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初，孙科辞去行政院长，何应钦组阁任行政院长并继续兼任国防部长，他的贵州老乡李仲公跑去见他，劝说何应钦支持李宗仁的和谈，在必要时，以国防部长的名义指挥国民党部队起来反蒋。

何应钦却说：“李宗仁对我和老蒋不同，以目前的局势而论，要想恢复以前的局面，当然决不可能。但汤恩伯卫戍京沪，尚有精锐五十万，白崇禧坐镇武汉，尚有子弟兵二十万，长江天堑，共军要想渡过谈何容易？划江而守，南北对峙，大有回旋余地，现在言和，尚非其时。”

李仲公苦心相劝：“老蒋虽然下野，但他阴魂不散，在溪口继续遥控，他岂肯让桂系得逞，让李宗仁、白崇禧舒服。李宗仁虽然是代总统，难道不受老蒋牵制？老蒋的嫡系岂肯对李宗仁俯首听命，国军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内耗又日甚一日，你所谓的精锐，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盘散沙。共军未至，南京城已是草木皆兵，共军若至，谁愿作鳖？你所说的回旋余地，也并不是什么天堂乐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饿殍载道，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我问你，你又有什么办法来撑持这个局面？李宗仁难道又会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良策？”

李仲公这一席话说得何应钦冷汗淋漓，他对李仲公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我有把握的部队都不在京沪一带，若是宣布反蒋，恐怕汤恩伯首先不服从我的指挥。”

想了一会，何应钦又说：“恩伯这个人其实与老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他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陈公洽（陈仪）的提携，能够与恩伯谈私话的惟有公恰。公恰为人正直豁达，待我试探他一下再说。”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他当时正和地下党秘密接触，准备策反汤恩伯起义，不过他的举动已经被蒋介石所注意，因此不久前陈仪已经被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

何应钦与陈仪私交不错，何应钦去和陈仪接触后，把摸到的情况告诉李仲公，说陈仪有把握说服汤恩伯。李仲公却十分冷静，他向何应钦说：“对陈公洽尚可信任，对汤恩伯则不可轻信。他这人不到山穷水尽不会轻易反蒋的，没有风吹草动，他对陈公洽还可隐而不发，如有风吹草动，陈公洽就会是他出卖的第一人。那时你若受到波及，你身在南京，当个两手空空的行政院长，又哪能自保？”

就在两人谈话时，何应钦的胞弟送来一封蒋介石从奉化发来的密电。电文责怪何应钦不该去就任李宗仁的行政院长，称：“出任斯职何补？弟乃兄之脊梁，黄埔军股肱，能舍军依桂？置共建之基业于不顾？兄对弟期望之殷，依偎之重，能忘棉湖订交之义？”

何应钦看完蒋介石的电文，出了一身冷汗，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复，想了想，把电文交给李仲公看。

李仲公看了后说：“好！好！好！这电来得正好，来得及时。”

何应钦怔怔地望着李仲公，李仲公说：“你在南京两手空空，极为被动，这不正是你脱身的好机会，老蒋既然不想让你当行政院长，你就向老蒋提出去西南，西南大有用武之地，云南的卢汉，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和潘文华，早存反蒋之心，你去西南，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蒋电岂不来得正好。”

何应钦听后，面露犹豫，说：“此事不可贸然行事，免得进退失据，一发难收，只是不知道对面对我的印象如何？”

李仲公说：“你与老蒋貌合神离，那边有统战政策，他们对个人和以往的恩怨看得并不是很重，更何况如果你能真的举事，这可是奇功一件啊。”

何应钦说：“那就请你代表我到北方去，先把事情接洽好，我立即去重庆做准备工作。”

根据李仲公的回忆，何应钦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夕，确有和李宗仁联合反蒋，争取走和平道路的想法。不过，由于何应钦顾虑很多，加上汤恩伯告密出卖陈仪，导致何应钦不敢再有别的想法。

原来，汤恩伯在接到陈仪劝说他起义的信件后，起初并没有告密，但却也是非常矛盾。一天，就在汤恩伯拿着陈仪的信件犹豫不决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请汤恩伯去对一个训练班学员讲话，汤恩伯不好推辞，便随毛森匆匆而去。

讲完话，汤恩伯回到办公室急忙打开抽屉，却发现放在里面陈仪写来的信件，有被人翻看的迹象。原来，汤恩伯和陈仪的书信往来，早已被保密局长毛人凤获悉，他让毛森暗中监视汤恩伯。

汤恩伯见信件被人看过，当时就明白这是毛森派人动了手脚，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为了自保，只得主动去告发了陈仪。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毛森派人将陈仪软禁，5月陈仪被秘密押送去台湾，1950年6月18日，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在陈仪被抓后，何应钦怕步陈仪的后尘，不但不再提起兵反蒋，西南也不去了，为了不使蒋介石生疑，表明他与陈仪走的不是一条路，何应钦还给溪口的蒋介石打去电话表达了效忠。

之后，何应钦开始和李宗仁疏远，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政府迁逃到了广州，何应钦干脆辞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由阎锡山接任）。后来，何应钦与李仲公见面时，无奈地对李仲公说：“唉！我与老蒋打交道二十余年，每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今后也只好祸福成败付之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