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认识儒家 ·
儒家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流变过程曲折，故事和悬案颇多。比如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者非常一致的观点：“儒家起源于巫。”几乎所有的大师级学者如李泽厚等均持此说，其实不然。儒家起源逻辑是这样的：有儒家思想的确立，才有儒家代表人物；如此推论，孔子就是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儒家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实践基础。主要是西周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实践，奠定了儒家人本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再上溯，就是孔子祖述尧舜的上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二是理论基础。这显然是孔子在整理古典文献，尤其是西周文献时候进行的提炼、建构、创造，其核心思想和价值体系等，均见于语录体散文《论语》。这是基本逻辑，是基本事实，是基本历史，何以那么多学者都看不清、看不准、看不透这个问题？由此可知，中国学术界对于传统的批评精神、挑战勇气都有某种先天不足！
关于儒家思想的核心，争议更大，说法更多。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儒家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人本”二字，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政治观、以生为本的教育观以及以人文精神建构为主导的社会教化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孟儒家属于为民之学、为人之学、修心之学、自强之学，属于伦理哲学范畴，而不属于意识形态。到了汉代，经过阴阳学背景的董仲舒改造过的所谓“儒学”，由“阴阳五行”演绎出“三纲五常”的荒唐，已经背离了“人本”伦理哲学思想，成为建立在“神本”基础上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假设是“君权神授”，于是原始儒家的伦理哲学突变为意识形态，蜕变成为神之学、为帝之学、为既得利益者之学，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孔孟儒学的根本。这还能叫做儒学吗？还能称之为儒家思想吗？汉代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对原始儒学孔孟荀思想的颠覆，可以称之为“经学”，称之为“儒学”或者“汉代儒学”已经不妥了。
宋代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核心是“理本”，主张是“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本在于“理”，“理”是万物存在的根据，“理”是人间法则，“理”是终极真理。这显然是对先秦儒家人本情怀的又一次全面背叛。虽说程朱理学，是在研究原始儒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朱熹只是理学集大成者，是儒学研究专家而不是儒学集大成者，理学也不是新儒学——儒学以人为本，理学以理为本。比如，先秦孔子编撰的《诗经》就充满了原始野性，充满了淳朴率性，充满了自由浪漫，这些显然与朱熹理学格格不入，所以，朱熹硬是将活生生的爱情之歌、生命之歌的《诗经·国风》解读得索然无味。
开启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因为乾隆年间文字狱的重压，逼迫他们走向考据之路，最终走到了没有证据不说话的极端——科学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论都不要了，也导致清朝以后儒学的研究大多囿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如果忘却了儒家“人本”根基，其研究南辕北辙，偏离先秦儒家思想的轨道也越来越远。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必须寻根溯源，回到先秦，回到孔孟荀，甚至回到孔子，才能找到儒学的根本和精髓。如今，琳琅满目的儒学研究著作，或在沿袭汉代儒学的路径，或在沿袭宋明理学的路径，或在沿袭考据学的路径，忘却甚至背叛先秦儒家“人本”思想，其研究成果和相应著作难免误导后生，误尽苍生。
二十年深耕，只为把先秦“人本”伦理哲学带回当代，推动重建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人文精神。这是我重注儒家经典的初心和使命！
· 儒家 ·
一是儒家开创人本哲学。儒家悲天悯人，以人为本，在“五张羊皮换一个奴隶，五个奴隶换一匹马”的价值体系中，孔子面对马厩失火，只关心马夫——奴隶，而不关心马。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孔子听说有人用陶俑做陪葬品，居然以最毒的口吻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翻译成现代汉语：“首用陶俑做陪葬，他断子绝孙啊！”孔子如此敬畏生命，怎么可能有愚忠愚孝的思想出现呢？比如他极力赞扬管仲不像村妇村氓那样，陪葬公子纠，而是光明磊落地扶助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任齐国宰相40年，富国强兵，成就了一个强大的齐国；这才是大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释本应当为：“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伪儒学家偏偏误导出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唐。孔子坚持认为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者有条件；孟子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代名将岳飞屈死风波亭，屈在读错书了，如果读懂了先秦儒家经典，尤其是读懂了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句，可以理直气壮直捣黄龙，或者做出其它更有利于人民、民族、国家的选择！
二是儒家开创民本政治。民本政治是儒家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念。《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断句，因为学者的立场不同，断句不同，解读自然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攻击孔子推行愚民政策的学者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稍微中庸一点的学者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要懂得儒家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就明白断句只有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确的理解也只有一种：“老百姓过得很好，就顺其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生态中快乐生活；如果过得不好或者做的不好，就应该以教育让他们增长知识和智慧！”