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187－226﹚即“魏文帝”。三国时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字子桓，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的长子，三国时期的魏国建立者。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死后，他袭位为魏王，不久代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曹丕在位期间，设立中书省，实行九品中正制，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规定下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其限制宦官权力的同时，也确立了士族豪强在政治上的特权。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生前提倡节俭、薄葬，预作《终制》。去世后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为文皇帝，葬于首阳陵。曹丕又是个文学家，创作和理论都有成就，其诗语言通俗，细腻流畅，颇具民歌风味，代表作《燕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首七言诗，其理论著作《典论·论文》开我国综合评论作家作品之风气。由于文学方面的声誉，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被后人并称为“三曹”。现存诗赋70多篇。传世有《魏文帝集》。临高台
临台行，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行为臣，当尽
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干岁，宜居此宫。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
衔汝，口噤不能开。我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注】“临台行，高以轩”，另作“临台行高，高以轩”。实际首句
衍一“高”字，故去之。
钓竿
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钓竿何珊珊，鱼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
芳饵欲何为。
十五
登山而远望，溪谷多所有。楩楠千馀尺，众草芝盛茂，华叶耀人目。
五色难可纪，雉雊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罴当我道，狂顾动牙齿。
陌上桑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
路局苲。虎豹啤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
木丛生鬱差错。寝篙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
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短歌行
《古今乐录》云：王僧虔《技录》曰：《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声制最美，
辞不可入乐府。
仰瞻帏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神灵倏忽，弃我退迁。
靡瞻靡恃，泣涕涟涟。二解呦呦游鹿，草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
三解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解人亦有言，忧令
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五解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
不是保。
猛虎行
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
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
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解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
肠。二解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
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
长，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
限河梁？
燕歌行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釉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
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鸧晨鸣声可怜，
留连顾怀不能存。
秋胡行
尧任舜禹，当复何为。百兽率舞，凤凰来仪。
得人则安，失之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
歌以咏言，诚不易移。鸣条之役，万举必全。
明德通灵，降福自天。泛泛绿池，中有浮萍。
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芙蓉含芳，菡萏垂荣。
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谁，所思在庭。
双鱼比目，鸳鸯交颈。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秋胡行
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看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
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
