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英雄主义。它可能不够宏伟，不够精彩但它却无比珍贵。
当我们从一开始便遇到阻碍与坎坷，当命运看似在刁难自己，不要怀疑，它只是想让你茁壮成长。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经历过打磨之后，我发现我也是不起眼的那一个。
回忆青春往事，更多的是美好。尽管也有伤感，也只是美好的衬托。
(以上文字摘自网络)
我的中专生活(1956年至1960年)
1956年秋天，，告别了欢乐的少年时代，滿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我来到了重庆机器制造学校。
学校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那年招生有三个专业：工具制造，机械制造和水轮机。
我是读的工具专业，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招生广告上介绍这个专业的学长们在哈尔滨量具刄具厂工作的情况，看到年轻的学姐居然当上工段长在指挥调度生产，由于生产工具要求高，车间里干净明亮，设备先进。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和环境。机制专业则则给人以万金油的感觉。而且据说工具专业是要求比较高的。
其实我和我的家庭对机械制造工厂的工作是没有一点概念的，跟现在人买东西看广告一样，是瞎撞瞎碰。
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学了四年，最后才发现，只不过多学了一门"工具设计与制造"，其他学的完全一样。至于毕业分配，早先最羡慕的"哈量"早已人员饱和了，连后建的"成量"也没有分配一个人去，我们都成了"万金油"，到处洒。
报到
从我家所在地——长江南岸的李家沱到学校去报到可不容易，学校的所在地是沙坪坝区井口镇二塘村（其实离二塘村还有两里路）。
我从家出来，背着铺盖卷，手提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杂物，坐轮渡过了长江，在九龙坡坐上公共汽车直奔沙坪垻。
出家门时和爸妈、大姐打个招呼：我走了。头也不回，急忙趕路，他们也是司空见惯，我每次离家回学校去，从来没人送过，怎是独来独往。他们好像从没有到过我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中专。不过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是如此，不足为奇。
在沙坪坝找到陈家坪车站，真是运气好，学校迎接新生的汽车正停在那里，拿着录取通知就可以上车直接到学校了。否则坐公共汽车走30多里才到井口站，剩下十里路就得步行了。
这条路是从沙坪坝到北碚的公路，而且经过二钢（重庆第二钢铁公司），经过歌乐山，路两边都是农田果园没什么人家。不像现代城市只要路边都是建筑物，看不到大自然的面貌。
汽车开到了井口这个地方（一间小屋称为井口站），便右拐，上一条小马路向嘉陵江的方向开去，还要走上十里路才能到学校，两边都山坡农田，连个人影都没有。
在离学校两里路处，经过二塘村，有一条小街，几个商店，还有一个照相館。这儿靠江边有一个地质学校是属地质部领导的。
拐个大弯之后，终于到了学校大门口，一段长长的下坡路把我们送到大礼堂前面的坪中，就下车了。
看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我没有一点沮喪，相反却很兴奋，觉得这么崭新的教室，清静的环境，又背靠山峦，面朝大江，享受青山绿水。真是读书的好地方。所以当时的日记，给家里写的信，给老同学的信大概都是传达着美好愉快的信息。
学校的环境
学校座落在嘉陵江边。我这辈子真是和嘉陵江有缘，不但住处曾经离朝天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很近，小学，初中，中专都在嘉陵江边。我是喝着嘉陵江的水长大的。
小学見过的江边是吊脚楼，破旧的房子，狭窄的街道，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学时由后门口或操场边可以看到奔腾的江水，看到对岸的农村，但是到江边是下不去的，要绕好远的路，真是可望而不可及。
只有到了重庆机校，才真正可以親近嘉陵江了，从学校后门出去就是可以下到江边的小路，路边竹影婆娑，江面上时常飘起轻纱一样的雾气，对岸的山峦，梯田，竹林尽收眼底。到冬天枯水季节，岸边湧现出大片黑色的礁石，约二三同学坐在石头上，面对大江聊天说笑，真是不亦乐乎。
不时有船经过，纤夫拉着纤绳，唱着即兴创作的川江号子，齐心合力，拉船前行，这种画面是以前没见过的，而如今早巳成为历史了。
初中时，我们学校的高中男生演唱过著名的男声合唱："川江号子"，歌曲是描述了在川江上拉船的纤夫，那种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与风浪博斗的精神，与俄罗斯的伏尔加船夫曲有异曲同工之妙。歌声气势磅礴，或激越或轻缓非常激动人心。如今親耳听到了真正的川江号子，虽不如改编后经过艺术升华那么美妙动听，但却是原汁原味，更是倍感親切。
言归正传，还是来看看我的新学校吧。
学校是座落在两座走向与江岸垂直的山上，两山各劈下一部分填塞山谷成了一片平埧便是学校的主体部分所在地，包括中间的大操场，跑一圈是900米，操场前方陡坡下面是江岸。
而另一头高于操埸约十来米处是学校大礼堂，从校门进来下坡的马路径过此处左拐，就是操场左边，是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
教学大楼很气派，是个V字楼，那建筑还有点欧式风情，它比马路又高出一节，由斜坡的石台阶上去，两旁栽满美丽的花草。大楼有教室三层，每层前面是对着操场的走廊，后面的窗户对着山坡的削壁，山坡上爬着黄黄白白的的金银花，有风吹过时还有淡淡的香味。
教室大楼与办公楼中间，马路拐个弯从中穿过，一直沿着江边向上延伸，在靠江一侧有一些台地，，建有籃球场食堂等等。另一侧则是教师宿舍，再远处还有游泳池，过去就是实习工厂了。
办公大楼比马路地势低和操场齐平，楼后也有球场，在那里可俯视江水东去。
因学校是建国不久组成的，所以这里的建筑很新，不像我上过的中学那么破旧。
与教学楼办公楼相对应的操场另一侧，山坡要陡得多，几乎是接近90度的削壁，不过已长满树木，在高高的坡上削出一片平地，建有两幢平房是女生宿舍，而在坡下操场边则依次是卫生室，图书馆和健身房。男生宿舍则在这个山坡的后面。
还特别要提到的是学生食堂，是我们每天要多次出进的地方，在进大门后不沿马路下坡，在山坡上有路直接就到了，它的门口后连后山的男生宿合，向前走到女生宿舍。而和下面的马路有高高的几段台阶相连，真可称学校的重要交通枢纽。