这句话的断句和解读，可以就近在《论语》中取材，进行互证。孔子到了卫国，冉有陪同。孔子感叹：“卫国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该做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接着问：“富裕了，又该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让他们接受教育！”富民教民，其实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两手抓两手硬；当代文明依然还是这个范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强调：“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先秦儒家三位大师，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何等一致！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今天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初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是儒家开创生本教育。近年来，我曾多次拒绝祭孔活动，我觉得这些繁文缛节不是现代人应该传承的；我多次批评学生对老师行跪拜之大礼，我相信，如果孔子今天复活，他也会坚决反对。读《论语》就知道，孔子与学生亦师亦友亦兄弟，孔子之于学生有时像慈父，有时像朋友，有时像兄长，师生那么平等，教学那么民主，思想那么自由，全然没有汉代“设帷讲学”那种冷冰冰的师生关系。孔子急于有作为，屈尊见了卫国夫人南子，因为南子生性淫荡，孔子与南子“同车招摇过市”，学生子路愤然质问老师：“夫子是否与南子有苟且之事？”孔子对学生发誓：“如果我做了那种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若非如师如父如兄如友一样亲密的师生关系，学生何敢质疑老师的绯闻，老师又何须对学生发出“誓言”呢？孔子对颜回慈父般的呵护，对宰我严父般的要求，对子路兄弟般的深情，何等令人动容和钦佩！
四是儒家主张自由恋爱。后世人攻击孔子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证据是孔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中的“小人”是相对道德完美的“君子”而言，小孩子和人格尚未达到完美或完全独立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小人”，也就是普通人。这句话只是讲人性的弱点，女性和大多数尚未达到君子人格的普通男人都有这样的毛病：“亲近则恃宠而骄，疏远即生怨恨。”女人如此，男人何尝不是如此？除非你的定力非常强，人格非常独立，本领非常高强，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个体和团体，否则有可能表现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人性弱点。我倒是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孔子的情感世界，伦理体系中，他提倡男女平等。
证据就在儒家六大经典之一的《诗经》。一部《诗经》国风是主体，而国风则十之八九都是爱情诗篇。在《诗经》中君子和淑女完全平等，平等地追求爱情，平等地思恋爱人，平等地等待爱人，平等地对待爱情；《诗经》中男女相爱，充满了田园牧歌的色彩，相爱在城墙边——“俟我于城隅”，相爱在桑间濮上——“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相爱在小巷——“俟我乎巷兮”；《诗经》中的男女相思在床笫——“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相思在风雨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相思在在远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500多年后的我，在品读《诗经》的时候，依然被初民那淳朴、纯粹、热烈、奔放、唯美的爱情所倾倒、折服、陶醉。不知后世伪儒学家如朱熹等等，活生生地将如此唯美的爱情解读为“咏后妃之德”，伪儒学之虚伪竟至于此，如果推行优秀传统文化，还要维持这些腐朽、歪曲的解读，年青一代能接受吗？能喜欢吗？当然，我要强调的是《诗经》还鲜明折射出孔子女权主义的伦理趋向，孔子三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他能不爱自己的母亲吗？他能不敬自己的母亲吗？孔子 “私生子”的出生背景——“野合而生”，也注定了他在选编《诗经》会选择那么多自由、自主的爱情诗篇，有没有证明父母爱情光明磊落的旨趣，有待考证！
五是儒家真的也很爱钱财。后世伪儒者拖着嘶哑的嗓子呼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他们十分迂腐地强调：儒家重义轻利。殊不知，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既重视道德学问，也重视营生民生。孔子曾经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批评德行第一的颜回：“道德虽然接近完美，可惜家徒四壁，口袋空空；可惜啊！” 高调赞扬在后世伪儒看来似乎不务正业的子贡端木赐：“端本赐不屈服于命运，从事贸易，预测市场行情非常准确啊！”后世伪儒学者面对孔子率性地宣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可则从吾所好。”不知道作何感想？这句话直白翻译居然是：“如果财富可以合理得到，就算让我当保安，我也愿意干。如果获取不符合道义，我宁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由此可见，孔子和儒家绝不是后世伪儒学所描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脚踏实地、吃五谷杂粮的哲人。儒家也绝不是不懂经济，不懂营生，不懂技术的书呆子；樊迟问稼一章，只能说明农业技术科技含量低，不需要学校教育传承，像驾车这样的高技术活——类比相当于现在开飞机或飞船，孔门教育高度重视。
五是儒家主张学术自由。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居然是被所有人误读、误解的名句，孔子的原意是：“主张不同，不谋求同一。”根据何在？其一：整部《论语》多次列举道家、墨家、农家、杂家批判儒门祖师孔子，但是却不见孔子和追随者有任何人站出来反驳他们的观点。这是什么呢？这是学术包容，这是儒家“和”文化。其二：《论语》中另外一句话可以互证：“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是孔子告诫自己弟子的一句话，攻击其余学派，害处很大。其三：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鲜明主张，“和”是儒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尤其是孔子儒家。其四：孔子曾经问道于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也曾经向各个领域的先贤、大师虚心求教。后世伪儒学者与统治者合流，独尊“儒术”，排斥其他学派，制约科学技术发展，却把罪恶推给儒学，把恶名归给孔子。匪夷所思！