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踌蹰。佳人不来，何得斯须。
善哉行
其一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
野雉群雊，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鬱何垒垒。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
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岁一作日，如一作其。
其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研姿巧笑，和媚心肠。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
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绣丽难忘。
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
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同前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
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
持满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若不悉。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
同前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
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
五音纷繁会，柑者激微吟。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沈。
飞鸟翻翔舞，悲呜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
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
古来有之，嗟我何言。
折杨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
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
轻举乘浮云，候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耽适西戎，于今竞不还。
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
迫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饮马长城窟行
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武将齐贯婢，征人伐金鼓。
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驾。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
上留田行
世居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大墙上篙行
《古今乐录》云：王僧虔《技录》有《大墙上蒿行》，今不歌。
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
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
今隐约欲何为？
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冬被貂鼲温暖，夏当服猗罗轻凉。
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不及君少壮之时，乘坚车，策肥马良。上有仓
浪之天，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难得久来履。何不恣意
邀游，从君所喜？
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卬？悲丽平壮观，白如积雪，利若秋霜。骏犀
标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吴之辟
闾，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苗山之铤，羊头之钢。知名前代，
咸自谓丽且美，曾不知君剑良绮难忘。
冠青云之崔嵬，纤罗为缨。饰以翠翰，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
宋之章甫，齐之高冠。亦自谓美，盖何足观。
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
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脍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
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
忽若飞。为何自苦，使我心悲？
【注】
“御左右，奈何致福祥”：一作“服之御左右，除凶致吉祥”。
艳歌何尝行
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
无官爵，鞍马馺馺，往来王侯长者游。但当在王侯殿上，快独摴蒲六博，
坐对弹棋。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少小相触抵，寒
苦常相随。忿恚安足诤，吾中道与卿共别离。约身奉事君，礼节不可亏。
上惭仓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奈何复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
【注】何尝快独无忧：何曾有过只有快意而唯独没有忧虑的时候？
煌煌京洛行
《古今乐录》云：王僧虔《技录》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园桃”一篇，
