就失去了报考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既值得庆幸，又造成了十分沉重的压力。
江苏省规定1977年的高考分为二轮：11月28—29日的初试和12月23—25日的复试。我们报名以后距离11月下旬的初试也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非常紧迫。我白天要上课，批改作业，管理学生，参加政治学习。只有晚上可以抽空复习功课。虽然知道要考数学、语文、史地、政治四门课，但到底考什么内容却完全心中无数。初高中数学书好几本，别说复习，根本就来不及看完。
我找了一本《数学手册》，把其中涉及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的公式全部背熟。好在以前都认真学习过，重新拾掇起来，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我可以在三张A3纸上把这些公式全部默写出来。不知道是谁从哪儿弄来了一份政治复习资料，我每天晚上捧着背诵默记，熬到十一、二点是常事，睡上五、六个小时，早上起来赶在食堂开饭之前，再抓紧时间看一遍。
关于历史，1972年，下放到邳县四户的几位学弟，知道我喜欢读书，凑钱给我买了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常常翻阅的读物。
至于语文，“文革”开始以后，在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的日子里，我曾经把初、高中语文课本拆散，把所有的古代诗文、鲁迅著作重新装订成两册，初中部分一册，高中部分一册，又请本家的四叔在牛皮纸封面上用毛笔题写上《断简残编》的新书名。再加上读高中时买的两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和一册中科院1964年编的《文学研究集刊》，请求二哥在北京买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从学校被砸烂的办公室捡来一册朱东润编竖排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和五八年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讲鲁郭巴老曹）》《文学概论》讲义、自己在徐州新华书店处理的旧书中选购的罗炳之编《外国教育史》上册。朋友送我的民国二十二年版《白香词谱》等，还有1964年读高中一年级下时订阅了二年多的《文学评论》杂志。这些就成了我经常翻阅，借以消磨时光的资料。1968年秋天，父亲怕我与社会上的闲人随意接触再惹麻烦，就打发我到乡下外婆家避难。到了那里，我从表哥手里搜罗到一批破四旧烧剩下的线装书。他从火堆里抢回这些书，不是出于爱护文化，而是想着当废纸用来练毛笔字。这些书里有《金圣叹全集·杜诗解》《孟子正义》《饮冰室合集》《史记菁华录》《康南海书牍》《三国志》《变法奏议汇编》《道藏精华录》《明季北略》等，可惜多是残本。其中《三国志》印刷得比较精美，且有一方“彭城杨勉斋氏藏书”印，铁线篆刻制得很精细。后来问父亲杨勉斋是什么人，他告诉我，这人曾当过砀山县的县长。我喜欢那方印，后来考进大学，就请学弟王继安为我仿照那个样式也刻了一方藏书印。因为将来注定要一辈子教书，吃开口饭，所以又请他在方正的那一面刻了“舌耕”二字的阴文印。私底下我也借阅过朱生豪翻译的几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萨克雷的《名利场》、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頓河》、莫泊桑的《我们的心》、《普希金文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泰戈尔的《飞鸟集》、张恨水的《魍魉世界》《五子登科》、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巴金的《新生》《雾雨电》、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汪辟疆的《唐人小说》、鲁迅的《唐宋传奇集》《两地书》《中国小说史略》、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等许多中外著作。后来评法批儒时允许卖法家的著作，如《论衡》《商君书》《诸葛亮集》、《韩非子集释》，《贾谊集》《晁错集注释》《公孙龙子注释》、贾谊的《新书》等，我只要见到就买。那几年为了教书，又经常沉浸在徐州五中图书馆里，常会忘乎所以，流连忘返，兴之所至地乱翻与教课漠不相关的许多书，比如《诸子集成》、俞越等的《古书疑义举例》、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韩席筹编著的《左传分国集注》等等。这些就是我的语文知识基础，所以语文基本上就没再专门下功夫复习。
记得初试考场设在徐州一中，令人羞惭的是，坐在我左侧的邻桌竟然是五中一位姓马的女同学，她父亲是我的同事，他们父女经常和我在食堂里碰面，都比较熟悉。我知道还有不少应届毕业的五中学生也参加了考试。这在我的心里形成无比沉重的压力，让我感到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悲壮。如果学生考取了，而我这个当老师的被淘汰出局，我还有什么颜面回到五中去教书啊！
初试成绩很快就公布出来了。我发现自己获得复试资格以后，兴奋极了，什么都没顾上就一头又扎进枯燥繁难的应考复习中去了。苦熬了二十多天，终于等来了复试。考场设在王陵路上的徐州师范学校。
