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一篇并不虚幻的孤女故事
——《红玉》简析
（一）
《聊斋志异》中这篇以孤女红玉的名字作为篇名的小说，并没有集中笔 墨写这位可亲可敬的狐女，而且也并不多么虚幻。
全篇明显地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1）冯相如家贫丧偶，狐女红玉假称 邻女，逾墙相从，但不久便被为人正直的冯翁发现，把他俩严厉地训斥了一 顿，红玉只好离去。（2）冯相如依照红玉临去时的安排，聘娶了邻村容貌艳 丽的卫氏女，夫妻恩爱，两年后生了个儿子。（3）不料突来横祸，罢官居家 的宋御史倚财仗势，打伤了冯家父子，抢走了卫氏，冯翁气恼身亡，卫氏也 不屈而死。冯相如到处告状，没有一处官府为他伸冤。（4）在冯相如走投无 路之际，来了一位“虬髯阔颔”的侠士，杀死了宋御史父子，为之报了夺妻 杀父之仇。但冯相如却未能逃脱官府的追捕，怀中的幼儿也被衙役们夺去丢 弃在荒山中。只是由于县官受到了侠士的警告，冯相如才被释放回家。（5） 冯相如遭此惨祸后，悲痛欲绝，忽而红玉携带着被丢弃在山中的孩子重来冯 家，为冯相如重整家业，不久便“人烟腾茂，类素封家”。
非常明显，这篇小说虽为短篇，但头绪却比较复杂，情节的主线是冯相如一家的变化，贯穿全部情节的人物只有冯相如，而狐女红玉则仅只出现于 开头和结尾两段情节中，开头一段是用她来引出冯相如娶卫氏女的事，显然 是为最后一段她再次出现替遭到惨祸的冯相如重整家业而设，重点表现她的 只是最后一段。中间三段情节，虽然不能说与红玉完全无关，但是毕竟没有 让她出场，没有明写她的活动，既没有让她取代豪绅见而“艳之”萌生歹心 的卫氏，也没有让她充当杀死恶人为冯相如复仇的侠士的角色。这两方面， 红玉都是具备条件的，可是作者并没有那样写。可见，这篇小说的命意，并 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要在婴宁、娇娜、莲香等孤女形象的行列中，再给 读者塑造一个可爱的狐女形象；虽然红玉仍被写得十分可亲可爱。
其次，小说中间的三段情节，写的几乎全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虚幻离奇的成分。冯相如聘娶卫氏女，宋御史夺人妻子，伤人致死， 而官府却不主持公道的情节，固不必说，即使是突来侠士，为受害的冯相如 复仇，夜入宋家杀死多人，乃至夜中以短刀剁床入木，警告为虎作伥的县官 的情节，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也算不上神奇鬼怪。古代并非传奇志怪性 质的小说中，就有类似的情节。不妨作这样的假设：这篇《聊斋》小说，如 果剪头去尾，没有了狐女的形象，就简直是封建时代血泪斑斑的社会现象的 真实写照了。
（二） 在这篇小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情节的中心地位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写豪绅宋御史欺凌穷书生冯相如的罪恶行径，非常真实。这位豪绅是个罢了官的御史，自然已非少年，但他还是非常轻薄无耻，见了有姿色的妇女便垂涎三尺。他开始以为势足压人，钱可通神，“诱以重贿”，便可轻易 地将冯相如的妻子弄到手。这其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穷志 未必穷，贫穷人并不都像他想象的那样没有骨气。虽然冯相如软弱，“思势 不敌”，不敢拒绝，但正直的冯翁却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对着其家人臭骂了 一顿。他自然不肯罢休，便公然大施威虐，派爪牙打伤了冯家父子，抢走了 冯相如的妻子。他所以敢于这样为非作歹，就因为他自恃有财有势，官府不 敢或不肯奈何于他。事实也正是这样，冯相如抱子“兴词”，从县衙门一直 告到省里的督抚衙门，“卒不得直”，生事行凶、致人死命的权势者依然逍 遥法外，而受人欺凌、“几于灭门”的穷书生“冤塞胸吭”，竟“无路可伸”。 这段情节不仅毫无虚幻的成分，而且写的是封建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聊 斋志异》之前的小说、戏曲中，就多有类似的情节。
实事求是地说，与以往的小说、戏曲作品相比较，这篇小说写这种权势 者欺凌平民百姓受到官府包庇的现象，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地方，也不算精彩。 但是，它却不是以前小说、戏曲作品中的类似情节的袭用，而是作者直接取 材于现实生活，有直接的现实性。
作者有一首用三字句写成的谣谚体的诗，题作《廷尉门》。诗云：
夕阳斜，鼓乱挝；延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堂下， 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
这首诗虽然写得极其简括，没有具体地铺陈其事，有的句子也较隐晦，不十 分显豁，但其内容和题旨还是可以铨释清楚的。廷尉，用秦汉时的官职名， 指掌刑法的官员。“雀有角，鼠有牙”，用的是《诗经·召南·行露》中的 语词，比喻贵族奴隶主仗势欺凌不肯嫁给他的一位有夫之妇（从余冠英先生 说）。所谓“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显然是揭露掌刑法的官 员颠倒是非，听信鬼蜮一样的恶人的谗言，而对受迫害者则滥施毒刑，打得 身上鲜血淋漓。诗末十分愤慨地说：“谁理直？相公家。”一针见血地道出 了那种世道的本质：有势就有“理”，在狱讼中得“理”的总是那些官宦人 家，哪里有什么公道！
