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失败原因探析
江志平
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后，在川滇黔边区积极开展活动，坚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最多时游击纵队发展到1000多人，有力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后随着主要领导人徐策、余泽鸿、刘干臣、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等相继壮烈牺牲，川南游击纵队于1937年1月结束主体斗争。
导致川南游击纵队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
川南游击纵队的成立和发展引起敌人万分恐慌，敌人把这支红军游击队视为心腹大患。1935年至1936年，国民党军队先后两次对游击纵队发动“三省会剿”。
（一）第一次“三省会剿”
1935年夏秋之季，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蒋介石急忙调集国民党军队对留在川滇黔边区的红军游击纵队发动第一次“三省会剿”。他们召开联席会议，分别从云、贵、川三省抽调兵力，集中20多个团约6万人，部署“围剿”红军游击纵队。采取层层包围、跟踪追击、严密封锁等手段，进行长期而残酷的“会剿”。为配合“会剿”，国民党重庆行营下令各地严密保甲制度，严查户口，彻底清乡。滇军动员川滇边境的民团1000多人参加“会剿”。
蒋介石令湖南63师陈光中部到毕节，令54师郝梦龄部、47师裴昌会部、23师李云杰部进驻黔北、黔西北，配合川滇军队相机出动，“围剿”游击纵队。在敌人层层封锁中，1935年7月13日，游击纵队在云南威信县的长官司，遭到川军伏击。由于地形不利，游击纵队各大队挤在一起，难以展开还击。敌人居高临下，在山头向游击纵队进行扫射。战斗十分激烈，纵队的几次冲锋都被压制下来，部队伤亡激增。特委书记徐策不幸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伤重牺牲。副政委张凤光、大队长邓登山英勇牺牲，代理参谋长陈宏、大队长徐振山等负伤被俘。这次战斗虽给敌人重大打击，但纵队伤亡100余人，特别是纵队几位领导人的牺牲，给部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长官司战斗是纵队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在敌人的疯狂“会剿”中，游击纵队终因寡不敌众，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队伍连连失利，形势异常严峻。1935年12月，纵队领导人余泽鸿、刘干臣先后壮烈牺牲，纵队只剩下20多人上连天山去隐蔽休整。
（二）第二次“三省会剿”
在连天山休整后，游击纵队搜集沿途被打散的部队，同龙厚生、黄虎生、曾广胜等会合，后又吸收阮俊臣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和陶树清领导的起义部队，几支部队合编后，共八九百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抗日先遣队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恐惧和不安，193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严令刘湘、龙云、柳际民和贵州省政府“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并“限七月内彻底肃清”。在蒋介石的旨意下，三省军阀联合调兵遣将，对游击纵队发动了第二次“三省会剿”。三省联合十几个团的兵力，对川滇黔边区的抗日先遣队形成大包围。在敌大举“会剿”的紧急关头，先遣队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特委部分领导人决定甩掉阮俊臣和陶树清的第一、二支队。被甩掉的阮、陶部遭到敌军联合“围剿”，损失惨重。游击纵队离开阮、陶部后，仍恢复原“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番号和建制。但因与敌长期激战，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1937年1月在敌军重兵“围剿”中，川南游击纵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的少部分同志参加到贵州、云南游击支队中，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1947年。
二、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投敌
王逸涛，四川叙永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1928年受党中央派遣回四川工作。王逸涛回家乡后，主动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武装斗争。1934年春，王逸涛与泸县中心县委争取了绿林武装杨登高部，组成“叙永特区游击队”，王逸涛负责游击队的军事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古蔺、叙永一带后，游击队主动与红军取得联系，并得到中央红军大力支持。1935年2月18日，川南游击队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后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川南特委书记徐策任游击纵队政治委员，王逸涛任司令员。由于游击纵队受强兵围追，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处境十分危险，加之王逸涛率队加入游击纵队后，王逸涛的妻子安硕甫被泸州专员逮捕，在威胁利诱下，安硕甫叛变投敌。面对其妻的劝降国民党当局的封官许愿，王逸涛没有经受住考验，产生动摇，于1935年5月初，当游击纵队经分水岭到威信邓家坪宿营时，王借口逃回叙永县叛变投敌。王逸涛叛变投敌给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主要表现在：
（一）直接削弱游击纵队实力
王逸涛叛变后，跟随其参加游击纵队的队员相继叛变投敌。当时，党的基础还相对薄弱。“农民只相信他们自己的王逸涛司令员，而我们那些江西来的干部就很气愤，为什么你们不更信仰我们的党，我们的特委和政治部。”而王逸涛叛变投敌后，原叙永特区游击队组成的第三大队杨登高部脱离游击纵队，回老家坟坝活动。游击纵队的建制也由5个大队缩编为3个大队。王逸涛的叛变直接削弱了游击纵队的力量。因王逸涛在游击纵队和川南的影响力，王逸涛的叛变使得有些游击队员思想发生动摇，脱离游击纵队，投靠王逸涛。如周司和，四川大足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四川省地下党的组织，策划农民起义，并被捕入狱，历尽艰辛。1935年1月参加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后参加红军北上。到云南扎西时，奉命参加游击纵队。同年秋，在一碗水战斗中负伤，离队休养后投靠王逸涛。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川南招抚特派员，协助敌军围剿游击队，破坏地方组织。作为纵队司令部军事参谋的周司和的叛变，导致游击纵队行进路线泄露，造成特委书记余泽鸿牺牲和刘复初被捕。
（二）协助敌军围剿游击纵队
叛变投敌的王逸涛被蒋介石委任为重庆行营川南招抚特派员，利用其熟悉游击队内部情况和地形的优势，积极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向四川省政府进呈《我对于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军游击队布置的意见》，在军事上以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相结合，在政治方面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被认为是川南剿共的颇有采纳施行价值的办法。到叙永县设立川南招抚特派员公署办事处，密切配合三省敌军对游击纵队的“会剿”，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给游击纵队造成极大困难。王逸涛曾率队将隐蔽下来的20多名江西籍红军游击队战士抓捕，后来这些战士全部被敌人杀害。王逸涛曾致电重庆行营，密告纵队“复窜川滇交界之扎西、王场、大石盘一带滋扰”。蒋介石即将王逸涛电转示川滇两省府，督饬该区各县长集合团防“协军剿办”。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先遣队解体，陶树清被捕牺牲。1936年12月6日，在王逸涛带领下，川军薛奉先团陈营在白沙河青龙嘴岩上，将正在此处养伤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等人抓捕。
（三）破坏地方党的组织
