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独特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老家许昌

老家许昌：乡忆故土，灵魂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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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独特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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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许昌越调》一书，编著：马炎心、贾凤翔、王文亭。

许昌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同时因其在地缘政治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些历史发展特点。（欲了解许昌的前世今生，欢迎点击以下链接欣赏：许昌沿革：1986年2月，许昌成为省辖市）

 

历史悠久，经济发达

 

许昌东接广袤无垠的黄淮平原，西邻豫西伏牛山区，地据颍水上游，可顺水而下进入淮河、长江，位于中原与江淮地区的水上交通线上，又是历史上首都洛阳的东南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许昌人”到许由牧耕在许地，从大禹治水有功到夏王朝的建立，从昆吾族迁许到周封文叔于许国，从汉代的许县、许都到三国的魏都……奠定了许昌区域文化的发展基础和人文传统的基本走向。

优越的地理条件，悠久的开发历史，使得许昌自古以来农牧经济都比较发达，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属于黄河中下游的经济中心区。

秦汉四百多年间，颍川郡人口快速增长，最盛时期有“户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 颍川郡大约2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0.5% ，但人口却占西汉总人口（59594978口）的6.7%左右，可见颍川郡在西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颍川郡既有东部发达的农业经济，又有西部良好的牧业，还有以丝织业为主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其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居于东方各郡前列。故班固在讲到颍川郡经济状况时特别说到，该郡“利林、漆、丝枲；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

两宋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许昌的社会经济实力与发展水平逐渐有所削弱，但由于该地区传统的制陶业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至少从隋唐开始，阳翟县（今禹州市）陶瓷业迅猛发展。北宋政府在阳翟设立了大量官窑瓷场，专门为宫廷烧制精美“贡瓷”，成为北宋以后享誉海内外的五大名瓷之一。

与此同时，鄢陵县的花卉种植也获得蓬勃发展，成为北宋以后著名的花卉产地和蜡梅之乡。因此，依靠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传统优势，唐宋以后的许州，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北方地区前列，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地处中原，饱受战争劫难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地处中原既给许昌带来了独特而优越的发展条件，也给它带来了无数的战争灾难。

纵观有明确记载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在中国所发生的大小战争，战场的中心几乎都离不开以许昌为轴心的周边地区。根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3000年的历史中，许昌所遭受的战争灾害至少达到一百三十多次。每次战争都是一次沉重灾难。许昌境内在和平年代所创造的丰富物质财富和巍峨壮观的文化设施以及文明成果，总是在每次战争中遭到毁灭。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成为许昌人文历史发展史铁定不变的规律。

当然，许昌人在饱受了太多的战争灾难，经历了无数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之苦，经受了死亡与毁灭考验的同时，也磨炼和培育了勇敢抗争、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与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的人生信念以及开朗达观、荣辱不惊的心理性格。

 

频繁移民，融会八方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迁徙融合史。许昌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各民族融合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由于历代大规模的战乱、天灾与人祸，使得许昌境内多次变换主人，又成为各民族融合与人口大规模迁徙的中转地。

许昌的人口迁徙活动呈现出次数频繁、规模巨大的特点。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南宋金元时期，第四次是明初大规模移民，第五次是明末清初。在这几次移民中，第四次、第五次影响最大。

元末二十多年的残酷战争和各种自然灾害，致使许昌人口大量流徙死亡。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许州只有5583户 29944人，不及现今一个小乡的人口数。为了恢复残破不堪的中原经济，明初在晋中南洪洞县设立移民点，专门负责办理向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的移民事务。

明初移民属于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由于这次移民规模大、波及面广、时间延续长，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河南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这次移民的故事与传说。举许昌县为例，有60%的家族都是这次移民过来的，许多村庄名称都起源于这次移民。

从顺治中后期特别是康熙年间，在政府鼓励下，从北方各地又一次迁移过来许多人口。仍举许昌县为例，在现今人口中，约有15%左右，其祖先就是在这次移民活动中定居到这里的。

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对许昌历史的发展走向，人文传统的变异、发展与整合，以及型塑许昌人的心理与性格特点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为故都，国之中心

 

历史上许昌辖区内曾三为国都：

一是夏禹因治水有功，被封于夏（今禹州市），禹的儿子启大飨诸侯于钧台，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钧台成为中华文明最著名的标志地名之一。

二是战国时期，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韩景侯迁都禹州，直到韩被秦所灭，除中间迁新郑5年外，韩一直在这里建都，共一百七十多年，故而禹州又有韩城之称。

三是汉魏故都。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县，许县就成为建安年间全国的都城。及曹操病死，曹丕即魏王位，在许县繁城举行禅让仪式，代汉称帝，建立了曹魏王朝，又改许县为许昌，与洛阳、长安、谯、邺共称五都。在此期间，许都集中了一批文人学士，如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等，使之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文化名都。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由于北宋时期许昌离国都汴京较近，不少文人、大儒经常来这里寓居，览胜讲学，对许昌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后人评价许昌人每与周边郡邑人氏相交，其气质、风度多秀于它地者，盖因其原为京畿重地，天子之都也。

尽管许昌历经无数次战争破坏、人口迁徙，从而导致文化结构的几经改易，文化面貌的多次变换，但几千年中所形成的优良人文传统之根并没有断，反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多元文化的融合、新鲜血液的输入，优良的人文传统之树更加枝繁叶茂。这些传统是：

1.勤劳质朴，公忠务实。

许昌是原始农业发源的核心地区，长久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农业文化，具有很显著的农业文化性格。这里又是远古时代夏部落的生息繁衍之地，因此，许昌受夏文化传统的影响很深。

大禹治水十三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 “禹勤沟洫，手足胼胝。”史称夏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可谓忠于其职、敬于其事的文化典型。因此，勤劳质朴、公而忘私的大禹精神，成为历代许昌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

