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9日，一个苏联飞行员劫持了一架客机，来我国避难，结果被判刑8年。等到他刑满释放出来，却又尴尬地发现他的祖国已经解体了。

这个飞行员名叫阿利穆拉多夫，出生在苏联的阿塞拜疆。他之所以要劫机来中国避难，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个人原因对苏联政府不满。

阿利穆拉多夫本是苏联民航局的飞行员，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四处飞行。在他结婚之后，与新婚妻子爱得如胶似漆，他就越发不能忍受这样聚少离多、两地分居的工作了。

于是他向上司请求调动工作，希望能够安排到一个固定的空管岗位上。

他如愿以偿获得一个固定得岗位，只不过工作地点却是在极其偏远的西伯利亚某个机场，这与他的愿望相距甚远。毕竟，苏联的经济核心地带在东欧，西伯利亚地处荒凉、算是流放之地。他的妻子也不愿意跟着他来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就是说，阿利穆拉多夫被单位流放了。他在荒凉的西伯利亚成为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心中的委屈愤懑可想而知。

彼时的苏联，内部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十分严重。阿利穆拉多夫没有背景，又不屑于行贿，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多年，还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提拔重用。他非常痛苦。

直到在同事的点拨之下，他拎着两瓶好酒敲开了上司的家门。

一直对他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的上司，立马态度一百八十度大拐弯。他也很快接连得到升迁。

看上去皆大欢喜。但一根筋的阿利穆拉多夫却非常愤怒。我十几年兢兢业业的付出还不值两瓶酒吗？这群只知道贪污腐败的人渣，我非得给你们一锅端了不可！

于是他写信举报上司受贿。

然而当时的苏联，整个社会腐败的官员又何止他的上司一个？官官相护之下，受贿的上司没事，举报的阿利穆拉多夫却被撸下来了，摔得更惨。

这样的变故不仅使他在单位处处受排挤，更雪上加霜的是，就连曾经深爱的妻子也跟他提出了离婚。甚至还因举报上司，他被单位强行判定为精神病。

从前途风光的飞行员到精神病，阿利穆拉多夫把这一切的过错归结于腐败的苏联政府，他想到了出逃。

于是，他劫持了一辆载着38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的客机，强行闯入黑龙江齐齐哈尔某个农场，请求避难。

他的劫机行为，让彼时的中苏关系面临考验。

于苏联而言，一名飞行员叛逃劫机飞往他国，实在是一件在国际上很丢脸面的事情；于中国而言，如何处理这件事又成为一件棘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冲突。

中国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既没有把阿利穆拉多夫当作利攻击苏联的舆论武器，也没有利用他劫持而来的几十名苏联“人质”做文章。

相反，中国妥善安置了那几十名苏联乘客，第一时间联系了苏联方面，请他们接走这些无辜受到牵连的人。很快，苏联民航局局长亲自过来带走了他们。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处理阿利穆拉多夫。

苏联当然希望把他引渡回国，但是那样做的话，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会受损。

经过双方50多次的接触，最后的方案是，虽然阿利穆拉多夫劫持的飞机和乘客都是苏联的，但既然到了中国，那就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办。

新的问题又来了。虽然此时中国已参加《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3个反劫机国际公约，但当时我们实行的79刑法中，还没有单独规定劫持航空器罪。只有在“反革命破坏罪”下有一项劫持航空器的行为。

劫持航空器的行为仅被列为”反革命破坏罪“下的一项，该罪的成立是以反革命目的为构成要件。

对司法机关来说，场面十分尴尬，一方面，我们已经加入了反劫机国际公约，应承担惩治劫机犯罪的国际义务。但另一方面，本来中苏就已长期交恶，如果把阿利穆拉多夫定为反革命，那么就会产生恶劣的国际影响。

还好，机智的法官比照刑法里面破坏交通工具罪进行类推，最后以劫持飞机罪对阿利穆拉多夫定罪处刑，判处有期徒刑8年，服完刑再遣返回苏联。

这样的处置令苏联很满意，苏联官媒斯塔社说：

“苏联方面对中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睦邻合作精神表示感谢。”

将阿利穆拉多夫送回，可以以儆效尤。中国的做法保全了苏联的面子。

善意换来善意，这件事因此成为双方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此后，在这种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下，中苏关系逐渐回暖。

对阿利穆拉多夫而言，当他服完刑出来，才发现他曾经熟悉的祖国苏联，早已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他成为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最终经过公投，他被遣送回俄罗斯。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时代的变迁，就这么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件事也因此对我国的刑法促成了修订。

1992年，人大通过了《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新版97刑法将其吸收成为劫持航空器罪。另外，97刑法更好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再允许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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