后来我们考试自由复习时，爬到教学大楼后面的山坡上，发现这里才是最美的地方，坡上绿草如茵，如同绿色的地毯铺滿山坡，还种了许多棕榈树，树下則是一丛丛美丽的月季花，我们躺在草地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复习功课，真是非常的惬意。
学校就是这样一个高高低低，错落有致，风景优美，面朝大江的环境。
我的班级
我的班级是工具专业111班（一年级第十一班）。全班约50人左右，来自重庆，成都和四川的许多县，有达县，邛崃，荣昌，江津等等。重庆和成都人加起来佔一小半。和初中比，女同学比较少，因为学工科的女生本来就少。年令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班长zhou已经快30了，最小的同学才15岁。
临时的班委会和团支委也指定好了，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支书是重庆八中原来的少先队大队主席。另一个支委是江津来的。
于是一些申请入团的同学纷纷来找我作入团介绍人，也就认识了更多的人，我为了干好工作，在一周之内就把全班同学的名字和人对上了，我本是一个不记人的人，有这个本事把自己都震到了，看来只要努力，有许多潛能都能挖掘出来。后来开了团代会后经过正式选举，我又改任宣传委员，其实这才是我比较拿手的本事。
一切表面看来都很顺利。
其实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学习的烦恼
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我已经是一个十五六岁青年了，再没有无忧无虑的生活，每件事情都要去面对，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倚靠，只能靠自己。
慢慢懂得了：每个人只有他的能力与他的处境相匹配时才能活得比较轻松，当然如果能力更富裕一些，就会活得很愉快了。我在小学中学都活得顺风顺水轻松愉快，是因为我的能力足够学好这些功课，不需要太多的努力。
可是到中专就不一样了，早就听说中专的功课特别紧，只是没想到有如此之紧。中专生要在第一年就把高中三年的功课的浓缩版全部学完，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中专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采取五分制，平日提问都要计入成绩，所以上课时精神特别紧张。我就遇到几次提问毫无准备，以至得到了生平的第一个不及格成绩——2分，为此我大哭了一场，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然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说起来我还要感谢生活中的这些挫折，因为它，才能开始清楚的认识自已，不再盲目乐观。
我在中学的文科优势已不复存在，学工的人就是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才不怕，以前擅长的形象思维在这儿没有什么用处，什么灵感，什么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在定理，规律面前什么也不是。科学是严谨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去学好每门功课，把所学的知识真正搞懂才是硬道理。
再 看看周围的同学，真没找到一个真正轻松愉快的人，大家都在拚命努力。
一年级还没学完，就有许多人退学，原因各种各样：有.个农村来的男生，回家结婚了，再没回来。（才十七八岁）。有个男生说身体不好，回家休养，也没回来。到第二学期，团支部书记也以学习吃力为由不再担任任社会工作了，还有插班的调干生，也以学习跟不上为由拒绝担任班干部。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原因：学习的压力太大了。
我虽然压力也大，但我是没有退路的，家里把我养到上了中专，吃飯不要花钱了，是很不容易的。能学到毕业，分配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养活自己，帮助姐姐养家是我唯一的心願，别无他求。
那时数理化经过努力我还能趕上，可是机械制图我就不开窍，连剖面都不会取，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智商不够的人学习上老是遇到瓶颈，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每次我都会突破它，豁然开朗。这也可能是嘉欢琢磨的结果。即所谓天道酬勤，虽然慢了一拍，能过去就算成功。
跌跌撞撞，过了一关又一关，到后来变得很适应了。我们那时考试是一次进去四五个人，抽了题到坐位上准备，想好了就举手，到老师那里口述荅题，老师还可问些问题，然后当场给分。
记得有一次攷试，我抽到的题正是自己复习中感到比较困惑的，开始觉得这回完了，后来冷静下来，荅题时把自己的见解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不同情况的处理方法，没想到老师很赞赏，给了5分。因为这个问题本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也就歪打正着了。
回过头看自已四年的学习，虽然不棑名次，但毕业时在班里居然还不错，于是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困难，大家都是一样的，聪明过人的人究竟是少数，我们平常人需要的只是努力再努力。
真正差一点压倒我的那根稻草还是体育，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一个体质极差的人和别人要达到同一标准，我已经非常努力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健身房锻炼身体，那个健身房是一个老旧厂房改的，最高处还有以前留下的天轴，从上面垂下一根根粗粗的绳索，我每天从下向上直爬到最高处，几乎要触及房顶了。健身房里还可以玩高低杠和垫上运动，这都是我喜欢的项目，虽然很累也坚持着。为的是锻炼体能。
每天下晚自习，就到大操场跑三圈(900米)
就是这样的坚持也没有達到体育考试的及格标准，因为最后考的是短跑，我没有那样的爆发力，这是天生的缺陷。可是体育课结束了，如果毕业前补不上去，就要留级！
真是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我死的心都有了！天天哭泣，无处可诉。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也忘了是什么原因忽然有了对策：我那时患有关节炎，天冷时就很容易犯病，不知是谁的提醒，去医务室时找医生开了个证明，找到体育老师，他手下留情就免了我的补考。