王逸涛叛变投敌后，配合川南各县别动队、驻军、团防队，围追堵截红军游击纵队，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给红军游击纵队和中共地下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失。特委派到地方工作的区委和川南数县的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中共叙永县党团组织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党团员及骨干成员被迫转移隐蔽，有的被敌人抓捕，有的壮烈牺牲，有的思想动摇，有的失去联系，脱党脱团。
三、没有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2月，在经历重大挫折后，川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对敌斗争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游击纵队在敌人残酷统治的白色区域里，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兵源和军需物资不能及时补充，难有休整机会，影响部队战斗力，情报不及时、不准确，以致遭敌人围堵。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组建地方游击队，创建根据地，为争取工农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这个总结还是相当符合实际的。没有建立起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川南游击纵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队伍曾发展到1000多人的游击纵队能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迂回穿插，开辟了近1000平方千米的游击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却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地方党组织被破坏
中共川南特委成立后不久，就先后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到纵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动员和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成立地方党组织。1935年2月下旬，特委派红军阮光明到高田任地方赤卫队大队长，红军张志高任区委书记兼大队指导员。与此同时，派红军戴元昌、黄于能到田中组织地方区委，成立赤卫队，开展地方武装斗争。3月14日，特委派邓楷到余泽鸿的家乡长宁梅硐成立区委，开展地方工作。3月初，特委派霍绍文和周守如到两河口组成中共两河口临时区委。但是，在各路军阀犬牙交错的统治下和地方豪绅的一再打压下，特别是王逸涛叛变投敌后，川南特委成立的几个区委，先后被敌人破坏。地方党组织的屡遭破坏，无疑增加了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困难。
（二）战略方向选择偏差
打击牵制敌人与建立革命根据地选择的偏差。1935年2月，成立川南特委及川南游击纵队的战略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这三个战略目的，当时纵队将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作为最优先的战略目的。认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应在战略上继续佯装红军主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具体建议为：一是主动威胁宜宾、泸州、重庆等城市，促成敌人重兵固守这些城市，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二是在川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各地川军后方军需基地，加重敌人后顾之忧，使游击队成为敌军的心腹之患，从而减少围攻主力红军之敌军；三是打着多种红军番号去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收税机关，破坏其社会基础和经济来源，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去守护其政治军事基础和“围剿”游击纵队，从而达到纵队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目的。以如此少许兵力在敌重兵围困下去完成如此宏大的战略目标，基本上是无法完成的。特别是当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无兵源和物资补充时，迎击强敌、连续作战，只能是孤军深入，浴血奋战，大量消耗游击纵队的基干力量。
分兵与集中的偏差。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是应分兵还是集中，这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选择。游击纵队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先后采取的是集中兵力的方法。1935年2月，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队伍发展到600多人；1935年7月，与黔北游击队在朱家山会师，共800多人；1935年9月，川南游击支队到博望山与游击纵队合队。至此，中央红军离开后成立的几支地方游击队及当地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全部集中到一起。一方面这反映了当时斗争环境的异常严酷，地方游击队生存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纵队领导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击牵制敌人的意图。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过分的注重集中兵力加强斗争，而忽略了分散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三）“左”倾教条主义影响
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错误指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但遵义会议后战事频繁，游击纵队离开红军主力不久，就与中央失去联系，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没有彻底纠正“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错误，导致在游击战争的战略、策略和战斗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有些战斗，地形不利，敌情不明，没有果断地组织退却和突围，而是与强兵硬打硬拼，造成很大损失。在“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对起义部队不信任。1936年5月，驻守在贵州毕节的国民党中央军暂编5旅第3营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宣布起义，并愿意接受川南特委领导。在云南威信县与游击纵队合师，游击纵队发展达1000多人，一度扭转了川滇黔边区游击斗争的不利局面。但针对敌人的第二次“三省会剿”，时任副司令的陶树清建议：加强秘密活动，缩小目标，便于休整；对起义士兵和绿林武装不要歧视，要耐心教育和改造，加强团结，开辟新的游击区，摆脱敌人，减少伤亡，保存实力。本来，陶树清的建议是符合川滇黔边区斗争实际的，但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特委对陶树清的建议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片面地认为是动摇、逃避斗争的表现，甚至是别有阴谋。特委决定甩掉陶树清的部队，导致这支600多人的起义队伍失去党的领导，军心涣散，不久即被国民党军打散，陶树清被捕就义。
川南游击纵队的英勇斗争有力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为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两次“三省会剿”下，游击纵队最终失败，但它为后来党在白区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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