《乐府解题》云：晋乐奏文帝“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言虚美者多败。又有韩信高
鸟尽，良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苏秦倾侧卖主；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纳；郭生古之
雅人，燕昭臣之；吴起知小谋大，及鲁仲连高士，不受千金等语。若宋鲍照“凤楼十
二重”，梁戴暠“欲知佳丽地”，始则盛称京洛之美，终言君恩歇薄，有怨旷沉沦之
叹。
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
淮阴五刑，鸟尽弓藏。保身全名，独有子房。
大愤不收，褒衣无带。多言寡诚，抵令事败。
苏秦之说，六国以亡。倾侧卖主，车裂固当。
贤矣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从，祸卒不救。
祸夫吴起，智小谋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
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
月重轮行
三辰垂光，照临四海。焕哉何煌煌，悠悠与天地久长。
愚见自前，圣睹万年。明暗相绝，何可胜言。
黎阳作二首
[其一]
朝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载涂，舆人困穷。
载驰载驱，休雨栉风。舍我高殿，何为泥中。
在昔周武，爱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
彼此一时，惟天所赞。我独何人，馀不静乱。
其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
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涂潦是御。
磷磷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
蒙涂冒雨，沾衣濡裳。
黎阳作
干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
白族若素霓，丹旗发朱光。迫思太王德，胥宇识足减。
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
于谯作
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
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馀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
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罗缨从风飞，长剑自低昂。
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
孟津
良辰启初节，高会构欢娱。通天拂景云，俯临四达衡。
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区。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竿。
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朔日浮黄河，长驱旋鄴都。
【注】“高会构欢娱”：一作“高构极欢娱”。
芙蓉池作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技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于玄武陂作
兄弟其行游，驱车出西城。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菱茨覆绿水，芙蓉发丹荣。
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欢哗鸣。
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至广陵于马上作
外编云：广陵观兵。魏志：黄初六年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
万，旌旗数百里，帝于马上为诗。是岁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
孟献营虎牢，郑人俱稽颡。克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
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
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杂诗二首
集云枹中作，下篇云于黎阳作，吕延济以此诗未即位，方为汉征伐，李善云，当
时实至广陵，则此与马上诗为同时矣。今观弃置诗，与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斗。
其一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仿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清河作
方舟戏长水，湛澹自浮沈。弦歌发中流，悲响有馀音。
音声入君怀，凄怆伤人心。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
愿为晨风鸟，双飞翔北林。
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
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
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
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
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
【注】《艺文》作徐干《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玉台》作文帝，今从之。
黎阳作
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巉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
