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只有17.9%的人生活在城市。但到了2015年，从统计数字上看，已有56%的国人生活在城市，真实数字应该会更高。在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中，有一大批人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但他们的户口不在这里，在统计上被划定为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存在，是因为有户籍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可能就只有迁移，没有所谓流动。
2015年，中国有2.47亿流动人口。全国共有儿童(0～17岁)2.71亿人，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共计1.03个亿的少年儿童群体受人口流动的影响，这意味着全国每8个儿童中就有3个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1个流动，2个留守。基本上每4个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中就有1个流动儿童。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生活在城镇地区而不仅仅是在农村了。流动加上留守，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这两个群体没办法完全切割开，很多孩子其实是一段时间留守，一段时间流动，他们不停在两者间转换，哪里有生活空间，他们就会去哪里。
二、“流动儿童”会遇到哪些困难？
基本没什么好的方案能把农民工家庭中成人的学历水平提上去，我们只能期待下一代。但如果下一代还是读不了高中，水平就只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虽然政府承诺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农民工子弟入学依然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取决于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门槛有多高。政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很难把流动儿童送进公办学校。
如果公办学校进不去，流动人口家庭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虽然它的硬件条件、教育质量都不好，还需要多支付学费，但这是把孩子留在身边的最后希望。如果这样的学校也没有，父母只能把他们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本质上是亲子分离。没有父母陪伴会伴生很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办法来解决这千万家庭的分离，那么这其实已经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人道灾难。
2015年，全国6~14周岁儿童总数为1.4亿，其中有4958万的流动和留守儿童，我们从中把农民工子女分出来一共有3386万，其中有1367万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动儿童是统计部门使用的名词，教育部门在统计的时候，对于在城市就读的农村户籍儿童，使用的名词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2019万是农村留守儿童。
能留在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只占全部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的32%，8%在城市民办学校就读，另外60%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
这8%的孩子就读的城市民办学校的情况如何？2015年时，新公民计划做过一个调查，这些学校老师的平均工时是9.6个小时，平均工资是每月2600元。这些老师的工资比农民工整体的平均薪酬还要低，不补课赚一点外快他们在北京根本生活不下去。低工资，长工时，当老师薪水低到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很难对他们提供的教学质量有什么期待。一个学校的校长很为自家学校的课表自豪，“我们比公办学校还要多上一倍的数学课和语文课。”事实上，因为音体美是没有师资的，他们只能上数学语文课。只上语文数学基础课，也能够让学校对老师的需求压缩到最低。
北京每年都在拆迁、关闭民办学校，但还会有新的学校出现，被拆迁、关闭的学校也会再重开。根据我在去年夏天的调研，当年拆迁、关闭的二十多所学校，后来差不多十几所又另找地方，又重新开学、招生。因为人在，对于这些学校的需求就在，并不会因为学校被强制关闭需求就消失了。可以预见，这样的学校永远都关不完。它们不会出现在统计数据中，在统计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学校”。通过对比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与初中的招生人数进行推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厦门这六个城市，仅仅在一个夏天，就有9万名孩子，因为不能在城市继续升学不得不返回老家。
三、根本的解决方案：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我理解的解决方案其实特别简单。一亿孩子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已经有3426万的孩子跟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还有6877万的孩子与父母分离，生活在农村。中国有几千万的孩子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成长，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在一起。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出来，是因为老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只有出来打工，才能在经济上脱离贫困。因此所谓的返乡是不成立的。多项城市化研究表明，中国有大量中小城市正在收缩。北京城市实验室创始人龙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吴康等人在研究了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数据后惊讶地发现，全国654个城市中已有180个城市发生了人口总量和密度的双下降。这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孩子出来，想办法在城市里给这些孩子提供教育。
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人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应该有权利在这里接受教育。具体怎么做？无非就是增加教育的供给，建更多的小学、初中，开放升学，让流动儿童都能接受教育。
四、为什么难以解决？
为什么会这么难呢？我把它简单总结为：不懂、不愿和不能三个层面。
不懂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从1949年起，中国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经济。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不太懂人的价值。我们以为人是包袱，是负担，才会有计划生育，以至于现在我们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再从迁徙的角度讲，人迁徙的目的是要追求幸福。但我们总想将人固定到某个地方。事实上，经济越发展，人的迁徙就会越频繁。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其实是不动的。但在商业社会，人是要动的。
而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懂城市。1978年时，中国还有80%的人生活在农村。所以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所经历的、所能理解的是乡村或小城镇，我们都不理解大城市。
简·雅各布斯基于美国很多大城市的经验，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思路，正是60年代简·雅各布斯在美国所反对的那些东西。我们想象中的城市，是一个花园城市，以为城市就应该遍地大草坪，但城市应该是人的城市，不是草坪跟汽车的城市。如果你每天只从天上往下看，会觉得公路整整齐齐，有大片草坪的城市很美。但如果你生活在那里，发现走一公里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过一个马路要两分钟，那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人生活的城市。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愿。如果要在城市里建更多的学校，无非是要有地、要钱。最近这几年，绝大多数学校关闭都不是直接被“关”，而是因为拆迁。我们有土地建高尔夫球场、马术场，建城市森林公园，真的没有土地建学校吗？我们只是不愿意付出代价去给这些孩子建学校。
另外一个问题是没钱。这个事情确实令区县政府为难，北京、上海稍微好一点，但不同的区县也会面临不同的困难。中国的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主要由区县财政出钱。从北京来看，核心的西城区因为有大量税收，义务教育水平很高；外面一点的城区，比如昌平，虽有大量的居住人口，但是不在该区工作，不能给昌平带来税收。所以像昌平这样的大量非户籍人口聚集的区域，税收情况其实不太好，但教育财政又要花钱，需要市一级、甚至省一级财政更多承担责任。
这种财政上的困难，的确是一个事实，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个借口。北京和上海的小学在校生人数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那时上海小学在校生人数大概是114万，北京是102万，广州是67万。到2006年，北京、上海的小学在校生人数达到最低点。当时虽然大量的流动人口来了，但公立学校还没有普遍开放，同时户籍人口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学校里面的在校生人数达到了最低点。后来学校开放接收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逐渐增加，但是北京和上海的小学在校生人数仍然要低于90年代的最高点。就广州来说，有大量的民办学校接受流动儿童入学，所以在校生人数是持续增加的。
90年代初，北京大概有1100万人口，上海有1300万人口。当时能够安排一百多万孩子在小学读书，现在在校的学生比九十年代初还要少，学位却总是不够，怎么可能呢？当年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解决不了？现在的人口总数比那个时候多，税收收入也多得多。所以我倾向于将这个问题归结于意愿，而不仅仅是所谓能不能。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解决不懂的问题，要先懂才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需要更多人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参与改善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教育没什么捷径。我们愿意多付出一点，可能就多一个孩子收获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