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经济学的结缘纯系偶然。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度过了整整三年“磋砣岁月”。繁重的劳动、无聊的生活、疲惫的身心，纠结成的唯一希望就是尽快返城、招工，成为一名国营企业的工人。
但命运之神的眷顾，却让我喜出望外。并没抱太大希望的高考让我意外收获了一纸入学通知书，从此“小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就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为了岳麓山下的“天之骄子”，唯一遗憾是我所填报的中文系志愿变成了政教系的“通知”。而那时，我其实连政教系究竟是学什么的都茫然不知。好在三年的知青生活磨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不错的适应能力，经过差不多半个学期摸索，我渐渐对经济学有了些兴趣。从那时开始，不论是大学生活，还是后来的工作经历，我都与经济学扯上了或紧或松的关系，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啃《资本论》、学政治经济学、翻经济学书籍、读经济学经典、讲经济学课程、想经济学问题、写经济学文章，折腾了差不多四十余年，慢慢也有了一些自己对经济学的感觉和知觉、想法和看法，中庸之道经济观就是这些想法和看法的自我认知和个人表达。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经济学是泊来品，是西学东渐的玩意儿，尽管后来慢慢有了“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东西，但其根、其源还是西方的。经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真是不能说其源也远、其流也长、其积也厚、其渊也深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与经济学绝缘，只是它有太多书生意气、君子作派、儒家风范，向来不屑为财死、为食亡，总是羞论钱、“罕言利”罢了。即使这样，道貌岸然的孔孟之道和清心寡欲的黄老教义，也并非真正存天理灭人欲、不食人间烟火，孔老二收弟子、带徒弟也是要束修的。我记得后来有些专家学者也编辑整理过不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皇皇巨制。不过，那都只是个看起来洋洋大观，实际上没有多少干货的大拼盘，罗列的不过是些零零散散、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理念、观点、思想之类的玩意儿而已，离学问、学理、学术、学科可不只是差之毫厘，而是失之千里的。即使单论经济这个词，它的中国本意也是经世济国，治国安邦，论的其实是君君臣臣治国理政之道，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经济学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成本收益计较和供给需求权衡之类的现代经济分析了。
好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有些具有大格局、大智慧、普世价值、普世意义的东西，中庸之道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将这些形而上的世界观、方法论之类东西，与经济和经济学那些形而下者对接和贯通起来，其实还是很有些意思的。 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但选择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好即坏、非是即非的。其实，许多我们长期看来针锋相对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经济观点和经济政策，例如公有与私有、国营与民营、计划与市场、政府和企业、供给与需求、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速度与效益、公平与效率、共富与先富、开放与封闭、分工与协作、自筹与合股、集权与分权、竞争与垄断、实体与虚拟诸如此类等等，并非只能在相反两极选择一个答案。真正符合规律的现实运动和理论选择，恰恰不在对立两端，而在两极之间。 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即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两种力量，它们互相依存、相反相成、相互推移，构成事物本质及其运动法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中庸之道。这是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也是经济之道。尧曰“允执其中”，舜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曰：“过犹不及”，图片以及后来程颢和朱熹所说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凡事要守住中正平和，力求合适的状况、合适的结构、合适的程度，即恰如其分或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不要走极端、走偏锋，不要搞绝对化、片面性，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国儒家学说虽然提出了中庸的要求，并上升到“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理”的高度，但并没有整明白中庸之道的原因、说清楚中庸之道的理由，即使说了些道理，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始终摸不着头脑。这大概就是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吧！好在经济学世俗得多、市侩得多、接地气得多，总是直接从利益上切入，权衡利弊、计较得失，寻求风险成本最小、收益利润最高的办法，倒是可以亡羊补牢，避免“隔靴搔痒”，为中庸之道提供了难得的经济学注解，作出了最好的经济学诠释。
据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前往以色列接受希伯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与以色列国会财经委员会主席路年思言谈甚欢。路年思说，犹太教教义可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概括之，其余都是次要;他请弗里德曼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其经济学精义，弗里德曼脱口而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是我的经济理论的全部，其余只是枝节!”图片这句来自西方谚语的经济学名言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选择都是有成本、有风险、有代价的，选择A就会付出放弃B的成本，选择B也会要付出放弃A的代价。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做经济选择的过程时，既不能简单地选择A，也不能轻率地选择B。最终权衡轻重缓急、是非对错、利弊得失的结果，只能是那个介乎AB两者之间的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的均衡点。或者说。绝对化和片面性的选择往往是成本最高、收益最低的选择，中庸之道才是效率最优的选择。
无独有偶，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则说得颇有些中国范：“我所抱持的态度是'中庸之道’”。他解释说，这也就是“从各方面拿来其中的好东西。”难怪他那本畅销全球并以“混合”为特色的《经济学》，图片既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混合，也是国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的混合，他所偏好的经济学也是“中间道路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何尝不是中庸之道经济学的萨氏诠释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观察经济现象、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经济规律、设计经济制度、实施经济政策过程中，思路就应当更开阔一些，境界就应当更高远一些，格局就应当更宏大一些，不能因思想偏见和观念拘束而自设蕃篱、自陷桎梏。比较理智的方式是不走偏锋、不搞绝对、不行极端，而用中庸之智、循中庸之规、持中庸之道、行中庸之策、达中庸之境。当然，这种中庸之道，并非搞折衷、和稀泥，而是注重统筹、协调、平衡，寻求一种恰当比例、合适程度、理想状态而已。这大体就是我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庸之道，姑妄言之为中庸之道经济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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