谢天谢地，我终于绝处逢生了！
那时的家庭，正遭受变故，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母親和姐姐，雪上加霜。那时候我和親人的沟通也极少，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有事了都自已扛着，可十几岁的女孩子还没没进入社会，那里有这能力呀！差一点就被这根稻草压垮，铸成大错了。
这是我人生渡过的第一关，如今六十多年过去，想起那时的绝望和无助，还是难忘。特此记之，作为纪念。
处理人际关系的烦恼
从小我就是接受"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而且生活中也没有遇到过什么人性的恶。在家里是和睦的家庭和邻居，在学校是爱护我的老师和友爱的同学。
可如今在中专却要面对人际关系中无尽的烦恼。
这个班和初中那个团结友爱的班级不一样，总共9个女同学，却是分成许多帮，互相看不惯，而且发展到吵架谩骂的地步，我一向采取与人为善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总是来取劝解的办法，但是善意并不是灵丹妙药，有些人反过来把矛头对我，我是从来不会吵架的，我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所以也很无奈。
老师也不出面解决同学的矛盾，至使正气无法发扬，而歪风邪气在班里甚嚣尘上。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真是很难开心快乐的。
直到第二学期换了班主任，他为人很正直敢说话，这才使这些歪人稍为收敛，班上的日子好过些。
年青的好处就是总能找到快乐
最近清理旧物，偶然翻到中专时的日记，虽然时断时续，但是可以看到当时生活中虽然遇到许多新的困难，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年青的好处就是总能找到生活中的快乐。
那时'的中专待遇还是相当好的，首先一点是吃得好，不用交伙食费，打牙祭时汤是用大木桶装，西红柿炖牛肉，隨便吃，桌上还有好些荤菜，比如从没吃过的夹沙肉，那是一道有名的川菜。
我虽是湖南人，又生活在重庆，可是我是一点辣的也不能吃，学校食堂就专设了"不吃辣椒席"，自願参加，其实只有一桌，有几个人还是谈得来的同学来湊热闹，他们自已带着炒好的油辣椒来参加，因为不辣的菜是单独炒，我们等于吃小灶了。
第二学期我们就要出去参观工厂，记得那是春天，全班坐上学校包来的汽车，直奔大渡口，去参观重庆钢铁公司，无非是在炼钢炼铁車间转一转，上午就祘参观完了，中午在钢厂食堂吃饭，午后就上当时重庆最大的西区公园游玩，后来又划船比赛，別人嫌我力气小，我参加老师那个组，结果我们得第一，十分得意。
回校又坐上包车，一路欢声笑语回到学校，自已不花一分钱，美美的玩一天，这个待遇可是从来没有的哟！
我从小和哥哥一起玩，所以后来，也是那种和男孩更谈得来的人，初中时我们班女孩优秀的多，前十名都是女生，所以还有些好友。到中专后女生之间矛盾太多，有些人又非常狭隘。所以也没有什么知音，倒是中专的男孩有些很有見识，我很佩服他们。当然中专生年龄大了，交往也得留心眼，和初中的小男生不一样，你把他们当"铁哥们"，他们怎么想可不一定。
当然纯真的友谊还是主要的 。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据说某国外名校通过70多年对数千人的跟踪研究得出结论：人们的幸福感不是来自物质的满足，而是来自与周围人的关系相处的愉快程度。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中专头一学期是我最烦恼的时期，就是因为同学间的矛盾，班主任对我的偏见等等造成的。第二学期换了新班主任对我很信任，我和班上同学也通过集体活动和工厂实习在一起增进了友谊，生活就感到特别开心和快乐。
记得58年后每个寒假都要下乡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的一个月，全班同学是分散住在农民家，四川的农村，农民的居住是分散的，一户人家和另一户人家隔得很远，和湖南农村很相似，没有聚居在一起的村落，但是也很好找，看到竹林，下面一定有人家。
那次下乡我和岳崇碧分到一户人家，这家有三代人，奶奶，父母和三个孩子，大女儿也已经参加劳动。
我们和老奶奶住一屋，窗子很小，屋里很黑，一角的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谷草，这就是我们的"床"，虽说简陋却很暖和。我们带去粮油票交给他家，可是这时是农闲又是困难时期，每天三顿都是稀稀的菜粥，一个月没见过什么油，更不用说荤腥了。每天上山去劳动，主要是挖板土。
就这样的条件，在我记忆中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
比如和农民一起劳动时，听那些农民歌手即兴唱的那些天籁之音，他们用假声唱的高音非常之高，真是婉转入云霄，在山谷里悠扬迴荡，传得很远很远。即使生活再苦再累，也透出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劳动人民，是生性乐观幽默的四川人。
还有我们班级也有许多集体活动，到生产队队部去集中，在那里我们排节目，那次是排的表演唱"小拜年"，这首在二人转基础上改编的歌曲当时是最热门的流行歌曲。
我到中专后已经当仁不让的成了班上的文艺骨干，其实就是矬子里拨高个，没办法！中专生农村来的多，会唱会跳的几乎没有，我还是那个独唱就怯场，跳午手脚不协调的我，为了班集体也只好逼上梁山啦，好在初中上过合唱团有些基础，音色还不错。
正好班上从武汉转来一个调干生，他很有文艺天才，拉得一手好二胡，唱歌也不错，曾在十省工人文艺会演上独唱表演。只是平时深藏不露。他虽不是专业的，但对我帮助很大他指导我唱歌和选择歌曲，並为我二胡伴奏，这样我才开始学习表演独唱，我记得那时我主要的保留节目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有名歌曲"清邻邻的水来兰格莹莹的天"。一有什么活动班上要出个节目就我独唱他拉二胡。
棑节目我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候，那天可以不用下地干活，同学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快乐不在于排练本身而在这个过程，大家在一起玩，快乐的歌唱，忘记饥肠辘辘，忘记吵过的嘴打过的架，受过的批评。忘记了学习的艰辛，忘记下地的劳累。就是不太会唱歌的人也加入进来，这可能是当时年青人抒发发感情的一种方式，我一辈子都喜欢这种方式，只需要两点，一是集体活动，二是尽情歌唱。