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
被桑梓兮伤情。
寡妇
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
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
妾心感兮怅惆，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
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
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
令诗
《汉献帝传》云，太史丞许芝条上魏王代汉图谶，王下令辞，其诗在令中。
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
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
于明津作
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怀，游子恋所生。
驱车出北门，遥望河阳城。
失题
巾车出邺宫，校猎东桥津。重置施密网，□□飘如云。
弯弓忽高驰，一发连双麕。
注：“□□”：浏览器未列入字，二字字形为：“干+皿”“毕+皿”
“干+皿”，音干。《玉篇》盘也。《广韵》大盌名。〇按《佩觿集》：字从干
禄之干。《正字通》云讹盂字，失攷正。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
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
妻妾牵衣袂，抆泪沾怀抱。还拊幼童子，顾托兄与嫂。
辞诀未及终，严驾一何早。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
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
注：另说此诗为谢灵运被从“京畿重地”押送到广州时写的《杨柳行》其一首。
抑或是谢灵运引写曹丕之作。
19世纪60年代，一个强调唯美的诗歌流派在法国诞生。这就是巴那斯派。“巴那斯”一名出于希腊神话，是传说中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神山。因此，这个名称本身就含有超脱现实的意味在内。巴那斯派的领袖是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主要成员有邦维尔、普吕多姆、埃雷亚斯、孟戴斯等。这派诗人继承了戈蒂耶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将艺术理解为道德说教的工具的做法，强调以客观的“非情感化”和“非个人化”的态度来写诗。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诗歌流派——象征主义开始在法国形成。象征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直抒胸臆，将诗歌变成情感的喷射器，而主张用暗示、联想和隐喻等方式，来表达焦虑、躁动和不安等复杂的现代性情绪体验。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被公认为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他出生于一个受过法国大革命洗礼的美术教师家庭。6岁丧父，母亲改嫁给一个军官，于是“童稚之爱郁郁葱葱的乐园从此荒芜”，这个打击似乎就成了波德莱尔日后一切反常行为的最终根源。继父想叫他进入官场，他却专与文人名士结交，一度沉迷于名士派的放荡生活，养成了一些无所顾忌的坏习惯，以至于家庭不得不对他实行经济管制，委托一位监护人定期给他一点点发放父亲留给他的微薄的遗产。于是，未来的天才诗人只能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上。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贫困的生活，使他看到了社会的真相和人生的痛苦。1857年，36岁的波德莱尔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恶之花》。此书一出，舆论大哗。巴黎当局以“有伤风化”、“亵渎宗教”罪起诉他，查禁《恶之花》并对作者判处罚款。波德莱尔也因此而一举成了“恶之名”——“恶魔诗人”。然而，戈蒂耶（波德莱尔的这本诗集就是献给他的）等一批当时文坛知名人士对他的创作赞赏有加。当时还健在的法国文坛泰斗、著名诗人和小说家雨果写信给波德莱尔，赞扬说，“你赋予了艺术的天空以人所未所知的致命的闪光，你创造了新的战栗”。从西方文学发展史来看，《恶之花》的发表为西方诗歌界开拓出新路子，表明文学天真时代的结束。《恶之花》法文原文是“Les Fleurs du mal”。其中，mal一词除了“恶”以外，也有“病”、“痛苦”等意。因此，波德莱尔献给读者的这一束花不仅是恶之花，也可解释为病之花、痛苦之花。但作为“善”的对立面，“恶”字具有最大的哲学概括力，最能表现出波德莱尔的非道德主义，所以汉语将其译成《恶之花》。在《恶之花》中，诗人把城市生活以及它的全部阴暗、邪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描写，认为恶不是道德谴责的对象，而是现实的存在形式和审美对象。波德莱尔说：“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与恶区别开来，从丑中发掘出美，给我以粪土，我把它变成黄金。”《兽尸》就是这样一首从丑中发掘美的诗歌。诗人描写了一头溃烂生蛆令人作呕的死牲口。这种东西按艺术的常规是不能进入高雅的文学殿堂的，但波德莱尔却把它写得淋漓尽致，宣称在上天眼中，这尸体与怒放的鲜花一样美丽。不仅如此，诗人还要进一步向崇尚高雅和惯于粉饰的社会趣味挑战，在诗的末尾，他对情人发表了一段颂词，把全诗推向高潮：这里，兽尸象征了那令人难堪的、大家企图回避的，而诗人决心面对的现实。从艺术手法上看，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的“契合论”。在他笔下，诗人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歌手，而是宇宙奥秘的密码翻译员，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感受和传达着人与宇宙，宇宙万物之间的契合。他的代表作品《契合》强调了三方面的“契合”或“应和”：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感应契合、人的各种感官之间的契合，以及最后心灵与感官的契合同时发生。