《汉书·地理志》中说：“颍川、南阳，本夏人之国。夏人尚忠，其俗鄙朴。”

约成书于魏晋时期的《历代风土记》概括颍川郡的人文传统说：“士风端愿，民俗勤劳，推诚相接，耻狙诈。”

隋唐时期的许州人仍然是“好尚稼穑，重於礼文，其风皆变于古”。直到明清时期各种地方志中，仍然明确记载着许昌人这一优良的人文传统，如《嘉靖许州志》云：“俗尚朴鲁，称谨愿，有唐魏遗风。”《长葛志》曰：“颖川人尚忠，其弊朴野。”

勤俭质朴，公忠务实，是许昌区域文化特色与人文传统的基调。

2.谦逊礼让，尚德尊贤。

谦逊礼让，尚德尊贤，不仅作为一种个人美德和修养，被历代许昌人所遵奉，还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成为一种优良的人文传统。

许昌人除崇拜大禹，还崇拜“许地”开拓者许由，称他为“生人以来逊让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许由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谦让高洁的人格美德，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经过数千年历史风雨的洗刷，许由精神不仅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封中，而且被一代代的先贤明哲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许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人格高尚、敢言直谏之士。他们的政治生涯与人生追求，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具体追求各异，但在实现完美人格、追求志向高远方面，毫无疑问，是和许由精神内在相通的。许由精神的核心是尚德，尚德的指向必然是尊贤。

东汉时期的颍川郡，是全国儒学教育非常发达的地区之一。尚德尊贤成为许昌人代代相承、世世罔替的优良人文传统。最著名的代表可以东汉后期的荀淑、钟皓与陈寔等人为典型。他们在当时官做得都不大，但以其高尚的德行、完美的人格而备受当世和后代人的敬仰，并作为做人的楷模。

3.研法重教，尚义守信。

许昌是战国时期李悝、申韩刑名之学的发源地和政治实践地，更是法家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故乡。在风雨如晦行将亡国的季世，韩非子抱着对祖国一往情深的深厚情感，探讨如何“存韩”的治国方略，对早期法家思想学说进行融汇冶炼，自成一家之言，最终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因此，许昌很早就出现并形成了“依法治国”的“法治主义”思潮、崇尚刑名法术的法治理念与政治文化传统，从而构成了许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治为主，刑法为辅，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在重法的同时，许昌人更重视的是儒家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感化力量。“梁上君子”这个成语，现在一般人只知道它是窃贼的代称。实际上这个故事里边，充满了道德教育，以德感人的内涵。面对窃贼的丑恶行径，陈寔没有将他痛打一顿解恨，更没有以罚款了事，而是召集儿孙晓以大义，喻之利害，不仅使盗贼匍匐于地，同时也给自家的年轻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能够从中受到教育，自警自励。

到了宋元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受《三国演义》和关公崇拜等世俗文化的极大影响，许昌人尚义守信的人文传统更是达到高峰。人人以关公曾在许昌夜读《春秋》、护兄嫂两院英风、对刘备忠耿不二、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豪气和大丈夫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而自豪。使得许昌区域文化传统中渗透了浓厚的尚义守信思想，无论是达官显宦还是地方乡绅，乃至普通百姓，都深受关羽文化的熏陶。尚义守信不仅成为许昌人最高的人格追求，而且成为自觉的行为道德标准与规范。

4.笃厚善学，文风昌盛。

地处中原的许昌，得风气之先，私学兴盛，教育发达，培育出大批知识分子。魏国信陵君养士三千，其中不少就来自许昌一带。《史记》、《汉书》中都明确记载说颍川郡之民风“高仕宦，好文法”，亦即喜欢研究法律，崇尚入仕当官。只有教育发展了，受教育的人数增多了，才会形成这种风尚。因此，笃厚善学，文风昌盛，在许昌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这种风气的形成，是与汉光武帝刘秀的大力倡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以“颍川”、“南阳”为主的中原区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中就有“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家气象，亦一时风气不同也。”其中一个原因，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他本人“本好学问，非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生者，亦皆多近于儒”。

经过百余年的积聚将养，颍川郡儒学世家层出不穷。从东汉到魏晋，颍川郡可谓文风昌盛，人才荟萃。他们要么是叱咤风云的政坛领袖，要么是智慧超群的帝王师友；或则是倜傥风流的文坛巨子，或则是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

明清时期，除各州县公私学校之外，许昌的书院多达十几个。一些书院的办学质量相当高，甚至在全国都有名气，如襄城的紫云书院，许州的西湖书院，长葛的嘉惠书院，禹州的颍滨书院、辋山书院等。所以，历史上许昌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

据不精确统计，自上古至清末，我国正史中有传可查的许昌籍名人近300个（全国为5700余人，河南912人）。仅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有150多人。另据《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载，从隋唐至清末，许昌有进士191人，仅明朝就达95人之多。

5.通达求新，开放包容

峻秀的山川，广袤的平原，发达的交通，温和的气候，不仅给历代许昌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和创造精神文化财富的条件，同时也培育了历代许昌人豁达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

许昌就像一个文化熔炉，老的文化成熟了，伴随着人口的迁徙而输往各地；新的主人来此定居，又在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文化因子。一方面赓续固有文化传统；一方面又使固有人文传统枝繁叶茂，永葆青春。因此，历代许昌人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心理性格是开朗达观，喜得风气之先；其基本的行为模式是开放包容，通达求新，没有盆地意识，很少排外心理。

历代许昌人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执著不懈的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勇于面对灾难，敢于承受苦难，乐于接受新知，善于融汇众长，于通达中求变革，变革中求创新，创新中求发展。应该说，这是许昌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最值得今天的许昌人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