在这种活动中，我是教歌员是领唱者，有时还是词曲作者。
后来我又当上班上治安员，也是很好玩的。二年级时我被指定为班级的治安员，那时看小说福尔摩斯是必看也爱看的，还看过一些这方面的电影，因此对破案很感兴趣，这回机会来了，还真的参与了学校的一些破案工作。
第一件案子就是另一班一个男生怀疑我们班的男生鲜XX偷了他的皮鞋。鲜XX居然大摇大摆穿在脚上到处走，只是看不清没有确凿证据，两个班的老师和治安员一起研究，开始想晚上熄灯后，把皮鞋拿出来叫失主辦认，后来又觉不妥，最后还是由老师出面找他谈话，他说是叔叔给买的，叔叔在城里有名的"陸稿荐氿家"工作。老师赶到城里见了他叔叔，叔叔说我自己都没钱买皮鞋，哪有钱给他买啊？这样就戳破了他的谎言，案子这么轻易破了，我们还真有点失望，太不够惊险刺激了！
不过后来还真的干了些事，有成功也有失败。
我们晚上炼钢那段时间，有次晚上吃完宵夜后，兄弟班的女生上淋浴室洗澡，那淋浴是一座长条房子连门都没有，里面是长长的过道两边有格子，也没门。房后是山坡。忽然有个男的闯了进来，好多女生吓得哇哇叫，躲到格子里。，幸亏有一个年令大些的女生胆子大，她就破口大骂，骂得那流氓有些胆怯，没敢再往里走，后面就跑了。
第二天我们治安员，就研究如何抓佳那流氓，决定采取蹲守的办法，女生假装洗澡放水说笑，找几个男生蹲守在外面暗处，终于在三四天后抓传了流氓，原来是一个炊事员。
后来还破过一些其他的案子，这才知道大部分都是鸡零狗碎的事，並不像小说里那样离奇曲折，不过我们都还是很认真，尽职尽责的。再说这些事警察是不会管的。
实习生活
第二学期我们就上实习工厂去实习了，从锻工、铸工到钳工，将近一个来月，因为我们将来就是要到工厂到车间去，适应工厂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在日记中看出我是很喜欢这次实习的，虽然我体力差，干活又"不得行"，但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使我很感动，每次遇到困难都有同学帮你度过难关，而不是看笑话。
实习锻工要抡大锤，或者掌钳子夹住工件，我是抡不动锤，打几下别入就接过去了，掌钳不稳，烧红的工件打飞了，同组的男生也不责怪我，只哈哈一笑，叫我去烧火算了，两天就把锻工实习蒙混过关了，也混了个4分，实习师傅还表扬我们组团结互助好。
铸工就惨了，蹲上几小时造型都累得坐在地上，或者跪着干，沙型有些地方要修补，我是越修越坏，急得都哭了，又是男同学来帮忙，又一次过关了。
钳工实习才是我们实习的重点，由于这一段时间重庆流行性感冒发展很快，学校也专门把大礼堂圈起来作为隔离病人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回家了。实习的时间相对也拉长了。
钳工的工作就是每天用锉刀銼工件，开始锉方塊，后来锉内卡，外卡，圆规。对我来是非常累的，但由于实习没有学习的压力，同学们都表现很轻松，干完了的或有把握提前完成的人就到处蹓跶，许多人过来帮忙，平时不太来往的都来了，这个帮点那个帮点就完成了任务。
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下棋玩，我们下的居然是围棋，我还帮一个女同学反敗为胜，赢了实习的师付。其实我的水平很低，只是从爹爹那里学了点入门知识，以后和哥哥下，我是屡战屡敗，以至要他让许多子才肯陪他下一盘，至今只记得开头时是"四方皆我有"或者"一子定中原"了。
实习生活使同学们增加了交往，拉近了距离，我原来对有些同学有偏见，甚至在日记称之为魔鬼，通过实习，有时间和机会认真交流，这才认识到原来的想法根本是错误的，反而成了好朋友。所以感到班级这个集体主流还是非常好的，我也特别願意参加和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为集体作些事情。
风暴来臨之前
一九五七年那个暑假，国内形势已很不平静，反右的风暴即将来临，只是学生不搞运动，所以我们虽然也看点报，知道一点，但总的来说是懞懞懂懂的。
暑假我选择留在学校，因为吃饭不要钱，另外家里住的太挤，一间十七平米的平房还分出部分作厨房，余下的爹妈和小玲住着也很挤，我每次回去都要上厂里姐姐的单身宿舍去挤，很麻烦。
再加上几个好友都不回家，在一起好玩，其实也没什么可玩，重庆的夏天真是个大火炉，我们一天也只能吃了睡，睡了吃，也很无聊。
有一天我和好友周育政忽然心血来潮，要去沙坪坝重庆大学去看看班主任杨老师，那个暑假全市的大学中专老师都集中在重大学习（其实是反右）。
于是我俩说走就走，到了重大，外人不让进，但老师可以出来，見到我们很奇怪，忙问有什么事，我们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你。杨老师是个很严肃的人，平日里也不拘言笑，但为人正直受人尊敬，他只是简单的说没事你们赶紧回学校一吧。我们俩离开重大，斜对面就是重庆建工学院，我就说我们去建院吧，我姐夫是那里的老师，因为和姐姐来过一次，我们就到他宿舍逕直敲门，姐夫正睡午觉，见我领同学来玩，赶快热情招待，又下楼去买糖请我们吃。我们两个全然不知一个老师正忙着开会，一个姐夫正打算睡好午觉下午好上课，就这样跑了三十多里路去玩只顾自己高兴，现在想想真儍。
新学期开始了，那是1957年秋季，气氛有些微妙的变化，学校里发生了一些事，先是有两个教师被逮捕了，其中一个是一年级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本来我们也不喜欢这个老师，他太照本宣科了，讲课很差劲。没想到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抓的，据说他是在抗战时发生在重庆的著名的较场口事件中，充当特务打手的辯护律师。（那个事件就是国民党特务带一群打手去冲击民主人士举行的抗日集会，把许多民主人士都打了，郭沫若的眼镜都打掉了）。那时我们一听，觉得他当然该抓，至于他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大家也懒得想，现在想起来，这位老师当年年令并不大，也可能是律师事务所一个小职员而已。
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我们的机械原理老师跳楼自杀未遂，在医院又吞针头没死，他是上海机校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年青老师，二十多岁，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据我们班主任说他没什么大问题，可能说错点话，心里害怕就自杀了，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健康和前途，可怜他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姐姐从上海来把他接走了。
