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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渊从太原到长安到退位历史概述(4)


   李元吉站在李建成一方的真正原因是:其一,建成性宽厚,兄弟之间关系比较好处。有一次,李元吉欲刺杀李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资治通鉴》卷 191)。因为当时矛盾还没有激化,所以建成顾及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李建成对政敌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忍下毒手,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仁厚又容易相处的人。而 李世民执法严厉,李元吉又有弃太原逃跑的不光彩记录,加之本人又放纵狂躁,他感到如果李世民将来即位,自己很难为所欲为,而在李建成手下则要悠闲自在得 多。因此,他选择支持李建成而反对李世民,实际上是选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兄长当皇帝。其二,李元吉本人又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看到两位兄长的争斗在所难免, 欲借机依靠一方以争取将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建成、世民两方中,李元吉可能认为李建成是嫡长子,又是在位的太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所以他把赌 注下在建成一方,觉得这样可能把握大一些,未必是想自己当皇帝。

  (三)兄弟构陷与后宫倾轧

  面对儿子们之间日益紧 张的关系,唐高祖采取了试图缓和冲突、平衡双方关系的办法,他不想也不愿看到骨肉相残的血腥场面,曾明确表示过自己不愿学隋文帝诛杀任何一位亲骨肉。尽管 他对李世民与突厥的神秘关系很不满意,并已觉察到李世民的勃勃野心,却没有对他采取过任何措施。当他发现李建成、李元吉某些暗害李世民的不轨行为,也没有 及时阻止,事后也不加追究。

  有一次,李元吉当面向高祖请求,要他下诏诛杀李世民。高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四海之功,又没有谋反的证据, 杀之无名。李元吉说:当初平定王世充时,秦王迟迟不愿班师回京,并散发金帛,拉拢人心,以树私恩,难道不是想谋反吗?高祖仍坚决不同意对李世民采取行动。 李元吉敢当着高祖的面公然要求铲除李世民,毫不隐晦,说明高祖对李世民的确猜疑颇深,因此李元吉才敢这样赤裸裸地提出要求。但从高祖迟疑不决的态度看,说 明他仍想维持平衡,协调双方的关系,结果反而使双方对峙的形势更加严峻。

  在太子东宫集团中,齐王李元吉是一个性格狂躁凶残的人,而李 建成却是一个性格比较宽厚的人,他与李世民的矛盾完全是一种自卫行为,即保住已有的太子地位。如果不是李世民咄咄逼人,谋夺皇位的继承权,以李建成之为 人,是不会主动对李世民采取行动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有一次,李世民与高祖一同到齐王府去,李元吉命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内,打算刺杀 李世民。李建成知道后心中不忍,坚决制止。李元吉非常不高兴地说:“为兄计,于我何害?”(《新唐书·巢王元吉传》)这就说明不到矛盾异常激化万不得已 时,李建成不会采取血腥手段,这也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李元吉则不同了,他招纳亡命与壮士,厚加赏赐,使之为自己卖命。他多次为 李建成出谋划策,谋害李世民。齐王府典签裴宣俨被免官后投入秦王府任职,李元吉担心他泄露自己的阴谋,派人用毒酒鸩杀。在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两起谋害秦王 李世民的事件,虽是李建成出面干的,恐怕与李元吉也不无关系。武德七年(624),高祖与太子、秦王、齐王等到长安以南打猎,高祖命三兄弟驰射角胜。李建 成有一匹胡马,健壮高大,但却易于颠仆,常把骑手摔于马下。李建成便把这匹马交给李世民骑乘,并且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 骑着这匹马追逐野鹿,此马连蹶三次,李世民每次都机警地跳下马背,丝毫没有受伤。事后,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说,他们想用这匹马来害我,生死有命,一匹马如何 能害得了我!李建成听到后,指使宫中嫔妃对高祖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资治通鉴》卷191)高祖大怒,将他们兄弟三人召 入宫中,当着建成、元吉的面斥责李世民急于谋取大位。李世民再三辩解,高祖不听,只好要求司法部门来核查此事。正在此时,忽报突厥犯边,高祖只好暂时放过 此事,与李世民商议退敌之策。旧史记载说:“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资治通鉴》卷191)

  还有一次, 李建成夜请李世民赴宴,席间饮酒不少。返回秦王府后,李世民突然心痛不止,“吐血数升”。此事李元吉也参与了。高祖闻知李世民有恙,亲来看视,并告诫李建 成说:“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此事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门之变前夕,使人颇怀疑这种记载的真实性。以李 世民之精明强干,在蹶马事件之后不会不对建成、元吉的举动有所警惕,如何会轻率地赴宴而不考虑其中有阴谋存在?此事发生在临战前夕,此时双方的斗争已经白 热化,李世民也决定对其兄弟下毒手,在这种关键时刻,如何肯自己送上门去让对方算计?还有一点疑问,建成与元吉既已决定毒死世民,必然使用毒性猛烈之药, 焉能使对方死里逃生?旧史之所以如此记载,无非是为随后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找借口,给人以李世民杀兄诛弟是后发制人被逼无奈的印象。

