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泸西县杨永明《揭秘滇东古王国》研究认为，自杞国的政治制度为部落议会制度。部落议会制度来源于原始的氏族议会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基础，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唐代的东爨乌蛮到五代（907～960年）时，发展成为三十七蛮部，而三十七部是自杞国的社会基础，各部落长期沿袭下来的氏族公社制度，此时升华为自杞国的政治制度——部落议会制。自杞国实际上是乌蛮三十七部大联盟，部落之间长期保持着平等互利的兄弟关系，共同推举较有威信的部落首领担任自杞国王，国王负责召集各部落长举行议会，决定部落王国之大事，指挥部落王国的统一行动。
自杞国的军事制度是民兵制，即部落之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原始的军事民主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正如樊绰《云南志》所载：“部落之民，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岁十一、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落，各依四军集人实验，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政。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新唐书·南蛮传》亦说：“尚战死，恶病亡。”正是这种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尚武精神，充分保证了部队战斗力，为自杞国拥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从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三百多年间宋王朝先后经历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由于宋朝廷1127年南迁浙江杭州，失去了北方的战马来源，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战马来源，而当时云南出产战马。《云南志·物产》载：云南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马出越赕川（腾冲）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因此，南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云南，在广西的邕州、宜州（位于邕州之北）、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等地摆开马市，以求获得大批云南战马而支撑半壁江山，仅横山寨一年的马匹交易量就达4千余匹。
大理国想到宜州、横山寨与南宋市马，但北有罗殿国、自杞国，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四分之三，100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数千匹战马输往南宋。丰厚的利润使自杞国人把贩马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使自杞国迅速致富，独雄于诸蛮。
政权灭亡及文明毁灭
据考证，自杞国建国的160年间，经历了六代君主，在位时间分别是：自杞（1100～1136年），阿唯（1136～1158年），阿巳（摄政）（1158～1161年），阿谢（年号乾贞，1176～1205年），阿摩（1205～1240年），郍句（nagou）(1240～1260年)，都城阿鲁城，亦称“必罗笼”（彝语，意为大老虎城），后更名“爵册”(彝语，意为“头人集会议事地”)，即今天泸西县金马镇。
自杞国的政权毁灭于蒙古军队的入侵。从1254年至1260年，自杞国全民皆兵，进行了六年的抗蒙战争，消灭蒙古军十万兵马，最终抗战失败，国家灭亡，但为南宋王朝抵抗蒙古入侵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
宋开禧二年（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制政权——蒙古帝国，以后，仅用30余年时间横扫我国北方和中欧、西亚群雄。宋金对立变成宋蒙对立。然而，南宋尚有百万大军，正面攻取不易，蒙古统治者便制定了一条“先下西南，截断南宋战略补给线，用南蛮强悍之兵以攻宋”的迂回战略。
宋淳祐四年（1244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派兵10万进攻大理，大理相国高禾率兵抵抗战死于九禾（今丽江九河），蒙古兵试图绕道进攻川南，南宋出兵与大理共拒之，1246年蒙古军北返。
蒙古帝国横扫欧亚的消息，自杞国在贩马和其他交流中已得到传闻和信息，当蒙古军队进攻大理时，一种国家存亡的危机感在自杞国国王郍句和他的统帅们心里沉重起来，预知与蒙古军队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于是用10年时间（1244～1254年），仿效北方长城筑起一道蜿蜒盘桓于马龙、陆良、宜良、石林、弥勒等县崇山峻岭中300余里的滇东古长城，以作防御之用。
宋宝佑元年（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蒙古铁骑，从宁夏六盘山出发，行程两千余里，过大渡河，跨革囊渡过金沙江。丽江主阿良不战而降，12月，大理城被攻破，国王段兴智被擒后降蒙，并献上云南地图及征服各地的策略，还组织大理军充当前锋，向自杞国进攻。《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攻乌蛮所部押赤城（昆明），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自杞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昆泽（宜良）州军民依山阻谷凭险要抗击蒙古军队，蒙军数日不得进，后“卷面向内，四面进击，兀良合台陷阵鏖战，又攻纤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环城立炮”，澄江军民不屈不挠与敌“搏战城上”。宋宝佑三年（1255年），蒙古军队在兀良合台之子阿术带领下，经过激战突破自杞国修建的长城防线，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今曲靖）、落温（今陆良县）、落蒙（今石林县）三城，又进攻赤秃哥山寨（盘县、普安一带）。宋宝佑五年（1257年），阿僰国（建水一带）四万蛮兵坚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术随后进攻滇东的阿鲁（阿庐）山寨，攻下阿鲁城，自杞国都城沦陷后被焚毁。但自杞国国王及其部属人员没有投降，也未被擒，他们仍然游居于兴义、罗平、师宗、泸西、丘北的南盘江一带继续抗战。直到宋开庆元年（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郍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从1254～1260年六年时间里，双方20余万大军在滇东高原逐城逐寨、逐山逐水争夺厮杀，是一贯以长途奔袭、速战速结取胜的蒙古军所未能预料的，也是蒙古军征战以来损兵折将最多的战役。13世纪波斯史学家剌失德《元史·兀良合部》条“多桑蒙古史”记录到“盖以合剌章（蒙语，乌蛮）战士众多，防守甚力，逐日搏斗，蒙古军不久仅存二万人”。自杞国虽然灭亡了，但有元一代滇东原三十七部人民的反抗和起义从未停止过。
自杞国立国160年，既没有得到大理国的承认，也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正式册封，属于一个自立自强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再加上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抗蒙中的彻底毁灭，其文明形态和文明成果没有被正史所记录，自杞国也逐步淡出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披上了许多未解的神秘面纱。
整理：西大大 编辑：索佐史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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