学校又搞起了教改，要大家给老师提意见写大字报，我们当然得响应号召，有一天教力学的赵老师上课前忽然做起了检查，他说诚心接受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意见，要加以改进等等。我听了很不是味，因为这个老师一家人抗战时被日本人炸死了，他对学生就像对儿女一样，非常关心非常耐心，我们都很尊敬他。结果我写大字报使他来检查，心里总觉得对不起老师，六十多年过去了，心里还是很愧悔。
第一次接触政治运动
这学期学校学生中虽不搞反右，但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就是让没进入社会的学生知道什么是政治运动吧。班级里的领导权由原来的团支部和班委会改为核心小组，在班主任领导下工作。
全班分4个组，核心组的4个成员分别任组长。我在班上原来也只当个团小组长，这次却被指定为核心小组成员。其实之前和班主任並没说过多少话，他来班上之初，还因我生病迟来上学严历批评过我，当时很委曲。但时间一长，觉得这位班主任为人正直，值得尊敬。
本以为只是思想教育，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提高认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开始我们只是听完报告，分组讨论一些问题，如对红与专的认识等等，后来的内容就多了，什么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知识份子问题，可能和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密切联系起来了。
具体的时间记不住了，反正是五七年，先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各种言论纷纷出笼，中专生毕竟年令还小，也搞不清楚对错。然后跟着社会上这股风，有的人就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我们班有个男生才十六七岁，平时爱说些怪话，这时也不干寂寞，开始乱说，还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说蒋介石卖国有功。这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加上另外一个班也有一个闹得很出名的男生，还要到我们班来访问他，这下风头出足了，也在之后的大辩论中受到了批判，最后被开除送回原藉了。
紧接着原来班上最兇的那个女生也因为她親生父亲是被枪毙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她是来投靠当工人的继父来重庆的）她又发表一些不当言论，在班上兴风作浪，也受到批判，再也不敢兇了，虽然没给她处分，她自已赶快病休了。
我们大部分人则从学习、辩论、批判这些过程过初步体会到政治运动的威力，模模糊糊的明白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了。以前说话隨便的人也收敛多了。
家庭的変化
这一年我的家里也有很大变化，大姐终于找到了她的意中人在这年结婚了，当时她已年近三十，大姐夫是大学讲师，一表人才，满腹学问，为人热情、正直、善良。大姐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全家也为她感到高兴，看到大姐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归宿，我们作弟弟妹妹的由衷的祝福她。但那时也没有什么仪式，只是家人一起吃顿饭而已。而我在学校不知什么原因都没回去参加。
二姐的女兒小玲已经来重庆一年了，她又把儿子小毛弟送来，小毛弟长得很漂亮又乖巧，大家都很喜欢。可是后来三姐因为在贵州的县里防疫站工作，经常下乡，一个人带孩子很困难就把女儿唯佳送到重庆，二姐则把儿子接回贵阳送托儿所，因为爹爹妈妈没有精力带这么多孩子。这样家里一下就热闹起来。
五七年十二月这张全家福是我家最后一张。这以后我家的噩运就开始了。
五八年在全国大跃进的日子里，我很少回家，学校里忙得热火朝天（后面再详叙）根本没时间回去，家中偶有信来，后来也逐断稀少，哥哥偶然见到也是一返常态，由谈笑风生变成了沉默寡言。后来又听说爹爹上亍道办的学习班去了，还带上行李集中学习，都是前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当时还没太在意，解放这么多年，早就交待无数次了，他就一文职人员连科级都不是，每天就是抄抄写写，还有什么好交待的。可是他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了。后来从姐姐信中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
在一中，哥哥受到不公正待遇，学生中本来不搞反右，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是学生干部，有的同学是出于嫉妒，但更重要的（我们后来才知道），是打击报复，因他55年中考找不到成绩既没有录取通知也没有不录取通知，爹爹急了，就带他去教育局反映情况，学校某些人认为是越级上告，虽然安排他上了高中，可机会来了就把他打成右派学生，还装进档案，从此就打入另册，直到改革开放才平反。其罪名非常可笑，只因他头大像列宁，许多人这么说他也很得意，还喜欢模仿电影里的列宁，演得维妙维肖。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父親解放后，虽然没有工作，但也是平安无事，他为了哥哥中考的事去找教育局这就犯了某些人的大忌，不仅是越级上访，还很可能被看成了"政治事件"，因此结局就很悲惨了。
父親身陷囹圄，哥哥虽参加高考考得很好，却以政治不及格为由不予录取。到处找工作都不接收，最后去了一个工作环境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小化工厂。
这里我引用他去世后，一位当年的同学悼念他的诗为证：“忽报老许亡，泪目向天望。皇天你不公，妒才忌贤良！校园少年时，大头高智商。(注1)本有凌云志，班头斥狂妄。(注2)优秀尖子生，中考竟落榜。乃父浑身胆，为子拼上访。五八反右劫，父子陷罗网。逆境廿一年，无限哀与伤。”
58年末，因大姐已调至建工学院工作，他们分了一套房子，于是妈妈带着小玲、唯佳搬到了沙坪坝建工学院的宿舍，和大姐大姐夫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家在重庆最后一次搬家。
大跃进的1958年
1958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了大跃进的方针，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全民为这一目标沸腾了。
