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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凡
厦门大学教授、《百家讲堂》主讲人
要说清楚“闽派绘画”，首先得先说说“闽”。所谓“闽”，首先是地域概念，专指福建省，其原始含义有贬义，大致相当于“蛮”。五代时期，王审之入闽并且建立闽国之后，随着闽地经济、文化地位的提升，“闽”逐渐成中性的地域指称，而不再有贬义。
随着“闽”成为中性的地域指称，“闽”作为文化概念也渐渐形成。但是，由于闽地环境极其复杂，因此很难用一种特征表达“闽”的文化内涵。比如，福建号称“八闽”，“八闽”各有不同。所谓“八闽”有两种说法。其一，西晋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战乱频仍，士大夫衣冠南渡。最初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中原八大家族入闽。这八大家族开始在今闽北地区及晋安（今福州）定居，然后逐渐向闽中和闽南沿海地区迁徙、扩散，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故称“八闽”，此“八闽”基本是中原之风南传而已，并未形成自己的独特内涵。其二，作为闽地的福建，唐朝时分为五州，为福、建（今建瓯、武夷山市、浦城等地）、泉（今泉州、厦门、莆田）、漳、汀、南剑（今南平、尤溪、将乐、邵武、光泽等地）。北宋时分为八州、军（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南宋分为八府、州、军（福、泉、漳、汀、南剑五州，建宁府，邵武、兴化二军），元分八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明改为八府，因有“八闽”之称。不过，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虽然，八闽作为行政区划，或者八大氏族，未必就真的有八种风格与文化特征，但是，按照地域方位划分，闽南、闽北、闽东、闽西、闽中，的确有着各自的特点。比如，闽北与江西接壤，距中原最近，并且处在由中原入闽的通道上，因此既受赣文化影响，也保持更多的中原之风；闽西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又与广东毗邻，有着自己风格迥异的文化内涵；闽东与浙江接壤，自然受到浙文化的影响；而闽南面朝大海，便有了海洋文明的某些特质。
那么，哪个地域最能代表闽的风格和文化呢？对此人们颇有争议。我认为，哪里的经济最发达，哪里的文化水平最高，哪里特征就最具代表性。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与文化水平的发达却并不一致。比如，西晋时期，中原八大家族入闽，开始在闽北地区及福州定居，这就使得闽北及福州地区在东晋时期是闽地最发达的地区，不过这个时期的闽文化特征还没有形成，只不过是中原文化的南传与辐射。这个时期，闽北地区是闽地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五代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出海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但是，大唐王朝建立之后，中国与海外联络主要从广州出发。所以，在大唐时期，福建沿海的经济与文化，远比广东落后。直到宋元时期，最繁荣的出海口才转到泉州刺桐港。北宋时期，闽中、闽东由于围绕省府所在地，是闽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因此代表福建。在理学形成之初，与北宋洛学开创者二程兄弟遥相呼应的是，以陈襄为代表的“闽中三先生”，对理学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南宋时期，首都南迁至临安（杭州），闽北地区与首都之间的地理空间大为缩小，况且又是出临安入福建的必经之地，再加上武夷山地区风光秀丽，引来当时大量文人墨客，聚焦于此，为朱子学的形成提供了氛围。因此，闽北地区在南宋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并且辐射浙江、江西、湖南和福建。明初至明中叶，明朝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严令百姓“片板不准下海”，因此，福建沿海地区再度落后于闽北。明中叶以降，西方文化开始通过海上贸易登陆闽南，在倭患严重的同时，也带来了闽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进步。明隆庆年后，明朝政府开放开禁，开辟漳州月港为唯一允许民间与海外进行合法贸易的港口，部分允许私人出洋，是故漳州出海口是明代全国唯一联络东西方、环绕全球的据点。从而，使闽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比福建其他地方更加发达起来。清后期，虽然清政府对外交流的港口转向广州，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厦门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国在鼓浪屿建立领事馆区；另一方面，作为洋务运动主要举措之一，清朝政府在福州的马尾设立船政衙门，从此，闽东、闽南，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这里不但成为福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近代以降，闽东、闽南代表了整个闽文化的水平与特征。由于，闽东是福建首府所在地，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闽南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是在文化层面上略逊于闽东地区。