可以看得出来，《廷尉门》所隐约反映的现实内容，与小说《红玉》中所写的豪绅谋夺人妻，致死人命，却受到官府的包庇的情节，非常类似。诗 末发出“谁理直？相公家”的愤慨之言，小说后面的“异史氏曰”谓“官宰 悠悠，坚人毛发”，并以侠士的利刃未能略移半尺杀死那个为虎作伥的县官 为憾，都表现了作者对荒唐吏治十分憎恨的激烈情绪。
《廷尉门》见于《聊斋偶存草》。这个抄本收录的是作者在康熙九年至十四年间所作的诗。《红玉》篇在《聊斋志异》的康熙抄本和铸雪斋抄本中， 都是载于卷二，当为作者早期的作品。两者的写作时间，也差不多是一致的。 诗与小说不同，与传奇志怪小说尤不同，大都是缘事而发，实有所指。 作者的诗作也是如此。《廷尉门》故用“童谣体”，写得比较隐晦，更表明 它所写的是当时当地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纯系虚构。那么，从《廷尉门》 这首诗，我们不难窥知作者同一时期写的、思想内容又相一致的小说《红玉》 的创作的底蕴。篇中豪绅欺凌穷书生的情节，固然并非实录，但也不是没有 现实依据，所依的恐怕就是《廷尉门》诗所讽咏的现实。即使不能说是唯一 的依据，至少可以说是主要的依据，而且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 可以想象到，这种强梁肆虐，“官宰悠悠”，公道不彰的现象，他曾经耳闻 目睹，义愤慎膺，发而为诗；意犹未释，他就又移之于他正热衷从事的《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创造了这篇借以抒 发孤愤的狐女红玉的故事。
（三）
《红玉》也像《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一样，并不单纯地暴露社会上 丑恶庸俗现象，它着重表现的是与恶势力的抗争，使恶人受到惩治，使善良 的受害者得到救助。篇末的“异史氏曰”一段，开头就说：“其子贤，其父 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这几句话，不能抽 象地以果报思想视之，联系作品来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内容和题旨： “人侠”惩恶，杀死为非作歹的豪绅，给滥官以警告；“狐侠”救助良善， 为遭到家破人亡之惨祸的穷书生重整家业，并日益兴旺。官府黑暗，公道不 彰，作者愤而寄希望于来去无踪的“人侠”和异类幻化的狐女，让他们出现 于人世间除暴安良，虽不实际，但也毕竟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
“人侠”惩恶一段，从文章的角度讲，可以说写得最有生气。在冯相如 “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日夜哀思，无可奈何之际，侠士突如其来，劈头 就问：“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令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确 如但明伦所评：“用笔亦有神龙夭矫，不可挟制之势。”当冯相如告以苦衷， 问他能否为之抚育幼儿，侠士回答：“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荐代 为诛杀恶人，并不留姓名，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言 词慷慨，一派豪气。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举杀死豪绅父子多人，更令读者 感到十分痛快。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却未免有因袭之嫌。唐人传奇中最 先出现虬髯客的形象，明代传奇剧中就不断有作者袭用。《聊斋志异》的作 者在这里也借来表现为平民诛恶的愿望，与以往小说、戏曲中虬髯侠士的助 正抑邪，意义有所不同，可以说更富有人民性，然而在艺术上终落旧套，使 读者有雷同之感。
红玉为冯相如重整家业的一段，虽明写其为狐女，让她自言“妾实狐也”，其实倒是写得非常实际。她在冯家，“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荷镵诛 茅，牵萝补屋”，无异常人。尽管也说她“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 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似乎意在微示其为非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让她说出“妾 实狐”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丽、非常有心计、又很能吃 苦耐劳的农家妇。
正因为比较平实，所以红玉的形象更显得和易可亲。穷书生冯相如相继 失母丧妻，和父亲两个人“井臼自操之”，红玉主动来投，“与订永好”。 这与《聊斋》中其他的花妖狐魅的行为，除了在不受封建礼教和闺戒的束缚、 主动与男子自由爱悦这一基本点上相同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对穷书生的同情 心。所以，当受到鲠直的冯翁的训斥后，她虽然掉下了眼泪，却不怨恨冯翁， 也不为冯相如软弱而迁怒于他，她自分两人不能白首，决然忍情离去时，还 为冯相如谋划娶一个“佳偶”，使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固然，在两性关系 中，爱是相互的，爱情要用爱情来获得，但是，红玉对冯相如的爱，似乎并 不要求报偿，即使不能与所爱者相爱，也不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也要使所 爱者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受到斥逐离去之后，到冯相如遭到豪绅的欺凌， 父亲、妻子都死去，他“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食饮”，生活濒临绝境的时候，她自动再来冯家，为之重创家道，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情了。