各级组织和个人都纷纷推出自已的跃进规划，我们每个人也要定规划，每个班级也有规划。新学期开始不久，就召开了全校的跞进誓师大会，为了争先进，在规划中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
新学期，我们班王任换成了朱老师，他是团委书记，很善于鼓动和做思想工作，在同学中威望很高。
在誓师大会上，因为班上只有我会普通话，所以老师指定我为班级代表去发言（说普通话也是跃进目标之一）开完会后，我匆匆赶到操场，我们具211班女生正在那里合影。从打的横幅上可看到"苦战一年上交50元"的字样，那时50元可是个大数目！
那时上上下下都头脑发热，订些规划都使劲吹牛，到时候做不到就弄虚作假，形成一种很恶劣的风气。
在农村就出现把许多稻子割了堆到一塊地里，然后就报导说哪里又放卫星了，畝产达到了多少斤，其实谁都明白不可能，但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谁也不说破，谁说破了那就没有好下场。
在工业战线当时最重要是钢产量，五七年全国仅生产钢铁535万吨，于是58年提出的跃进目标是翻一番，年产量要逹1070万吨。这样一个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开始了。
学校也不例外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贡献，社会上都把家里的铁锅砸了去搞什么鸡窩炉土法煉钢，大家都到食堂去吃饭，当然只能炼出一堆钢渣，我们是堂堂的工业学校自然要搞得高大上一点。
我们班担负了学校的炼钢任务，当然觉得非常光荣。于是组织了突击队，搞了一个转炉炼钢。所谓转炉，其实是一个汽油桶焊上一个炉帽，里面砌好耐火材料，把废钢铁在化铁炉中化为铁水，倒入转炉，吹进氧气，使炉温升高，铁就煉成了钢。
我们的队长是班长简官成，他非常能干，又能吃苦。带领我们突击队员每天下午下课后就去转炉车间煉钢，一直要干到凌晨三四点，到食堂吃顿夜宵再回宿舍睡觉，等躺下已快天亮了，八点钟赶到教室上课，有些人睏得都站着上课。
记得有一次上俄语课，老师正领着同学们读单词，忽然听见咕咚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我们的简队长，站着上课睡觉了，差点就摔倒。老师也知道我们班是突击炼钢的，也无可奈何，其他队员都在打瞌睡，根本没法学习。
就这样开始的时候，天天无功而返，炉温老升不上去，后来慢慢找到原因，才炼出了第一炉钢，我也忘了当时是那几个参数達到标准，我们在浇铸的钢锭上取了样，送到金工试验室进行检测，最后就算成功了。
我们突击队就两女生，我的好友周育政和我，周本人解放前是童工，父亲姐姐都是工人阶级，根红苗壮，理所当然加突击队，我是核心组成员，虽然干体力活不行，但可以当材料保管员兼记录员，拿着个实验室的远红外测温仪，监看炉温。还参与研究生产中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的合理化建议还使得车间省了一台吊车，心里还是有点小得意的。
也忘了是哪天，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全国的钢产量达到了1070万吨，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也不知是不是算上了那些鸡窝炉炼的土钢），反正早上听到广播，下午就开庆祝大会，上午用来准备节目。我们班就指定我和外号"诗人"的雷义均和周育政三个人来准备。我从小学，中学搞集体创作就有了经验，大家在一起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我让他们先歇着，自己一个人就写了一首长诗，我负责领诵（自己写的熟悉），读完一段大家合诵，合诵的句子不多，好记，形式有变化又加强了气氛，结果演出还算成功，起码是用半天时间完成了任务。
炼钢之后，我们班彻底成了劳动队伍，什么建红砂厂，修房子搞基建，甚至还搞了个水力发电，很多都是瞎搞，试想把游泳池的水抽上来利用落差去推动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把几个灯泡点亮了，这就叫水力发电，把能量守恒定律都忘光了，这不是瞎搞是干什么？至于敲着脸盆去赶麻雀，把麻雀从这个山头赶到那个山头，每个山头都有人，麻雀就累得掉地上了，这种事也没少干。学校也把我们当劳动力，挑煤切菜挖泥塘都是常事，实习工厂还接了好多活，我们也去开机床。我还参加一个勤工俭学话动，给机床厂描图，不过这还学了点刮图改图的本事。总之忙得不亦乐乎。唯独学生的最重要的任务学习不被重视，基本放到最后的位置上了。
更有甚者，有一段时间提倡机床不休息，人分三班倒的干活，八个小时工作后还要上课，那还有精神呀？都趴在桌上睡觉了。也不知道学了什么。在车间干活也睏得要命，记得有一次和同学抬一个大木头在钻床那儿排队钻孔，等待的时间我坐在木头上就睡觉了，全然听不到旁边的机器轟鸣声，都做起梦来了。
这时候的学校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浓厚的学习气氛，我们几乎都变成体力劳动者了，崇尚体力劳动成了风气。现在看那时我断断续续的日记，全是检查自己害怕体力劳动，从思想深挖根源，上纲上线说自已的错误。开会时别人给我提意见也是这些，搞得我非常自卑。
幸而我一直是核心组成员，另外班里的宣传工作也离不开我。去车间劳动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抽出来搞宣传，那时也许是年青的原因，脑子里灵感多得很，一件小事我都能写一大篇文章诗歌，现在想想可能是中了当时浮夸风的毒了。
记得有次也不知是什庆祝会，班上要出节目，我一人写了好多首歌，有合唱，齐唱，独唱，男女声对唱，作词谱曲我全包了，水平不见得有多高，但胆子是真够大的。
五八年还有些值得一记的事，那年暑假，我们学校在成都揽到一个测绘机器的活，派了几位老师带几个同学去成都出差，同学是从我们工具专业四个班每班出一个。我有幸成为我们班派出的人选，去了一趟成都。在学校的同学则在这个假期进行整团。
我在一个月的测绘工作中也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师还带我们在成都逛街，吃赖汤元。总之一个假期，连学带玩过的很开心。
整团引出的故事
回到学校却大出意外，整团的结果，班上一名很老实的小男生被批，差点被劝退。更想不到的是，原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生找到我，说他犯了大错误，他把实验室的铜器偷出来到学校后门收废品处卖了钱。被发现了。
