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无所谓“丑书”，说“丑书”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但这种“有”，不过是心里的一虚拟概念而已，非但毫无任何意义，且造成很大误解，导致认识书法的某种混乱。
美学意义上的书法，自古以来只有神、妙、能、逸之说，翻遍中国书法史，很难发现一例用“丑书”一词来评价和贬低书法的。只有赵壹在《非草书》中提到“字有好丑，人有辨讷”之类的话，但他偏偏不是从美学角度看书法的，而是从实用的功能的角度来“非议”书法的！从正常学术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丑书”这顶帽子不宜轻易给别人戴，就算戴了，也不宜非采用贬斥甚至污辱性的角度不可！事实上，“丑书”这个“品种”可能压根就没曾存在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们想当然所说的“丑书”，无非一个表达不满的词汇罢了，或者是主观情绪的某种宣泄。当然，也没有见到用“美书”来形容书法的。换句话说，既是书法，往往无所谓美、丑。在整个经典书法品评语境中，神、妙、气韵、格调、雅俗等语汇，随处可见，反复出现，而美丑之类的语言，则难得一见。因为古人很清楚，世上并无“美书”“丑书”之说，以简单化美丑来论书法，既是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消解。也就是说，如果书法退化成简单的美丑之物，那书法也不能称之为书法了，其高雅尊显的身份会消失殆尽。
一般非学术的评价书法之“美”，有“漂亮”之意，也接近于“媚”，在某种书法语境中，它也是一种丑，甚至是大丑。反之所谓丑者，也可能是另一种美，大美。正如刘熙载所说的，“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就是美到极处”。美学意义上的美，外延要大得多，决不是漂亮的同义语。所以，从审美的逻辑上讲，美丑从来不是一个对立的范畴。特别对于评价书法，美丑二字特别是丑字，一定要慎用。当有人用这个字评价某人的书法作品时，其实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搞不清是褒还是贬。有人专门写欧体者高调反对所谓“丑书”，他自以为是在贬抑和批判，但对书写者来说，这种“丑”的追求往往也是一种美，只不过这种美超越于某些人的审美能力之上罢了。至于说某某欧体写得“美”，写得“漂亮”，同样可能是贬义词。明清盛行一时乌黑光亮的“台阁体”“馆阁体”看上去很“唯美”，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丑的，否则就不会从书法史上淡出了。历史与时间从来都是最公证的裁判师，不会以任何个人的短见、偏好、情绪为转移。
概言之，世上既无“美书”，更无“丑书”，而只有“书法”、“类书法”和“非书法”之别。
人们当下津津乐道的所谓“丑书”，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非书法”，另一类是“非经典书法”（约略可称之为“类书法”）。何为“非书法”，就是跟书法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任何必要在书法的语境中进行探讨。比如脚书、口书、双手书之类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杂耍或者杂技，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这类现象，说不定能获得某种美感，至少有一定的“喜剧”、“滑稽戏”的效果。至于粗通笔墨胡涂乱抹，写的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写“龙”带龙尾，写“凤”字带凤冠之类的，包括一些恶俗的“老干体”，也都属于“非书法”之类的，是无需从书法的立场对它进行评价的。如果非给这类书法戴上“丑书”帽子，岂不是抬高它们而贬低了“书法”这个语汇？倘如此，让“宁丑毋媚”的傅山情何以堪，让“扬州八怪”情何以堪，让清末民初一些碑学大家情何以堪？？
当然还有“现代书法”。从逻辑上讲，“现代书法”是与“古典书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书法”一词，指的都是古典书法，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现代书法并不等于书法，最多是借用书法这个语汇创造出的类书法的东西而已。就好比说草书不等于章草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草书都是指今草，跟章草没什么关系。现代人借用西方的形式构成理论加上一些笔墨的夸张性处理，实际已经宣告脱离了书法的古典语境，换言之，它成了一个“新鲜”事物，如果从传统的经典视野上来评价它，说它是“丑书”，显然又错了。更何况它真的“丑”吗？它的是非功过宁可从抽象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前卫艺术甚至非艺术等角度去评价，也不要从书法上去说，更没有必要给它戴一顶莫名其妙的“丑书”帽子。这在逻辑上完全是不通的。现代书法象美术、像抽象画、像行为艺术、像恶搞，但偏偏不像书法。只不过它借用了书写的工具罢了。