继承波德莱尔的反叛精神和艺术观点，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三位后起的年轻诗人。保尔·魏尔伦（1844—1896）像他的前辈、中世纪晚期市民诗人维庸那样，把自己的大好时光浪费在“妓院和教堂之间”。之后，小他10岁的天才诗人兰波以自己的独特魅力把他从妻儿身边带走，两人浪迹天涯，在伦敦的小酒馆和贫民区过了一段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的日子，直到两年后兰波提出分手，魏尔伦开枪将他击伤、被捕入狱为止。在法国诗歌史上，魏尔伦以文学上的音乐家著称，他创作的“无词的浪漫曲”加强了词的音响性，将词义变成了为诗的乐曲提供速度、强弱、表情和节奏的符号。当然，反过来，音乐又给词义增添了魔术般的情感浓度，造成了令人半醉的效果。《泪水流在我的心底》是他的“无词的浪漫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全诗运用法语中大量的谐音词，把低徊苦闷、无法排遣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阿瑟·兰波（1854—1891）在法国诗歌史上犹如一颗划过长空的流星，短暂地闪光之后就永远消失于天际间。但他17岁时创作的长诗《醉舟》（1871）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至今仍无人能够企及。据说写这首诗时，少年诗人还没有见过大海，但是凭借他的狂放不羁的想象力，他描画出了他心目中的大海，其波澜壮阔的景象和奇幻诡异的意象令人惊叹不已。兰波也是诗歌方面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主张打破感官之间的界限，有意让感觉发生错乱，采用“联觉”或“通感”，深入发掘梦和幻觉，从黑暗的无意识区域中召唤出奇异而神秘的境界来。与上述两位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特方·马拉美（1842—1898）。他既不像魏尔伦那样放荡颓废，也不像兰波那样激烈狂放。作为中学教员的他，一直醉心于“纯诗”的创造，主张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纯粹凭借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般的暗示力，以唤起读者的感官与想象的感应，将其灵魂超度到一种光明的极乐境界。他的著名长诗《牧神的午后》（1876）描写意大利南方炎炎夏日的一个午后，昏昏欲睡的牧神在朦胧中听到了淙淙流水声，看到了林泽仙女们在戏水，但他弄不清这究竟是梦景还是现实。牧神吹起芦笛，想唤来仙女，结果反而把她们惊走了，于是他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的回忆。1894年，著名音乐家德彪西为这首诗谱写了同名交响诗；1912年，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尼任斯基将这首诗搬上了芭蕾舞台，从而使马拉美声名远扬。1886年，原籍希腊的诗人让·莫雷亚斯（1856—1910）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首次用了“象征主义”一词来描述从波德莱尔开始到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等三位诗人为代表的文学运动；同年，《象征主义》杂志创刊。于是，一个全新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在法国宣告诞生。在20世纪诗歌和戏剧领域中，象征主义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9世纪晚期，大英帝国的威权显赫依然不减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准则仍未受到严重挑战，但是，反叛者还是大有人在。1848年，一个由画家、诗人和作家组成的团体——“先拉斐尔派”宣告成立，从唯美的角度对现代性展开了反叛和批判。他们深感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了艺术和美，整个社会充满了铜臭味和市侩气，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为了反叛这个丑恶的现实，他们主张回到拉斐尔之前的年代，像达·芬奇提倡的那样“直接到泉源去汲水，而不是从水罐里汲水”。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唯美追求，使得浪漫主义的幻想性、传奇性重新回潮，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也被称为“新浪漫派”。先拉斐尔派起先由三位画家组成，后来发展到七人，主要成员有罗塞蒂、莫里斯和斯温本等。但丁·迦百列·罗塞蒂（1828—1882）是该团体领袖。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其画风和诗风都体现出他的意大利血统，特别强调声、色、光、影，具有神秘朦胧和感官美，富于象征意味。罗塞蒂的画作和诗歌中反复出现一位纤弱、苍白、大眼大唇的女子形象，那是他的模特儿和恋人西德尔的化身。由于经济困难，罗塞蒂和她相恋10年方才结婚，但结婚一年后西德尔就去世了。痛不欲生的罗塞蒂以全部诗稿为爱人殉葬，直到7年后在朋友的一再劝说下，才掘出诗稿，交付出版。1870年，《罗塞蒂诗集》出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诗集以其唯美的色彩、神秘的气氛、油画般的细腻风格和诉诸感官的魅力打动了读者，但也引起代表维多利亚正统道德准则的批评家的指责，说罗塞蒂和先拉斐尔派其他诗人把“肉欲作为最高目标来鼓吹”。其实，罗塞蒂尽管被称为“美的崇拜者”，但对情欲的描写止于暗示，并无过分暴露之嫌。以下所引的《白日梦》是他自画自题的题画诗，此画和此诗现均已成为世界名作，两者可谓相得益彰。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另一种类型的唯美主义者。他不仅以其创作，也以其行为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准则。