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奖在不经意间给我们的启示

日期：2011-10-17 作者：陈宪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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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
    
    ⊙我们不要简单地看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上的不同，而要从中看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我们必须正视各国在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不能简单套用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研究结论和经验教训。但是，既然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就有其一定的规律性或趋势性的东西，这同样是不可偏废和忽视的。
    
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值得期待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2011年的瑞士银行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尽管诺奖评选委员会新任主席克鲁赛尔强调：“奖项和政治没有关系，也不跟随当下潮流，只注重研究贡献。我们评估非常彻底，有可能花好几年，因此从研究完成到颁奖，常有时间落差”，然而，由于眼下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遇到了严峻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将萨金特和西姆斯关于宏观经济的研究与现实的宏观经济联系起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大家就是大家。西姆斯坦承，他的研究并不能给当下的金融混乱带来易捷的解决之道，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还在不断地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迅速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这无疑是对的。就像上个世纪的大萧条，1933年实行“罗斯福新政”后，还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才使一度高达25%的失业率和低迷的经济增长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在理论上，“凯恩斯革命”改写了经济学以往的结论，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由此不难想见，这场原因更加复杂的金融危机，不仅也要历经10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使全球经济回到常态的发展轨道，而且，宏观经济学的部分结论亦将发生重大调整和创新，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值得期待。
    
直面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灵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和萨金特同为理性预期学派创建人的罗伯特·卢卡斯，早在1995年就因为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诺奖对萨金特姗姗来迟，但是，时隔16年，经济学诺奖再次眷顾理性预期学派，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我们不要简单地看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上的不同，而要从中看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凯恩斯及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效，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效，尤其是把本来仅针对短期的政策操作中长期化，就难免陷入新的尴尬的境地，就像现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所遭遇的严酷的现实。因此，直面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灵，亦即政府失灵的开创性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
    
    西姆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发展了一种方法，用以分析经济政策的临时变动以及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体的。例如，西姆斯和其他的研究者运用这一方法解释了央行提高利率所带来的影响，通常要6－18个月的时间滞后，通胀率才会下降，而短期内经济增长已经逐渐下滑，而且，要到好几年后才会回归到正常的发展状态上去。这事实上就提醒了各国当局，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是有机会成本的，它看起来在解决问题，但很可能造成了新的问题，且严重性一点都不会比原来的问题小，一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滞胀。西姆斯的这一研究是地道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其他好的实证研究一样，它们的政策思路和建议是暗含的，人们不难从中体悟出来，至于应当如何做，当然不是学者的事情。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当局要高度重视这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并在政策操作中给予足够的关注。
    
“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是政策危机”
    
    笔者现在引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几段颁奖词，以期进一步说明关注政策失灵和政策操作的特殊重要性。该颁奖词指出，萨金特展示了“结构宏观经济学”如何被用来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挑战，而西姆斯则发展了一种分析经济如何受政策临时变化的影响的方法，譬如利率的增加。“今天，萨金特与西姆斯研究出的方法已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颁奖词中称。颁奖词同时指出，这两位经济学奖得主在解决诸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如何受临时加息或减税的影响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可见，在世界多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仍在为寻找经济困境的出路而烦恼时，尽管萨金特和西姆斯两人的研究成果收获于上个世纪，但今天来看依然没有过时。我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专家说得好，“有一个原因让他们能够共同获奖，就是政策变量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是政策危机，包括各国政策的‘以邻为壑’，如何认识政策的作用已经提上一个高度。”这就是今年经济学诺奖在不经意间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我们必须正视各国在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不能简单套用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研究结论和经验教训。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既然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就有其一定的规律性或趋势性的东西，这同样是不可偏废和忽视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