不过，闽东与闽南地区的共同特征还是很鲜明的，那么是海洋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我国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九个沿海省份，它们之间却有着鲜明的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与不同的纬度、风向、洋流和贸易对象的不同有关。比如，辽宁、河北环渤海，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形成的狭窄的出海口，使得渤海湾犹如半个内海，从而限制了辽宁、河北人民进一步向海外发展的脚步，再加上辽宁背后是广袤的东北大地，人少地多，能够接受大量关内的移民，从而限制了向海外移民的热情。山东省除了向辽宁发展之外，出海的对面主要是朝鲜半岛，所以会与那里的文化形成互动关系；江浙地区早在大唐时期，就发现了东去日本的海路，从宋到明，浙江的明州都是通往日本的重要港口，所以江浙受海外影响主要来自日本。广西的出海口在北部湾，海外影响大多来自越南。从纬度和习俗以及距离首都遥远等特征看，福建与广东非常接近，可是却有着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把握粤与闽之间的区别，是闽派能否成立的关键。从海外移民的构成看，台湾、澎湖、琉球、海南岛、南洋等地，中国移民以闽籍为多数，而粤籍移民虽然也下南洋，但是更多的人却漂洋过海，到欧美去，在美国的唐人街，则以广东人为多数。因此，海外对闽和粤的影响就呈现出不同：闽地受南洋形影比较大；粤地受欧美影响比较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这就要从两个省的地理、地貌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考虑了。福建省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虽然不算贫瘠，可是耕地太少，当中原移民大量涌入福建的时候，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这就引发了闽地人民向海外移民的热潮。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比较贫穷，所以就近落脚。而广东港口依托的是珠江三角洲，江浙的港口依托的是长江三角洲，这两大三角洲有是广袤的经济战略纵深，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可以一直溯流而上至重庆。自然没有严重的土地与人口的矛盾，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经济最富裕的地区。而福建则就没有这幸运了，狭窄的沿海地区，依托的是稀少的土地资源。所以，福建人向海外移民的热情就会比江浙和广东高得多。而且，由于贫困而移民，只能就近，因此，东南沿海，包括南洋以闽籍移民为主就可以理解了。百广东人移民，大多是由于经商海外，因此，会走得更远，除了欧美，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正是这样的不同，形成了同样具有海洋文明的粤与闽之间鲜明的差异：闽地受南洋之风影响较大，粤地受欧美之风的影响更甚。由于这种独特性，区别于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文化的“闽地文化”的概念是成立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闽地文化”概念的合法性，同时也为了论语“闽派”的成立，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闽学”的问题。所谓“闽学”有狭义、广义之分。
广义的闽学，就是福建地方的学术以及对闽文化研究。对于绘画领域的“闽派”就可以归于广义的闽学范畴。当然，闽学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儒家思想在闽地的发扬光大。因为有人将宋代的理学划分为关、濂、洛、闽，关学指张载、濂指周敦颐、洛指二程，闽指朱熹，因此，闽学就成了朱子学的同义语了。其实，作为理学一个分支的闽学，早在朱子学形成之前，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比如，北宋时期，洛学创始人程灏、程颐兄弟二人曾经有两位福建籍弟子，他们是：杨时、游酢。这二人学成之后返回福建，程颐亲送弟子南归，并且不无自豪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程颐创立的理学思想通过这两位大弟子向闽地传播。杨时在闽北地区办学，有一位弟子名罗从彥，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虽然理论建树并不大，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罗从彥有三位在闽学发展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学生，他们分别是：朱熹的父亲朱松，朱熹的老师李侗、朱熹的启蒙老师刘子翚。在这三位闽学大师的影响下，才有了朱子理学的最终创立。所以说，狭义的“闽学”就是朱子学。
▲程颐
与中原学术传统比较，闽地产生的闽学，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既认同中原，又具有叛逆个性。越是远离家乡，就越发眷恋乡土；越是身居边缘，越是向往文化中心。地处沿海的闽东、闽南的民众表现出强烈的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叛逆个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自由的追求。自隋开创科举制度以来，参加科举走仕途，成为中国古代士人唯一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自明中期以后，随意城市经济的发展，读书人的生存方式有了很大变化。有许多仕途之外的出路或者职业。这一点在闽地学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可从事的职业除了教师之外，还可以经商、行医等。自明中期以后，个性解决的思潮席卷全国，这对身处东南沿海的闽东、闽南地区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因此，在明中叶以后的闽籍思想家的思想和言论中表现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性全面发展的追求。