这位牛津出身的花花公子打扮入时，才华横溢，富于情趣，谈吐机智尖刻，常有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针对传统的模仿论，他说“艺术较人生为贵，并非人生创造艺术，而是艺术创造人生”；针对资本主义“为金钱的艺术”和传统的艺术教化论，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提出所有的艺术都毫无用处，“艺术家的伦理同情心是一种不能原谅的习气”。他还宣称要“尝遍世上所栽树木的种种奇珍异果”，结果吞下一枚苦果。1895年他被指控同性恋而被判入狱，尝到了铁窗滋味。两年之后当他跨出里丁监狱大门时，已经潦倒落魄，最后死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小客店。作为一个唯美的作家，王尔德最知名的作品是《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小说主人公道连·格雷与作家本人有几分相似之处，是个唯美的美男子，视享乐为人生唯一目标。他的画像和他本人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对照。每当他寻欢作乐一番，画像上的他就会一点点变老变丑，而他本人则永葆着青春和美貌。随着他的享乐生活的展开，他的画像变得越来越老，越来越丑。最后他终于无法忍受自己画中的丑陋形象，拿起匕首刺向画像。结果奇迹发生了，被刺中的不是画像，而是他自己。当他倒在血泊中死去时，画面上的他恢复了青春和美貌，而躺在地上的他却变得又老又丑。小说通过人生之美与艺术之美的不可同时并存性，强调了艺术美高于生活的唯美主义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作家是托马斯·哈代（1840—1928）。他出生前后，狄更斯刚刚走红；进入晚年时，欧洲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艾略特、乔伊斯等一批现代主义作家也早已登上文坛，相继发表各自的代表性作品，因此，哈代就成为“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的交界线上”的作家。哈代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因屡遭退稿而转写小说，晚年放弃小说创作又转向诗歌，结果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哈代的诗歌创作与小说创作在思想上有着内在的联系，表现了强烈的命运观念。早期的诗作《偶然》，为以后的小说创作定下了悲观的基调。在诗人看来，命运之神是盲目的、非理性的、神秘的，它从不宣告自己诡谲的计划，只是以一连串的偶然来控制宇宙和人生的进程。结果使人们更为痛苦，因为他们连把自己的罪过推到命运之神头上的这点宽慰都不可得。哈代的小说按照他本人的划分可分为三类：性格和环境小说、罗曼司和幻想小说、机敏和经验小说。其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属于“性格和环境小说”。这类小说都是以他的故乡多塞特郡为背景的。多塞特郡古名“威塞克斯”（即西撒克逊王国），还保留着很多古迹和宗法制农业生活方式残余，然而在资本主义侵蚀下，古老的贵族世家和小农纷纷破产，古朴的道德风纪渐渐消逝，普通的男男女女的性格和命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哈代以怀旧的情绪、悲哀的观点来写他的家乡，形成“威塞克斯小说”系列，主要作品有《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德伯家的苔丝》（1891）。苔丝出生于一个古老的世家德伯维尔，这个家族的祖先据说是随“征服者威廉”从法国诺曼底来到英国的贵族。但高贵的姓氏无法挽回家族的破败衰落。为了生活，作为长女的苔丝不得听从父命，进了一家自称为同姓德伯氏的暴发户庄园主家打工，结果不到三个月，在一次乡村舞会之后，就被庄园主亚雷诱骗到林中奸污。为了摆脱亚雷的纠缠和习俗的谴责，她在埋葬了病死的婴儿后离开家乡，到一个牛奶场做挤奶工，期间与一位名叫安琪儿·克莱尔的青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新婚之夜，她向丈夫坦陈了自己的过去，但深受传统习俗和道德束缚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离开她去了巴西。苔丝为生计所迫，辗转各地打短工，期间不断遭到亚雷的纠缠。在父亲去世后，为了养活弟妹，苔丝不得已回到老家，做了亚雷的情妇。一年后她的丈夫克莱尔抛弃前嫌回国找到了她。苔丝在痛苦绝望中杀死毁了她一生的亚雷，与克莱尔一起逃亡。在逃到古代异教徒祭祀的“巨石阵”时，她再也跑不动也不想跑了，躺倒在一块用作祭坛的石板上沉沉睡去。最后，她束手就擒，上了绞刑台。哈代是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有慈悲公正的上帝，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是盲目的命运和“纯粹的偶然”，人不过是无法抗拒的冷酷无情的命运的牺牲品。苔丝悲剧的一生，从被陌生男人奸污、被新婚丈夫抛弃，到因不得已杀人而上绞架，尽管可以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个别人的邪恶和社会习俗偏见中找到部分解释，但最根本的根源是命运，是诸神的手在冥冥中“戏弄”着女主人公。小说用很多看似偶然的细节串连起必然的命运之链，试图说明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渺小、无助和无辜。一匹老马的意外死亡、一只公鸡的不适时的报鸣、墓地上的一个十字架、老宅中的两幅可怕的女人画像等等，都成为暗示女主人公命运的征兆。按照作家的看法，苔丝遭到亚雷的奸污，是对她的身披铠甲的祖先可能有过的强暴农民女儿的行径的一种报应；苔丝父亲死后，全家即被房东赶出家门，无处安身，也被说成是对她的祖辈曾经驱逐无房无地的佃户的一种报应——“天下的一切事情，彼此消长，盛衰交替，本来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的啊”；甚至资本主义的侵入仿佛也成了某种天意的安排。打谷机、收割机等现代机械在哈代笔下也被拟人化了，成为来自地狱的魔鬼，它们闯入这个麦子金黄、土地灰白和空气清朗的地方，只是为了惊扰当地的人们和躲藏在麦田深处的小动物。或许，比这种带有浓厚悲观情绪的命运观更有价值的是作家对英国乡土风情的生动描写。艾格敦荒原的美丽和荒凉、五朔节乡村舞会的喧闹、奶牛场生活的丰富多彩，一一跃然纸上，处处体现出作家对乡土生活习俗的熟悉和热爱。