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与一位制片人朋友聊起中国文艺片这一话题，就其反复提到要投资文艺片到国外拿奖来为公司打品牌一事，我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质疑点是，他想砸500万在一部菜鸟导演的“文艺片”上。对此，我诚恳地劝告他，文艺片如果投资超过200万（事实上控制在100万之内最佳），回收成本将会相当困难，除非能制造出舆论热点，而这样的机率少而又少。
近些年，凡是进不了商业院线，却能在国外屡屡获奖的小众影片，往往被贯以文艺片的名头。此类影片常成为新导演进军影坛的敲门砖，其大多为独立制作，成本极低，有些还是导演砸锅卖铁自筹资金。取材则一般来自中国传统文化，镜头对准偏远乡村或者小城镇，主人公无一例外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并启用非职业演员出演，故事性也许不那么强，却往往能透过人物不动声色的演绎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或引发深思，或制造奇观。
可以说，深挖传统文化，找到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点，是个屡试不爽的套路，此类影片在海外电影节（尤其是欧洲B类电影节）广受青睐。同时，因为投资成本小，所以极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电影节奖金收回成本。不过，值得谨慎的一点是，尽量不要碰触政治红线。有些导演盲目猎奇剑走偏锋，不但使影片难获出头之日，导演本人亦遭至封杀。这种做法实不足取。
说到回收成本，我对一些制片人飞蛾扑火的做法感到担忧。电影是艺术，更是商品，这从电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愚以为，真正的制片人首先应该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不是慈善家，投资电影项目和投资别的商业项目一样，一定要精打细算、严控成本，并且一定要以获利为最终目的。那些头脑发热，不计得失，试图赔本赚吆喝的投资人往往名利皆失、一无所获。要想在电影圈立足，拍好电影是宗旨，但首先要学会不赔本，赚钱和赚吆喝并不矛盾。文艺片如是，商业片亦如是。近些年，中国电影大片频出，花费越来越多，赔钱也越来越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我就以几部较有代表性的文艺片做些简单梳理，希望能对有志于此类影片的制片人、新导演一些启发，免其少走弯路。以下所述影片投资额度均不含后续宣发成本，且数据全部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
1998年，《小武》，导演贾樟柯的电影长片处女作。说到国内文艺片，就绕不开贾樟柯。在国产小成本文艺片领域，贾樟柯无疑是开山鼻祖，对其后的青年导演影响巨大。事实上，“贾科长”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扶持青年导演，并监制完成了一批高素质文艺片。1998年的《小武》，不管在任何时候看来都可以算作中国小成本文艺片的典范之作。故事：“手艺人”小武无法忍受身边正在变革的人事对自己的冷落，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却遭至更加无情的唾弃。小武之前，如此另类却又真实可信的小偷形象，为中国影坛前所未见。冷静的视角，充满乡土气息的画面以及演员毫不修饰的本真表演，都让这部电影绽放出耀眼的灵性光芒。虽然本片在国内遭禁，但贾樟柯籍此名扬天下。该片投资30万，获奖无数，奖金拿到手软。《小武》之后，贾樟柯几乎一直在重复自己的固有套路，虽依然是国际电影节的常胜将军，但除了《站台》，不再能够贡献太多惊喜。
2006年，《赖小子》，导演韩杰首部电影长片，监制贾樟柯。这部影片虽然是韩杰导演，但充满了浓浓的贾式风格。而事实上，韩杰曾为贾樟柯多部影片的副导演，出现这种结果自不必多说。《赖子小》可以说是贾式电影的翻板，影片取材于晋西小镇，锁定边缘小人物，并对山西的煤炭经济有所影射。影片投资100万左右，虽然斩获诸多奖项，但多了刻意迎合的味道，使其少了些许粗粝的质感。韩杰后来的《hello树先生》更是把这种风格发挥到极致，高歌猛进地扑向商业市场，启用了明星，催高了成本，结果只收获200万左右的票房。
2011年，《光棍儿》，导演郝杰电影处女作。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农村老光棍的荒唐性事。本片的取材以及视角不可谓不独特，而一帮农村老汉的表演着实亮瞎眼。本片投资30万，先在国外斩获奖项，然后在国内媒体的热炒下获得后续投资，于2011年在国内公映，虽票房差强人意，但收回成本不在话下，且为郝杰的电影事业杀出一条血路。其后的《美姐》虽延续了前作的路数，获奖更丰，但很难与《光棍儿》的惊艳相媲美。
2012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导演李睿珺第三部电影长片。故事：小村木匠老马预感死神临近，一心入土为安，于是诱使小孙子将其活埋，达成心愿。该片一出，惊世骇俗，引发圈内热议。投资50万左右，国外获奖后在国内获得小范围上映，票房不佳，但靠奖金和网络版权收回成本应该不是问题。
2015年，《心迷宫》，导演忻钰坤的电影处女作。故事：偏远山村一起杀人案引发多种猜想，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谁是真凶？该片投资170万，票房1027万，并为忻钰坤斩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另有其他国内外奖项若干。《心迷宫》在2015年的影坛引发一场小小的震动。虽然电影故事本身并无多少新意，演员表演也差强人意，但胜在对结构的把握和悬疑气氛的营造。
2015年，《中国市长》，导演周浩。镜头对准中国大同的市长耿彦波，真实纪录了一位普通中国市长在任内的所言所行。虽然这是一部纪录片，却有着剧情片一样的人物、叙述和结构，发人深思。该片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影响颇大。周浩有多部类似的纪录片作品，每一部都把镜头对准不可能的人物，展现赤裸裸的社会现实。该片投资100万左右，通过海外发行轻松收回成本。
2016年，《百鸟朝凤》，导演吴天明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故事：正在衰落的传统文化与逐渐兴起的流行文化的大冲撞，泣血悲壮。严格来讲，本片不应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但因其后续话题性太强，票房表现抢眼，所以不得不提。故事中规中矩，作为第五代电影教父的吴天明一直将电影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本片亦如是。虽然电影节奏把控、画面拍摄与演员表演可圈可点，但新意不足。原本在市场上的表现也缺乏亮点，直到发行人方励“下跪求排片”事件出现后，迅速成为热点。该片投资500万左右，最终票房8678万，赚了个盆满钵满。
2016年，《路边野餐》，导演毕赣。生活在贵州凯里的乡村医生陈升为了寻找小侄子，来到亦真亦幻的边远小镇，与逝去的爱人神秘重逢。本片投资20万，国内票房620万。本片最鲜明的特点是：诗意。而诗意的营造，一是画面，二是从头至尾出现的诗歌。导演毕赣是一位文学青年，诗写得很有味道，某些镜头拍得也极具意境，其中一个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成为本片最大亮点。而歌曲《小茉莉》出现的那一段，堪称神来之笔，极具催泪效果。
综上所述，国产文艺片如果想在市场上（尤其是国际市场这一主战场）取得优异表现，一是小投资，二是专注传统文化，三是框定中国乡村（或小城镇），四是故事独特、风格鲜明。抓住这几点要素，专心打磨故事，充分发挥导演的聪明才智，利用有限的资金把片子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出好片子。事实表明，新导演获得的投资越多，往往越拍不出令人叫绝的好电影。为什么？因为压力没有了，动力也就没有了。只有拿出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勇气，才可以拍出荡气回肠的好作品。
另外，影视圈充斥着各种披着文艺外衣的假导演真骗子，这些人为了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拿着并无多少亮点的剧本去忽悠那些不太懂得电影专业的制片人，从而鼓捣出一堆四不像的烂东西。这些人是中国电影的毒瘤，请制片人一定睁大眼睛，捂紧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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