12月24日上午考数学，事先背熟了那么多公式还是有用的，前面那些比较简单的题目很快做完了，但是背熟公式和实际运用演算还有很大距离，那些比较复杂的题目，我有的只做了一半，还有的根本做不出来。后来才知道阅卷老师是根据每道演算步骤给分的，所以最后得了57分。等到入学以后，听说数学系录取的专业分数才40多分。当日下午接着就考语文，题目比较简单，分基础知识、阅读分析、作文三部分。前两项内容不多，做起来都不太费劲。第二项要求阅读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出主题思想。这是我两周前刚刚给学生讲过的课文，自然不成问题。所以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第三项作文上了。作文题目“苦战”，出自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作文体裁除了不能写诗歌，别无限制。叶帅诗中已经把道理说得十分明白了，我觉得用不着再去申说，所以首先选择以记叙文的载体表达这首诗的意境。“攻城不怕坚”，说的是打仗，我们没有那样的人生经历，今天的时代似乎也不必再谈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读书莫畏难”，是说学习，今天虽然需要苦读精神，但是这么多年的学业荒废，又该从哪里说起呢？后两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给我展开了非常广阔的思索余地。于是我很快确定了科技苦战攻关，历经艰难取得成功的题材。
我写的文章比较长，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家工厂里年轻的科技攻关小组的事迹，他们连续奋战几个日日夜夜，在即将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重要部件失灵，经过与兄弟单位紧急联系，“我”在风雨交加的深夜，从二十多里外的北郊，冒着倾盆大雨骑自行车跑了个来回，终于在晨曦初露的时候胜利完成了科技攻关项目，迎来了热火朝天抓生产的新高潮。今天看来，这样的作文似乎太笨拙，但毕竟没有跑题，语病也不会太多。次日的史地、政治考试也比所预料的难度容易许多，那些题目基本上都能略知一二。
事后从有关档案材料得知：当年全江苏省报名参加初试的考生共301202人，初试之后，仅有5万人参加复试，最后达线15418人，达线率为5.1%。徐州市初考报名7851人，最终达线273人，达线率为3.48%。
1978年年初，五中的苏老师到教育局参加誊录考生分数，一天他回学校见到我，悄悄地告诉我说：“小于，你的分数可不低，在全市也算名列前茅了。”我很高兴，就只盼着录取通知书早日发下来。五中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很替我高兴。2月12日江苏全省的高校录取工作正式开始了。不久，和我同在五中教书的吴老师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我苦苦盼望着，一连许多天却杳无音讯。我一直担忧不已的消息终于传来了：政审不合格。我表面上不说，内心却痛苦不堪。白天勉强撑着到班上课，晚上回到宿舍就忧闷抑郁、神思恍惚，不知做什么好。五中的臧主任（诗人臧克家的本家亲属）等领导和老师们都很同情我，他们一边安慰我，一边请从徐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孙杰等老师帮我到师范学院找正在领导岗位的老同学打听消息、介绍我踏实肯干的工作表现、请托人情；已经重新调回师范学院工作的袁昌尧、刘希为老师也带着我去拜望有关领导，介绍我的情况。这些老师的恩德是我永生难忘的。
经过好多天的努力，正赶上教育部下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几点意见》，其中指出：“为了弥补新生入学后，由于复查不够条件而取消入学资格而造成的缺额，各高等学校可以超额录取百分之一至三的名额”。按照这个比例，江苏省高校的超额录取数为356名，原则上都是在本省的考生中录取。3月9日，教育部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高等学校合理安排学校工作人员定额，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清理学生宿舍铺位，增招77届新生（包括住校生和走读生）。结果又扩招4864人。各校各专业的学生相继于2、3月份入学，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5月底。
正是这种巧合的机遇，我在1977年3月下旬终于作为走读生被扩招到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2班，当时同学们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我们班一下子增加了十六位同学。当年去南京参加扩招工作的王兆平同志后来曾对我说，你们那一批扩招的同学就是我和顾正银书记去招来的。
在徐州师范大学的一次校庆中，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同班同学、南京大学博导张宏生，他父亲是走资派，也和我一样是最后被扩招进校的。他说：“老于，问你一个问题。我看过咱们班的入学档案，除了班长刘健，你在咱们班入学成绩第二，为啥也是扩招的走读生呢？”我只能苦笑说：“第一次政审没过关呗！”
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从被压制十几年的所谓“反动学生”侥幸成为1977级的大学生。有人说：“1977年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关系和背景的学子的盛大节日。”对此，我感触良多，感受极为深切。我写下这段经历，并不是仅仅庆幸自己命运的新生和生活道路的巨大变化，而是为了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感谢那些曾经热情帮助过我的人，同时也希望借此给后人留下这段难忘的记忆。
作者简介：于盛庭，江苏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曾任文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师大支社副主委，云龙区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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