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户一朵
陈逸飞之所以交给我三万美元现钞，是因为他的国外拍摄计划遇到了麻烦，此刻已别无选择。当时的情况是：战后移居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在墨尔本首次举办了一个上海犹太难民纪念展，大量从中国带回的纪念物，照片、文件以及亲历者的讲述都极其可贵。但是，陈逸飞拍电影长期“御用”的上影厂摄影队，却迟迟办不出公务护照。——在1998年的当时，国有单位因公出国都不允许办个人因私护照，而因公护照要层层上报，获得外办的批文，不是一般的麻烦，没有六个月的时间根本出不去。而墨尔本的纪念展10天后就要结束了。
（出生在上海的“犹太宝宝”索尼娅，常常含泪朗读怀念中国的德语诗歌）
为了赶上这次机会难得的纪念展，陈逸飞只能使出最后一招：聘用外国摄影师。他交给我的现金，就是准备支付给澳大利亚“洋摄影”的费用，以及购买35毫米电影胶片和冲印费用所需。他给我派了一个懂英语的女孩王静做助手，我们俩便揣着3万美金匆匆赶飞机前往澳洲了（这可是违反海关携带外汇现钞数额规定的哦）。
在悉尼，我们最先采访了迪塔女士。镜头之下，她那本旧护照上大大的红色的J”字十分刺眼，那是纳粹标记Jewish（犹太人）的符号。当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文明之国”纷纷拒绝接纳他们之后，英国总算“网开一面”，但只接受犹太儿童！这骨肉分离的生死抉择，父母们怎能接受——要死也要死在一起。想想看，在这样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得知上海为他们敞开生存之门，那该是何等欣喜，何等感恩！
（愿红色J字所代表的种族仇恨，今后不再会戕害人类）
——当然，我没法让迪塔尽情倾吐心声，因为我使用的电影胶片，眨眼便走完一卷，几千美金哗哗就没了啊，得省着用。
等我们到了墨尔本，上海犹太人纪念展已剩下最后2天就要关门了。好险！展厅不大，但陈列着许多犹太人从上海“搬”来的纪念物：有旗袍，中式雕花木箱，中国发的结婚证，还有一个个小屏幕播放着的人物访谈——这都是导演斯皮尔伯格历年来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实录——就像20年后崔永元拍摄抗战老兵口述实录一样，努力使历史真相不致湮没。
整个展览最让我难忘的，是占据了一面墙的大幅照片：1944年的上海犹太人居住区，热闹的屋顶咖啡店充满欧洲的优雅风情，难以想象当初落魄逃生的难民们，只用五年就“翻了身”，硬是在上海虹口区营造了一片繁荣的“小维也纳”。没想到的是，照片竟然是一位13岁犹太少年当年独立拍摄的！
摄影人艾斯菲尔德坐在了我们面前。这位白发谢顶的“老上海”已67岁，他告诉我们当时怎样爬到院墙上拍下了这个“屋顶咖啡”的精彩大场面，最后我和王静也忍不住站到照片前“穿越”了一把。
（在1944年的上海，犹太难民重温了欧洲情调的“维也纳旧梦”。）
当我们完成澳大利亚的拍摄时，陈逸飞已经去到了德国，追寻散落在欧洲的“上海犹太人”进行拍摄。我的任务，则是带着所拍摄的胶片去和他会合。于是，我便独自提着这些宝贝胶片，从墨尔本登机，飞到悉尼转机，再飞新加坡转机，接着飞法兰克福转机柏林，全程38小时的孤独飞行，真是把我累瘫了，好在陈逸飞手捧鲜花亲自到柏林机场“接驾”（更要紧是接那几盘胶片哦），祝贺我拍摄成功。
在柏林和维也纳的拍摄开始后，人高马大的德国摄影师们就全听“陈导演”指挥了。陈导手里捧着监视器，对每个镜头的光线、色彩和构图都力求完美。影片的主角是提琴家格林伯格，他5岁时跟家人逃亡上海，7岁时患小儿麻痹症留下了腿部残疾，却在上海完成了专业提琴演奏训练，战后成为维也纳乐团的首席提琴师。在柏林拍摄户外镜头时，陈导想觉得主角的手中应当有只提琴，我觉得也对，便赶快到附近街上找到一家旧货店，买回了一只破旧的小提琴空盒充当道具，让提琴家拿在手中，孤独跛行在斜阳之下，倒真像那么回事。
不过，德国摄影师对陈导那种追求唯美画面、反复摆拍、设定人物话语的“纪录片”玩法并不感冒，几天下来意见多多，说这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本质。但他们既是导演雇的，就得服从啊，工作起来他们的敬业精神倒是没话说。
提琴家在柏林行走的场景，是一段作为战争遗迹特意保存下来的旧街道，墙上布满累累弹孔，提醒着战争的残酷。当镜头追随着格林伯格手提旧琴盒缓缓跛行，耳边就似乎响起了“辛德勒名单”的悲怆主题曲。
（在战场遗迹前拍摄，却不知为何会笑了场。左起：陈逸飞，助手王仲儒和我。）
欢迎提供您身边的人生故事与人物传奇，经“浮生场”挑选后，可代为行文成篇，经本人审阅后，以作者名义刊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