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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治通鉴·汉纪十九》(六)

读《资治通鉴·汉纪十九》

(六)

 

甘露元年戊辰,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张敞是杨恽的朋党),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压下奏章),不下。敞使掾(京兆属官)絮舜(人名)有所案验(调查某事),舜私归(私自回家)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只能干五天了,还那么多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逮捕下狱),昼夜验治(审讯),竟致其死事(定了死罪)。舜当出死,敞使主簿(属官)持教(拿着张敞写的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还想多活几天吗)”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汉代,每到春天会有调查冤狱的专使),舜家载尸并编敞教(人证物证),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残杀无辜)。上欲令敞得自便(从轻发落),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先以朋党罪撤职)。敞诣(到)(宫门)(交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逃命)。数月,京师吏民解驰(松懈),枹鼓(追捕盗贼的警鼓)数起,而翼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想起了张敞的本事),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派人召见)。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惧(家里人以为皇帝找他算账,吓坏了),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我已是平民,抓我只要个小吏,既是使者,定是要任用我)”装(整理行装)随使者,诣在公车(公车府)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我待他不薄)。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接受任务),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欲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判案)故不直(故意不公),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没了踪迹)

半民:张敞,能吏,很有个性。“五日京兆”,也要杀掉絮舜这么个忘恩负义,见风使舵的小人,的确是徇私枉法,但颇快意恩仇,性情中人,怪不得会有“画眉”的佳话。
  皇太子(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为人软弱,喜好儒学),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用刑律控制臣下),尝侍燕(宴)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变了脸色)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霸道、王道兼而用之)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儒家仁义一套),用周政(周朝的那套治国原则)乎!且俗儒不达(不识时务)时宜,好是古非今(认为古代都是好的,以此指责现代做法),使人眩(迷惑)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半民:汉宣帝给儿子点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实质: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单纯使用哪一个,都不行,即便是周朝,哪怕是周公,也不是单纯的靠着宗亲血缘,以德教化,否则怎会有亲征管蔡之事?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没有区别)。昔三代之隆(夏商周的昌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治(控制)诸侯,诸侯有能(有能力的诸侯)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不服从朝廷的)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霸道)。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王和诸侯使用的都是仁义为本、选贤任能、扬善惩恶的一套)。顾(只是)名位有尊卑(王侯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大小),政令有广狭(施政地域不同)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并不是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不同)。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非人主不能而是不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小人之儒的确不可参与政治),独不可求真儒(君子之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假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功业)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闇(不明白国政)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让后世效法)

半民:自以为“君子之儒”的保守派司马光沉不住气了,训斥刘奭是可以的,怎么可以因此而攻击儒家的“仁义德治”的治国之纲呢?

其实老先生大不可必如此动怒:本来他们二人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即《礼记》中的那一套:选贤任能、讲信修睦。再加上些“赏善罚恶,禁暴诛乱”的“方法论”的手腕吧。老先生所谓的“真儒”“君子”不也有“法官之祖”的皋陶吗?伊尹不也“放太甲于桐宫”吗?怎能说治国之策中就没有“以法治国”的惩罚措施呢?况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宣帝时代才刚刚实行不久,宣帝不可能把这些儒家的(骗人)一套像后世的司马“儒生”们抬得很高,奉若神明吧。而且,人家爷俩“家宴”上“交流”,自然也用不着遮遮掩掩。

不过是二人对“王道”、“霸道”的理解不同罢了。司马光的“礼乐政法自天子出”是“王道”,“礼乐政法自诸侯出”是“霸道”,更接近孔子的观点,是最“原始”的意义;刘询所言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一种是以“仁政”“劝善”为代表的孔、孟儒家观点,一种是以“法制”“惩恶”为代表的商、韩法家观点,是历史演变的最“实用”的意义。

至于老先生的“闭着眼睛”的所谓“三代之隆”,什么“稷、契大儒”等等在这里就不再“一驳”了,全是因为“抄袭”了儒家的“教科书”的缘故。

淮阳宪王(刘钦)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婕妤尤幸特别受宠)。上由是疏(疏远)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赞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因为)太子起于微细,上少(年轻时许家对他有恩)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许皇后是被霍山害死的),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因为)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让韦玄成让位给哥哥这事告诉刘钦,你也别有其他想法吧)。由是太子遂安。

半民:中国,亲情为大的社会中,再是英雄也难免为情所困,尤其是父子之情,所以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汉宣帝也算是帝王中难得的“真性情”者,总是念着旧,念着横死的“糟糠之妻”,可是,你有没有念着天下苍生,念着大汉江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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