六是儒家并非统治阶级代言人。五四运动以来，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顽固维护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认为其证据是孔子说过：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很多学者将这句话解读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位是不能颠倒的。这句话翻译错了，这个证据用错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是教育学结论，先天禀赋很好的人和先天不足的人，二者之间的差距很难缩小。这是真理，先天不足者现代称之为智障学生，智障学生当然很难达到正常人的水平，更不要说与先天禀赋很高的人比肩。孔子终其一生的教育实践，就是将“小人”培养成“君子”，将“君子”培养成“士”，将“士”培养成“大夫”，诚如《礼记·大学》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能说孔子儒学维护既得利益者，为统治阶级说话呢？事实正好相反，孔子儒学是“为己之学”，是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能用以修身养心的学问，是引导鼓励人民走向优秀、追求卓越的学问。
七是儒家积极入世且能担当。孔子为了谋得英雄用武之地，不惜与名声颇差的卫国夫人南子“招摇过市”，为的就是以自己的才智服务社会；他甚至犹豫，要不要跟臭名昭著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合作，并非为自己一己之私利，而是为苍生计；即便是周游列国，最终没有被重用，孔子依然选择以教育改变社会，儒家“以教为政”的传统，就是用教育培养有伦理情怀、有价值坚守、有理想信仰的人才，通过这些人才最终改变社会。由于宋儒“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恩”的悲哀，加上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影响，儒家知识分子被嘲笑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书呆子，时至今日，很多上位者，依然经常嘲笑读书人为“书呆子”，这是逆流也是恶流。曾子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期待是这样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以托付幼小的君主，可以托付整个国家，在大节上宁死不屈。比如周公姬旦托孤之重，辅佐成王，制礼作乐，成就数百年周朝盛世——世界历史上截至今天为止最长的王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为了传承天命，愿受极刑，成就史家绝唱——《史记》实际上是充满人本情怀的儒家经典作品，至少可以当儒家历史文学作品来读；韩愈为苍生而获罪，被贬潮州，积极教化，形成潮州文化，韩文公虽然离开人世千年，但是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范仲淹为一介书生，镇守西边，西夏闻之而色变，二十年无战事；王阳明手无搏鸡之力，胸中自有百万兵甲，以数万地方杂牌部队，剿灭宁王朱宸濠数十万叛军。儒家不仅愿意担当，也善于担当。
八是儒家主张政事从简。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翻译：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认真处理政事且取信于民，勤俭节约且以人为本，差遣百姓而不误农时。儒家认为治国必须做减法，抓关键和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历久弥新的治国理念。一是全心政务，取信于民。政务必须有心，必须用心，必须真心，一心为百姓。关键是建立政府的公信力，政府与人民不能够相互信任，政权就面临着信任危机，政权就不稳定。政府与民众的相互信任，来自于人与人的相互信任，这种诚信社会的建立依赖于教育，依赖于修养。二是以人为本，政事从简。现代社会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疯狂消费（全球经济发展动力都是人类的消费），资源日益枯竭，地球不堪重负；长此以往，国将不堪重负，地球将不堪承受；所以，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三是根据节令来安排百姓的劳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功是有序管理，有序发展。以儒家的政治智慧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政府不与民争利，不铺张浪费，不劳民伤财，不穷奢极欲；政府够用就行，民众够用就行。如是，则盲目追求GDP的问题可以缓解，生态文明会持续进步，贫富悬殊问题亦可缓解，诸多社会矛盾可以缓解。
· 结语 ·
当然，先秦儒家与现代文明高度契合的思想和主张，远远不止这些！对个人、对家庭、对家族、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很多的主张都是人类应该珍惜的共同财富。时至今日，仍需要深度发掘。
世界三大哲学体系各有分工：欧洲哲学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学侧重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儒家哲学侧重人与人的关系。自然人与自然人的关系：忠实与诚信；与血缘长辈、长者关系：孝顺与尊敬；对于后生、后辈的关系慈爱与包容；对年幼平辈的关系：关心与帮助；也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不一而足。儒家哲学的社会基础是农耕文明，聚族而居，充满人本情怀、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在战争中儒家文明表现出“兴灭国、继绝世”的担当和包容——比如武王灭殷商，却封纣王的两个儿子为王，并且把殷商后裔相对集中在宋国以保存其血脉——这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截然不同，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在族群战争中，往往一方对另一方采取斩尽杀绝的血腥政策。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读到《论语》，惊叹中国文精神发轫之早、成熟之早，把《论语》介绍到欧洲，对欧洲哲学家们完成了人本哲学启蒙，从而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思想准备。
儒家核心范畴是三个：其一是仁。仁是内心的修为，是人格的完善，仁在《论语》语境中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一切关于心性修养的内容，都可以纳入“仁”的范畴；先秦儒家三圣，孔子最强调“仁”。其二是义。义是社会的责任，历史的责任，族群的责任，当然包括对家庭的责任，对个人的责任。像孟子“平治天下，舍我其谁”那当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和担当。先秦儒家三圣，孟子更重视“义”。其三是礼。礼是人与人关系，是秩序、法则、方法、形式。先秦儒家三圣，荀子的思想侧重在“礼”。
先秦儒家思想属于伦理哲学，具有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厚实的理论基础，是一种独立于当时政治体制的哲学体系、价值体系、思想体系，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和正宗，与现代文明高度契合，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矿藏！传承和发展其精神是中国人的天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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