广义上的美应该可以视为一些艺术家的根本追求，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丑”的成分。换言之，丑也是美的一种。但狭义上的美其实指的是“漂亮”，而中国美学恰恰是忌谈狭义之“美”的。对应的，也很少谈丑。即便有时谈丑，往往也是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戏曲中的“丑角”也没有任何贬义，反而这一角色更能揭示真善美的意义。从世界艺术史上看，无论象征的、古典的还是浪漫的，追求美是一条主线，而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很早就超越了因为“漂亮”而达到的“感官愉悦”，而进入到更深层的境界。
西方的情形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西方人更注重可感可触的“实体”，相对应的，对于能使感官特别是视觉娱悦的美比较在意。郎世宁来中国，把写实主义传播给国人，开始因为新奇而受到欢迎，但终究没能突破中国画的经典传统，最终还是淡出了。画得“像”、画得“好看”，从来不是中国艺术家的根本追求。所以西方人很难真正了解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书法。因为中国艺术更讲求实体之外“虚”的部分，比如“气”、“道”，看不见措不着，更讲求意境、格调，而这些是“感心”的，更神秘，也更深刻。牡丹无论从色彩上还是从形态上看，固然比竹子好看，但古人最愿意画的，往往是竹子。竹子就那么几枝几叶在那戳着，单调乏味，看上去显然比华丽娇艳的牡丹“丑”，但却能透出一股牡丹所不具备的“清风峻节”、“正直虚心”，这是人格的彰显，是古代“比德”的代表物象之一。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何等清雅超俗，这难道不是大美吗？牡丹反而多了脂粉气和俗气，虽然可以悦目一时，却难以感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丑。进入现代，艺术已脱离古典语境，更不能以一个丑字来贬低艺术。比如我们不能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就一定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丑，因而说毕加索画的是“丑画”，这是荒唐的，无知的。
同样，中国书法更从来不把字形好看、悦目当成最根本的追求，充其量只是一个承载更深刻内涵的表象而已。我们追求字的外观好看、悦目，这没问题，但这不是根本的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相反，如果仅仅外观好看而内涵缺失或者空洞俗气，那它绝不是好作品。从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上看，漂亮意义上“美”，悦目而已，是浅层次的东西，只有真正打动内心并且升华成一种品格时，才是可贵的，才能实现“大美”。相反，我们更没道理把无法造成视觉愉悦让人“不舒服”的作品当成所谓“丑书”加以批判。事实上，颜真卿的《祭侄稿》从来不以讨好眼球为高明，恰恰是以震撼人心为高妙，满纸狼藉，涂抹修改随心所欲，从表面上看，固然比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丑”多了，难道由此就批判《祭侄稿》并贬低其艺术价值吗？近代于右任、谢无量、林散之、弘一等等大家们，从来不单纯以书法的“漂亮”取悦于人，更不用说碑派的康有为、李瑞清、王蘧常、沈曾植、徐生翁等人了。中国书法是在中国审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门艺术，它无色无声，却有情有意。它的艺术价值高低并不在于外表的“美”（好看）与“丑”（不好看），而在于它是否反映中国的美学精神，是否能表达书写主体的真实本心和情趣境界。
当下批判“丑书”之类的，显然把视觉不好看的都当成了“丑书”，那么，难道好看的就都是“美书”吗？就此当代人所创造的“丑书”概念而言，即便姑且承认它存在，也必然要加以区分：有的胡涂乱抹，恶俗恶心，其实根本不是书，又何必理它，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即便有一点笔墨工夫加上身份和名气，专以外观丑陋怪诞为能事，以博取眼球为目标者，同样不足挂齿;有的是离开经典书法的某种创造，其艺术价值也不能一概而论，且保持一种豁达与包容，把它当成新东西冷眼旁观也未尝不可。如果一味地不加区别地批判所谓“丑书”，让书法圈里流行“漂亮美学”，并以此来驱逐其他美学——比如人人学欧楷，都以打扮外表为能事——那才真是书法的灾难了。岂只灾难，书法恐怕已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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