这个同学原来当过团支部书记，后来因为学习吃力主动辞职。我对他印象很好，觉得班上他的思想水平最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很有头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干活特别能吃苦，也乐于助人。而且他画画极好，有一次学校搞教改展览，同学都出去参加劳动了。只留下他和我，还有别班一男生，我们三人苦战了三天三夜，把所有的展板都画好了，我对他的绘画水平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个同学在后来的煉钢运动中表现很好，苦活累活抢着干，大家觉得他是用行动来改正错误，对他也没有一点岐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大家把他选为学习委员后，他又重蹈旧辙，利用工作之便，把给全班借的参考书和手册去卖了废品，把卖的钱私吞了，又犯了大错。
真是叫我们目瞪口呆！
他用自已犯下的错误断送了自已的大好前途，后来毕业 分配到了新疆，再后来，也是多年后听说他在新疆干得不错，回重庆把母亲和妹妹接去了。
虽然已过去了六十多年，我仍然很为他惋惜，但願他在那里能冼心革面，真正的重新做人。但我到现在也百思不得其解，人性怎么能这么复杂，他那么明白的人怎么做那么愚蠢的事。只能说那时我太年轻，社会的阅历很少，所谓涉世太浅，另外对这位同学的崇拜也蒙敝了我的双眼。
困难时期来了
现在想起来，我们本来上中专是为了学得一门专业技能，将来成为技术人员，为祖国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但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学习当一个体力劳动者，学习专业知识被放在最末位，一天繁重的劳动下来再去上课，可以想象得到，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没有精力听讲，没有时间作作业，老师同学都只是敷衍了事，根本没学到什么东西。
实际上我们儍乎乎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想那么远。一年很快混完了，后面的情况就很清楚了，这股狂热的风潮过去，学习才恢复了正规。
只是从这以后，我们的寒暑假也都被劳动佔掉了，每次假期回家都住的很短，妈妈是个坚強的人，也许是生离死别这辈子经历得太多了，她从不谈论家里发生的事。我害怕触到她心里的痛处，也绝口不提。
但她还记得提醒我：不要太节省了，给你的零花钱用不完能买什么吃的就买什么。听了她的话我才开始买点零食，可好景不长，后来什么吃的也买不到了。真正的困难时期来到了。
煉钢的時候，还常有附近的供销社来慰问，我们半夜下班到食堂吃饭，他们就摆着一些商品在那里卖，我记得买过一种猪肝糖，这些东西在外面是买不着的。
那时开始粮食定量了，我们这些煉钢的同学，都受到特殊照顾，按最高定量的铸工来定，每月是42斤，一般人都在30斤以下，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份子和普通居民都很低，只有20多斤，又只有极少的副食、油和蔬菜，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吃不飽的状态，究其原因，天災人禍都有，不过我是幸运的，我的定量根本吃不完。但吃不了的也不敢.帮助别人。
记得班上一男生由于计划不周，(当然主要是吃不飽>一个月的食堂粮票早早吃完了，饿了好几天，眼晴都饿红了。结果还挨了批。我也不敢帮他怕挨批评，直到现在想起这事心里还是愧疚不已，但我也是真不敢。
那时一股左的风潮盛行，很多事都上纲上线到反对三面红旗，谁都害怕。
毕业前夕
眼看59年就要毕业了（我们是三年制），忽然来了通知，改为四年制，60年夏天毕业。可能是由于中专生已经饱和，分配不出去了，上一年级的同学通通分到工厂当工人，后来我到东北，看到58年北京机校的毕业生一窝都端到我们厂当了工人。这说明58生毕业的中专生已无技术工作岗位了。我们也只能多读一年了。
其实是说得好听，功课都学完了，这一年怎么办？名义上是搞毕业设计，实际上就是想法子打发时光。除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在城里的农机展览会搞测绘外，真记不住到哪里干什么。
在农机展览会那段生活很好玩，我们住在市总工会礼堂，女生睡午台上，打地铺。男生住午台下面睡长椅，中间拉上大幕就隔开了。白天或上展览会测绘，或在礼堂画图。我负责的这组非常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总是有说有笑，这里有我的几个好朋友周育政，刘安涛等，刘年令最小，说话幽默风趣，很能活跃气氛。
我们的班长很有办法，他利用我们在这里吃飯不交油票的机会，攒下了一些油票，回到学校后，上伙房借了口大锅，我们又自願捐了些食堂粮票，到食堂买了些面粉，在自己种的菜地里摘下藤藤菜（空心菜）最嫩的部分，然后上了教学楼后面的山上，支上锅点上柴火先炸油饼，再加上籐籐菜煮了一大鍋汤。每人来一大碗，吃得那个香，真叫终生难忘！
要知道那是1960年，全国人民都在过着饥餓的日子，我们好几个月没见过荤腥（发的肉票学校集中买猪崽来养都养死了），油粮都是定量很少，只有我们参加煉钢的人很幸运，定量是i每月42斤，我又得了一次病（俗称苦夏）一个月都几乎水米不进，所以剩了好多食堂粮票，这次活动一半的粮票都是我捐的。
那时还有许多奇怪的规定，吃不完的粮票不准接济别人，不能兑换成地方粮票带回家去，所以我很少回家，家里人定量很低，根本吃不饱肚子，妈妈定量只有21斤，是我的一半，我那能回去吃她们的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走那天在食堂多买几个罐罐饭背回家，可是背着沉重的罐罐，要先步行十里路才能到车站，那时公共汽车没油烧，都是顶个天然气大包，三四个小时才有一趟，到了沙坪坝还要走半个多小时到家，实在是太累了！
在学校怎么混过四年级实在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从城里农展会回到学校，连教室也没有了，把我们班放到江边食堂楼上一间房子里，好像是个对外一面没完整墙壁的房子，非常简陋。说也奇怪，我们一天无所事事还高兴得很，还记得在那里全班高唱"松花江上"这首抗日名曲，唱得慷慨激昂，引得路上来往的人都驻足来看。
也可能是长期学习紧张劳动又非常劳累，总算得到解脱，心情得到放松的缘故吧，何况我们一回来就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我的毕业设计一栏，赫然写着"5分"，天哪！，这"5分是从何而来？我们跑来跑去根本就没来得及写毕业设计的论文。也许学校急于把我们打发走了，究竞我们只是学校这个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该下线了！
工具411班毕业照 1960年夏
毕业分配