第二，既尊重师说，又富于独创精神。认同中原传统与恪守师说往往是一致的。向往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心理依据是对自己祖先居住地，抑或郡望的情感归依。学术传统的传承，虽然没有血缘基础，但是它与师承一样是一种亲情和精神的维系。因此，对中原的向往和认同在闽地思想家身上则表现出对师说的尊重甚至恪守。当然，这并不影响后代学子对师说的发扬光大。
第三，既追求理想，又充满现实意识。追求社会理想，这是中原儒家的共同特征，在这一点上，闽地思想家表现出与中原传统的一致性。不对，闽地的社会现实，使得这里的思想家，似乎比中原传统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的社会理想基本没有脱离儒家的“三代”，但是对实现理想的途径的思考，却远远超越了传统儒家。他们特别关注国计民生，更着力于经邦济世的能力和作为。同时，表现出对自然科学极高的兴趣。闽学的这些特征，进一步证明“闽地文化”与中原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表明闽地文化的独特性。
无论闽地的文化特征，还是闽学；无论是广义的闽学，还是狭义的闽学，都是无可争议的历史存在，而且以其令瞩目的成果，被世人承认。那么，闽派的绘画成立吗？如果成立，什么是闽派呢？绘画史上究竟有没有闽派呢？为了表明我的观点，就先从什么是“派”说起。
所谓“派”的词源意义是河流或者大河的支流。既然是大河的支流，那么这派就与大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么从上游汇入大河，要么到下游分道而行，形成自己的流域。水系的派，引申为学术或者艺术的派别。意思也类似，也就是说，艺术的流派，要么以上游源头的意义，归蔚为大观的艺术长河，要么是从主流艺术大河中分流而出的蹊径。
一个艺术流派构成的要件，与思想流派一样，大致有以下条件：
其一，艺术家群体，这个群体基本上属于同一籍贯，或者在同样区域进行艺术创作。其二，历史传承，艺术必须有传承，而传承也是形成流派的重要条件之一。不过，所谓“传承”也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存在着师承关系，即师傅带徒弟，所谓“亲传”；另一种是，以临摹的方式师承，这在理论界称为“私淑”弟子。其三，创作技法，按理说，艺术创作技法往往是通过师承而掌握，可是，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不同年代的艺术家，或者同时代的艺术家，没有师承关系，却不约而同地接受并且高水平地运用某种共同的艺术技法。其四，创作母题，即一种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被历代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加以表现。比如，天主教中的圣母像，佛教艺术中的菩萨像。
说起闽派艺术，就不能不提古琴的闽派。古琴闽派，主要形成于清代。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琴派主要有六派：其一就是福建的“浦城派”，俗称闽派。闽派古琴是众多流派中诞生较晚的一派，其创始人祝凤喈，字桐君，于1800年生于福建南平市浦城县城关。祝凤喈19岁开始向其兄长学琴，并致力于对古琴谱的收集鉴别，潜心研习。经过30余年的磨砺，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不仅如此，祝凤喈创作了他的琴论专著《与古斋琴谱》，以独特的见解对古琴的文化内涵、音律表现、弹奏技法、曲目理解、制琴工艺等进行了完整、深刻的阐述，形成了系统的古琴理论。《与古斋琴谱》出版后，随着此书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琴家，形成一批体现祝凤喈风格的琴家群体，称为闽派古琴，与浙派、苏派、川派等传统大型琴派鼎立。闽派古琴艺术在中国古琴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闽派古琴从形制到曲目，从特殊的记谱方式到丰富的演奏技功，都体现出中国音乐艺术的至高境界；其二，古琴经过祝桐君的创造、改造，使学者易懂、易学、易操作。
那么，闽地的绘画艺术家和作品，是否能够构成为“派”呢？
闽派代表画家的代表人物，或者开创性的人物，是黄慎。黄慎最初师从于上官周。而上官周是“扬州八怪”之一，其画风和作品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受黄慎的影响，在福建的莆仙地区，出现了以李霞、李耕、黄羲等为代表的画家；在诏安地区出现了沈瑶池、沈镜湖等画家，号称诏安派，这些画家均师法于黄慎，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群体，沿袭了特定艺术风格和影响。由于有这样的师承影响和特定艺术家群体的出现，闽派绘画便有了立身的依据。
从绘画创作的主题看，闽派画家多以历史人物、佛教道教的偶像入画，当然也会选择民间樵夫渔父的人物形象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表现出鲜明的闽地特征。
从技法上分析，闽派画家主要以狂草笔法作画。早年工细，后参以怀素草书笔法。闽派画家所创作的人物画，则用笔粗犷，顿挫转折，纵横排奡，气象雄伟。花鸟笔法洗练，形象概括，画风泼辣狂野；山水境界开阔，注重诗意表达。
总之，无论从地缘环境，还是艺术家群体；无论从文化资源还是从创作技法上，闽地的确出现过一个风格独特的绘画流派，称其为“闽派”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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