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儿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
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 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 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 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 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 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 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 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 能陷于停顿。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
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
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罢工”主因：国本问题万历帝本来是有
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也就是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的争论。
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
本来，臣子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瘐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 们，不怕被当庭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地上疏。这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 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 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
从小严母厉师的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他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的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近于无赖的手段，口头上说明年就立，却不讲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来唯一臣子们和万历能和解的机会在于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万历就可以封郑贵妃为皇后，按立嫡的原则，大臣们就没话说了。偏偏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宫42年，和万历死在同一年。皇后贤孝，很得太后欢心，废不得。
长寿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机会，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了长子。也许这就是天意。这场无谓的君臣间的较量是旷日持久的，消耗了万 历帝励精图治的决心，所以他消极反抗，既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身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那个毫无感情，与一段肮脏记忆有关的 宫女长伴地下。
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万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做 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怎么千疮百孔，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重重赏赐福王 （即郑贵妃之子）。他隐居深宫，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可以。
也许这正是变相的传天下给小儿子。至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们不是非要他继位吗？好，正好留副烂摊子给他，这就是对固执的大臣们和上天命运安排的报复。
所以，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的指出形势多么危急，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他居然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黄仁宇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有一种报复快意的变态心理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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