60年夏季终于熬到毕业了，分配方案一公佈，我们都很意外，原来这期学生分配以上大学为主，我们班有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有上南京航空学院的，有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还有上重庆大学的，除此以外就是分配到新疆，内蒙还有一些地方的一机部直属厂。我和周育政都是上成电，这一拨里还有好多相处不错的同学，大家都很高兴。
家里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家终于有个大学生了！
离开重庆那天，我们上成电的人是一块走的，因为是下午的火车，所以上午我们就在城里解放碑一代逛街玩，轮流请客吃冰棍，我记得大概一人吃十根左右（那时也没有别的吃的卖）。虽然8月份的重庆骄阳似火，可我们完全忘记了炎热，只有将要去上大学的兴奋。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们很快完成了报到，注册，分专业，领校徽一系列手续只等周一正式上课了。中间还抽空逛了街和观看了全国游泳跳水比赛，见到好多世界冠军如穆祥雄，莫国雄等。至于成都的名勝古蹟杜甫草堂、武候祠等等，反正来日方长，慢慢去看就是了。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来了，周六下午，忽然通知部分同学去开会，其中有我。大家来齐了后，老师宣佈来开会的同学不能上学了，要回原校等待重新分配。
回到宿舍，告诉同学们马上要分别了，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平静，一直向往的大学梦就这样结束了，虽然遗憾但並没感到多大的打击，反而觉得工作也挺好，从此可以独立了。倒是几个留校学习的同学表现得难分难舍的，后来我们还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我坐上火车又回重庆了。
回到学校才知道别的大学也是如此，只因他们路途远，所以不回校就地消化了。我们成都的路近就都回来了。各个班加一起有二十多人吧，由人事部门直接管理，明确告诉从九月份起就发工资29.5元，现在就算工龄了。
发工资就得干工作吧，不能白拿国家的钱，我最初是和另一班一个男生给实习工厂模型间的何师付测绘图纸，何是市劳模，搞了好多设备革新但没图纸，我们两人给他画了一个月全部画成轴测图（立体图）把他高兴坏了。我也通过这次画图把制图能力进一步提高觉得收获不小。
部里不断发分配通知，同学越来越少，我们最后一次工作也沦落到食堂炊事班给学生打粥了，这个活还不如画图，面对的是人，打干了稀了多了少了意见一大堆。
60年12月中旬，终于轮到我们最后五个人了，我们被分配到最远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重机厂，想想都有些恐怖，那是在几千里之外的北方，除我以外这四个人都没出过四川，更別说去中国最北边的黑龙江了。
十二月底，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往届毕业生分配到北方都有寒衣费，可我们什么也没有。
別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在重庆过冬天，从来就没有棉衣棉裤，连秋衣也没有。只有两件毛衣加上姐的灯芯绒外套，裤子嘛往年怎么过也忘了，但肯定到不了目的地就得冻死了，家长们也都干瞪眼没办法，那年头别说没钱制办，就有钱没有布票棉花票也做不成，买不到。
没奈何，最后是姐姐把她的一件小棉袄，一条白色棉线织的围巾给我，妈妈把她的一条棉裤给我，其他棉鞋手套之类是没有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们怎么渡过那个冬天的。一起走的两个男生也和我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自已还没有家人紧张，一心想着快点出发，趕在年底前报到，千万不能晚了，读了四年书，不就是为了今天有个正式的工作岗位吗？
妈妈还在生病，但她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明知我这一去，天涯海角，路途遥远，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但她当着我面没有流过泪，我虽然离开妈妈心里很不捨得，也只能安慰她：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火车是早上发車，三天两夜，直达北京。再由北京到齐齐哈尔。走的前一天晚上，大姐送我到两路口火车站附近，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旅馆内，次日一早，没等我上火车，她就匆匆趕回沙坪垻上班去了。
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会合，登上了北去的列車。
多年之后，回忆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眼前：
七律 忆別
往事如烟细细寻，
犹记姊妹别离 情，
夜寒棚屋同榻卧，
晓雾江边独北行。
着姊寒衣御霜雪，
历尽艰辛到边城，
少年哪识愁滋味，
从此关山万里程。
再见了重庆，那时我20岁，但已经是第四次向我居住过的城市(还有故乡)告别了，而重庆我是住得最久的城市，有十一年之多，我已经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孩了， 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马上就要奔赴千里之外的北疆，知道那里是天寒地冻，冰霜风雪；也知道親人远隔，环境陌生。但我们仍然充满对未来的期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想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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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成都前，全家合影
摄于1960年夏 重庆
离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前与同学合影
去东北前与兄姊合影
赴东北途中路过北京，在天安门与同去同学潘茂名，王声喜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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