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与小农经济

几年前在国内学术界和海外华人学者中，形成规模很大的文化热潮。在这股“文化热”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传统主义，主张承袭传统，复兴 古文化，特别是接续儒家圣圣相传的道统；二是反传统主义，主张背弃传统，与传统文化相决裂，尤其要斩断儒家精神陈陈相因的道统。对此二种文化观，我不敢苟 同。

　　实际上，对儒家精神的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它涉及到对中国当代文化如何建构的现实课题，有必要加以辨明。

　 　人类精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历史根由，它是由民族深厚的物质生活土壤中孕育、生长出来的。换言之，文化的真实主体是生产方式，这是我们对精神文化 作出判断和取舍的基本依据。除此而外，社会组织和制度等政治因素，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也有直接影响。然而，我感觉到，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为社会的 经济基础服务，这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是说，经济的发展规律与精神文化的发展规律不同，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性，机 械地看待精神文化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取的。

　　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文化，其具体表现，主要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状态。社 会意识形态，一般而言是思想家理论思维活动的产物，表现为某些观点、概念所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比较直观，处在文化形态的较浅层面。社会心理状态与社会 意识形式相关，在某种思想理论长期熏染下，人们由不自觉地、被动地接受思想家的引导，经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自觉的、主动的社会心理状态，它表现为一 个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品格，是人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它处在文化形态的较深层面。

　　中国古代文化，的确有很大的时代 差异和地区差异，因为中国毕竟有五千年文明史和50多个民族居住的辽阔疆域。从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儒家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成分和重要内容，则已 基本成为定论，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儒家精神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带有一定的宗法血缘色彩，孕育儒家精神的历史土壤，无疑是农业型的自给自足式自然 经济，以及家与国二位一体的宗法制社会。

　　距今大约六千年以前，中国古代先民们开始相继进入种植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论 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以为“民以食为天”，而坚持“以农立国”、“农本商末”的基本国策，除少部分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 外，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民族。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是以简单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的原始方式，铁犁自战国时代被发明后，至今仍在农民承包的 土地上使用。农民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常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的单调的日复一日的田园生活，他们依靠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加上家庭小手工业 的补充，谋得自给与温饱。五千年的耕耘与收获，养育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繁衍生息，却并没有使土地肥力丧失，土质结构仍保护完好，维持了植被、生态环境的 基本平衡。世界粮农组织经调查后认定，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注目的农业文明。

　　这种虽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已趋程式化的生产活动和稳固不变的经济结构，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以及文化教育的兴盛，提供了必要条件。所有这些，形成中国古代文化 的特有品质。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文化的发展被宗教神学所桎梏，而中国却在相同的时期，创造出世界上最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明代中叶，即公元十五六世纪 以前的千余年间，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世界文化发展大潮的前列。这种情形，不能不归因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成熟和发达，不能不归因于古代先哲们非宗教的经验理 性精神。

　　在当代，西方工业文明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然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日益变成支配人类自身的异己力 量，给人们的身心带来诸多新问题。于是，田园牧歌诗般清新恬淡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孕育出的儒家精神文化，重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身居西方发达国家，备受西 方工业文明影响的西方学者，开始寻求解救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出路。他们找到中国古代文化，找到孔孟、老庄，试图以此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确有西方工业文明所不具备的优长，否则它就不能吸引西方文化学者。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长期积淀，也给中华民族带来某些惰 性。例如，“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的道德观和文化心理，使农民们固守在乡间土地上，形成严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重农轻商”、“农为国 本”成为治国之道、治家之道；“重义轻利”、“崇俭黜奢”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

　 　支撑和维持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的大前提，就是家与国二位一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欧洲中世纪，自然经济也曾占支配地位，但是它与中国古代有所不同，欧洲自然 经济主要是以农奴制的封建庄园为基本单位构成，庄园内部，不同的农奴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工，特别是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的分工很明显，农奴制及其机械的 分工，使欧洲中世纪生产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然而，这种内在的二元化倾向，又使自然经济结构很不稳固。在这种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工商业 就有可能从中孕育出来，进而成长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与此显著不同，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特色，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家与家、户与户 之间很少有分工合作，每个家庭都是把生产资料、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结合在一起，显示出较强的自身稳定性和凝固力。在这种小农业与家庭 小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中，生产技术主要凭长辈的口传身授，生产经验丰富的家长，便由此成为一家的权威，在生产过程中，家庭既然是基本的经济单位， 那么，父与子的关系，便成为家庭结构的基本内容。它是社会结构的原型，由家庭、家族到宗族，再集合为国家，形成一个巨大的宗法制社会网络。“国”与“家” 彼此相通，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

　　反映这种“家”与“国”二位一体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就是渗透着家庭脉脉亲情的 “仁政”、“礼治”、“中庸”、“贵和”以及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从政治上讲，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都是以仁政德治相标榜。实际上都是儒法结合，王 霸杂用。由此，形成一整套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纲常名教、礼教名分，其核心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源自于农业文明的“中庸”之道，也被作为 减少社会矛盾冲突，达到人们之间关系和谐、心态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制度的方法和手段。

　　“家”与“国”二位一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尚中庸、讲仁道、崇礼义的儒家传统精神，起着维系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繁衍壮大的精神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农业文明的封建社 会的重要原因。一直到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而此时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拉开序幕，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也 获得巨大成功，迅速膨胀的生产力，促使西方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开拓海外市场，寻找廉价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于是，他们看到了中国这块地大物博的地 方，并用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的大门。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带来了西方近代文化，包括商品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利润 成了最直接、最根本的目的，唯利是图，获取利润的欲望，摧毁了一切旧的道德观念，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 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也就所剩无几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第一次向 中国人提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向何处去”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田园般诗情画意的自然经济开始了解体过程，传统 文化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近代，民族的苦难、时代的使命，驱使许许多多仁人志士挣脱封建陈腐观念的束缚，向西方寻求真理、弃旧图新、奋发救国。然 而，封建文化依存的基础，是宗法式小农经济，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能够形成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而也不可能形成系统的资本主义文 化。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其生长点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源远流长的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华；这其中以儒家精神为代 表。回顾历史，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头，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又一个机遇出现在人们面前。当历史进入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在欧洲兴 起时，中国正处在“乾隆盛世”，社会封闭、信息阻塞，对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因而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拉大了。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 主义者入侵，洋枪洋炮与大刀长矛进行较量。日本抓住这个时机，搞明治维新，收效很大，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和维新志士却倒在菜市口的血泊之中，丧失了 这个机遇。于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就拉得更大了。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意义，涉及到经济结构、生产组织、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世界前进了，中国 仍在因循守旧。

　　在这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刻，历史又给中华民族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民族经济与文化复兴的浪潮已经滚滚而来。当然，中国 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肯定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可能来自现实，也可能来自传统。但无论如何，经济和文化的 现代化都在进行之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否则，中国就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