不要认为作者写狐鬼故事，狐女红玉的形象是凭艺术想象而虚构的，因 而其性格与现实的人不同，被迫离去没有实际的困难和不幸，自然可以不介 意。诚然其中也有这种因素，但如果据此而否认红玉形象也有现实生活的基 础，那就不正确了。在现实社会中，就有着这样的善良的妇女，她们的感情 是赤诚而深沉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被所爱者遗弃，也只是默默 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为对方尽心，关切对方的遭遇，当对方遭到困 难和不幸时，更会挺身回护、救助。过去有，现在也有，劳动妇女中尤多。 这种美德，应当说是人类两性关系中丰满、文明、高尚的表现。狐女红玉的 形象，正是反映了这种人的美德。
作者对红玉的形象是喜爱的。以她的名字作为这篇小说的篇名，便表明 了这一点。但是，作者从小说的命意出发，将助善和惩恶分别表现，使红玉 和虬髯侠士如“两山并峙”（借用但明伦评语），谓“狐亦侠也”，并没有 对红玉的性格作出确切的铨释；把红玉比作古时救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 也不完全准确，只是着眼于行迹的近似，而忽略了性格、人品的内涵性质的 差异。这表明作者直观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美的素质，却还没有能深切 地理解它，用确切的语言说明它。
（四）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中云：“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这位先生曾批《聊斋》，自谓“多有会心别解”，能抓着作者痛痒处”，所以敢作如此不谦恭之语。不过他说得也有道理。 作文章看，《红玉》这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结撰故事上所表现出的匠心与工力。
这篇小说人物出现的较多，头绪也较多，五个部分几乎都可以单独演绎 成篇，但作者密针细线，使之榫卯密合，前后呼应，浑成一体，不露牵强的 痕迹，而又层层波澜，扣人心弦。
首先是前后钩连，彼此相照应。红玉被迫离去，预为冯相如筹划娶卫氏女为妻，这就从第一段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段；卫氏女容颜艳丽，那么使豪 绅宋御史见而“艳之”，思欲占有，制造了一幕惨剧，也就有迹可寻，并不 牵强。侠士惩恶一段，虽侠士来得突兀，但前段之末已交代冯相如仇恨满腔， “每思要路刺杀宋，而虑其扈从繁，儿又无抚”，正在犹豫中，本段接写侠 士来吊，劈头便问冯相如何以不思报仇，前呼后应，事虽突然，而文理却相 当紧凑。并且这一段写侠士不愿承担为冯相如抚育幼儿的任务，说是“此妇 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这就又为红玉再来冯家经理家事作了伏笔，使末段 情节成了意料中的必然。
其次是用笔密而不漏，丝丝入扣。小说开头即点明冯翁“年近六旬，性 方鲠”，后面写他训斥冯相如和红玉私自结合，之后又写他闻豪绅欲以财贿 占有其儿媳，非常气愤，“指天画地，诟骂万端”，被殴伤后“忿不食，呕 血寻毙”，都是从“性方鲠”三字演绎出来，保持了其性格的一致性，又成 为情节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契机，譬如说，如果他不训斥冯相如和红玉，或者 不大骂豪绅，下面的情节便须改变了。再如小说写冯相如娶卫氏女，“逾二年，举一男”，下面的各段情节，便处处写到这个孩子，无一遗漏，在豪绅 行凶抢人时，“女闻之，弃儿于床”；冯家父子伤残，“儿呱呱啼室中”； 冯相如气不过，也是“抱子兴词”；他想刺杀豪绅，又虑及“儿无所托”； 侠士去诛杀豪绅，他“惧祸及，抱子亡去”，自己被衙役捉住时，“儿啼愈 嗔，群夺儿抛弃之”┅┅最后，红玉再来时，挽一小儿，嬉笑胯下”。这样， 小说的整个情节就有了内在的联贯性，毫无松散、游离之病。
第三是情节有转折，有起伏，层层生波澜。冯相如家贫丧耦，忽来红玉 “与订永好”，旋被冯翁发现，红玉又被迫离去，第一段就有这样一个小的 起伏。冯相如娶了卫氏女，“琴瑟甚笃”，不料却遭到豪绅的欺凌，父死妻 亡，幸福生活化为惨剧，这是全篇的大转折、大起伏、大波澜。忽有侠士到 来，杀死豪绅父子，陡然一起，大快人心，然而却不是急转直下，接踵而来 的是冯相如被官府追捕到，丢失了幼儿，直使惨祸达到“几于灭门”的地步， 令读者心情又为之一跌。末段红玉重来，自然是曲终奏雅，以大欢喜终结全 篇，但还是又加了小小的人为的波澜：红玉故意地说“奴欲去”，吓得冯相 如“裸跪床头，涕不能仰”。情节曲折前进，有小波澜，也有大起大落，几 乎步步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非常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