小说人物形象粗犷质朴，他们的性格变化、内心骚动和情感起伏与四季更替、日月轮换融为一体，成为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苔丝在牛奶场与克莱尔发生真挚的爱情，正值春夏之交，“在佛卢姆谷里，土壤肥沃得冒油，气候温暖得发酵，在这种季节里，从万物滋生发育的咝咝声中，几乎连草木汁液的奔流都听得见，因此，那种最富有幻想的爱情就不可能不生出缠绵的情意来。生活在那儿的胸怀激情的两个人，也都受到了周围环境的感染”。而在写到苔丝被丈夫抛弃，独自一人辗转各地打工谋生时，时序又被安排在冬天——风雨交加，寒鸟悲鸣，寒气刺入肌肤，“整片农田都是一种凄凉的黄色；它仿佛是一张没有五官的人脸，从下巴到额头，只有一张覆盖着的皮肤。天上也同样凄凉，只是颜色不同而已；那是一张五官俱无的空洞洞的白脸。一天到晚，天上地下的两张脸就这样遥遥相对，白色的脸向下看着黄色的脸，黄色的脸向上看着白色的脸，在天地之间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那两个姑娘趴在那儿，就像地面上的两个苍蝇一样”。引人注意的是，在这部小说中还出现了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心理描写。小说第37章写到，新婚之夜，克莱尔在听了苔丝坦陈自己的过去之后，痛苦异常，梦游症发作了。午夜一点钟，他独自起来，来到苔丝卧室——克莱尔走到她的跟前，弯下腰来。“死了！死了！死了！”他嘟哝着说。他用同样无限哀伤的目光死死地把她注视了一会儿，然后把腰弯得更低了，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用床单把她裹起来，就像是用裹尸布裹的一样。接着他把她从床上举起来，那种尊敬的神情就像是面对死者一样。他抱着她从房间里走出去，嘴里嘟哝着——“我可怜的，可怜的苔丝——我最亲爱的宝贝苔丝！这样的甜蜜，这样的善良，这样的真诚！”一位西方批评家认为，这一场景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出发，可理解为克莱尔以一种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强度同时爱恋着和憎恨着苔丝。假如他有办法领会这种程度，他也许就会发泄自己的愤怒，恢复被埋藏的爱情。随着不列颠帝国进一步对外扩张，19世纪末一些英国作家对异国他乡的描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苏格兰人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是一个浪迹天涯的诗人和小说家。曾到过南太平洋群岛，希望那里的阳光和海水能治愈他的肺结核，但结果还是不治而亡，死在萨摩亚。他的小说成名作是为年轻读者写的《金银岛》（1883），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更晚一些时候写的《化身博士》（1886）创造了一个双重角色的人物。此人白天行善，晚上作恶，是一个自我分裂的偏执狂人格。我们将在20世纪德国小说家黑塞的《荒原狼》中看到类似形象。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生于波兰，后来成为卓越的英国小说家。他有着近20年的海员生活经历，对西方国家在亚、非、拉美各洲的殖民地有着多方面的了解。在把殖民地引入自己的创作视野时，康拉德像几乎所有西方作家一样，是以一个西方人的目光注视殖民地的。海洋与陆地的分际在他笔下往往演绎为原始与文明的冲突。他的几部著名的小说《水仙号上的黑家伙》（1898）、《吉姆爷》（1900）和《黑暗的心》（一译《黑暗深处》，1899）等均以英国殖民地和海上生活为背景。《黑暗的心》以“追寻”为主题，讲述一个名叫库尔茨的殖民者在非洲的经历。小说标题具有双重象征含义，它既指西方人心目中没有被文明化的原始的“黑暗深处”——非洲丛林和生活于其中的原住民（“土著”），也指“文明”的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和征服过程中，肆无忌惮暴露出来的“黑暗的心”，即被文明化的制度和道德压抑的恶本能。库尔兹作为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负责非洲大陆深处的一个贸易站，常年独自生活在密林中。他具有鲁滨孙式的坚韧性格，不怕吃苦，敢于冒险。然而，在面对着在社会组织与武器装备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人的土著居民时，他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内心中深藏的恶本能急剧膨胀起来。他凭借手中的火枪肆意妄为，杀戮土著，掠夺象牙；陶醉于自己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主宰者的权势，甚至不愿再回到西方人中去了。可是，在执掌“漫无止境的权力”时，库尔兹也从自身见证了人性的极端堕落，见证了人心中最黑暗的深渊。这深渊是如此黑暗，以至于连他自己都感到了恐怖。库尔兹临终前著名的喊叫：“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以理解为既是他对自己，也是对西方殖民者内心黑暗的恐惧的反应。尽管作家写作此书的本意可能是在反思西方文明，但小说中一些对非洲黑人带歧视性嫌疑的描写，引起尼日利亚作家齐努瓦·阿契贝的激烈批评，认为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是另一位引起更多批评的英国作家。他出生于印度，6岁时被送回英国，后来又作为一名记者重返印度，因而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吉卜林素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他认为征服和统治世界是“白种人的重任”，号召人们远涉重洋去开拓扩张，且多方为英帝国的政策辩护。即使在以描绘自然界和动物心理著称的《丛林故事》（1894）和《丛林故事续篇》（1895）中，他也力图表明生活就是一场掠夺和生存斗争。《老虎，老虎》开头的诗句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尽管由于歌颂帝国主义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作家声誉，但吉卜林的一系列儿童作品，像《山精灵普克》、《报酬与仙女》以及儿童读本《英国史》等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1907年，吉卜林因其“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英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