  还 有一件事也使人颇费思量。高祖见自己的儿子们势同水火,矛盾很难调和,便对李世民说,太原举兵,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为太子,你又坚辞不干, “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看来你们兄弟很难相容,同处京师,必起纷争,我打算让你回到洛阳陕东大行台任上,自陕州以东的地盘归你管辖,“仍 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李世民涕泣不愿远离高祖膝下。高祖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建成与元吉商议此 事,一致认为如果让李世民到了洛阳,拥有地盘和军队,就更加难以对付了,“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他们指令一些人上书高祖,说秦王的部下 听说要到东都洛阳去,无不欢喜雀跃,观其状况,恐怕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于是高祖又打消了允许李世民东往的念头(以上见《资治通鉴》卷191)。

   以上这种记载同样不可信。李渊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皇帝,如何会昏庸到允许两个皇子都打天子旌旗,这明明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搞不好还会导致双方爆发 战争,李渊既不愿兄弟相残,如何会愿意看到兄弟之间在战场上刀兵相见,杀个你死我活呢?这样不仅不能避免同室操戈的悲剧发生,还会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涂炭 的局面发生。因此,高祖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旧史臣之所以如此编造虚构,是因为如果如实记载李世民抢夺帝位,有损于唐太宗的所谓明君形象。然而人为编造的 历史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揭穿谎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高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持和平 衡斗争双方的立场慢慢地向建成、元吉一方倾斜。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他对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不放心外,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以及尹、张等嫔妃的作用也是促 使他改变立场的一个因素。高祖感到朝廷内部实实在在存在着一种对自己皇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就来自于秦王府集团。于是他准备采取行动,消除这种威胁。武德 九年(626)六月,正在秦王府上下紧张准备将要发动政变之际,高祖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不测,在建成、元吉等人的鼓动下打算将李世 民逮捕治罪。这时,与秦王府关系密切的宰相陈叔达向高祖进谏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 何及!”“上乃止。”(《资治通鉴》卷191)在这里陈叔达实际上是对高祖进行了恐吓,经此一吓,再加上高祖确实也没有抓住李世民什么明显把柄,同时他也 对问题的迫切性认识不足,没有料到几天内将会爆发政变,于是就打消了立即解决秦王府集团的念头,改为逐步削弱其实力的缓招。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祖在关键时 刻的优柔寡断造成了自己政治生涯终结的严重后果。

  后来在贞观初期,已经如愿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加拜陈叔达为礼部尚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旧唐书·陈叔达传》)指的就是上面这件事。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为了能够得到后宫嫔妃们的帮助,李建成、李元吉不惜珍宝器玩赂遗诸嫔妃,指使她们在高祖面前多多美言,尤其对尹德妃、张婕妤二人更 是曲意奉承,无所不至。有些旧史甚至说李建成与尹德妃、张婕妤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此事恐怕不可尽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 对此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190)这种态度是比较慎重的。尹、张二人时常对李建成集团美言,一方面是接受了他们的贿赂,另一方 面她们的亲属多被安排在太子东宫做官,受到李建成很好的关照,这才是她们甘愿为李建成游说的重要原因。她们对高祖说:“使陛下万岁后,(秦)王得志,妾属 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可见为其母子将来的利益与前途着想,她们也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李建成能够顺利地登上皇帝 宝座上。

  尹、张二人痛恨李世民的原因前面已经有所涉及,就不多说了,其他嫔妃不满李世民也是有原因的。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 定王世充后,高祖曾派贵妃等数人到洛阳收取隋宫珍宝及宫人,贵妃等私下向李世民求取宝货,并为其亲属求官。李世民说,宝货皆已登记造册并上奏天子,官职应 当授予功臣和贤才。拒绝了她们的请求,由此引起了她们的怨恨。当然有些嫔妃为将来的生活出路考虑,而李建成是现任的太子,最有可能继承皇帝之位,这也是她 们在这场兄弟相争的斗争中转而支持李建成的重要原因。

  不过对于史籍记载的这些有关后宫嫔妃参与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一定要作具体分 析,不可盲目全信。要说尹德妃、张婕妤等人痛恨李世民,有事实依据,要说其他嫔妃都痛恨李世民,恐怕不能尽信。前面曾列举了十余位生有皇子的高祖嫔妃,除 了尹、张等少数人外不可能全部都得宠。其中大多数人品阶很低,如王才人、鲁才人,为正五品;张宝林、柳宝林,为正六品。还有没有封号只以姓氏相称的人,大 概是没有品阶的宫女,她们如何都能有政治能量而卷入这场斗争中?从新旧《唐书》所记的“高祖诸子传”看,绝大部分人都无卷入这场斗争的记载。再如上面提到 的那位向李世民讨要宝货的贵妃,唐制规定其为正一品,地位仅次于皇后,高祖在元配窦氏死后没有立过皇后,因此这位贵妃在嫔妃中地位应该最高,尹德妃虽也是 正一品,但却排在贵妃、淑妃之后。如果这位贵妃是前面提到过的万贵妃,史籍中就应该明确记载其姓氏,可是在这里却没有记载,反倒是那些地位比她低得多的嫔 妃却清楚地记有其姓氏,看来这种记载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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