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何建明
近代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宗教文化作为这一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因此，近代中国宗教文化既不是对传统宗教文化的直接继承，也不是对西方宗教文化的简单接受，而是建立在适应近代中国社会需要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新型宗教文化，因此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现代文化特征。近代中国的各宗教文化都是建立在现代知识文化体系之中的，任何宗教都不能无视或逃避现代知识体系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与洗礼。离开了现代知识文化体系，宗教便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近代中国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有文化的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体系。说它是一种有文化的信仰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种以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文化信仰体系。说它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体系，是因为它同时是一种具有自觉信仰并立足于近代社会当中的古今中西文明交汇和现代文化阐释与创新的信仰文化体系。
无论是基督教来华之后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还是传统中国佛教的近代化，都是在一大批宗教文化人士的努力下自觉地、积极地开展起来的。比如，他们既开办培养教内新型人才的各式神学院和佛学院，也积极开办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普通学校，创办大量的文化报刊和学术研究机构，等等。这些现代宗教文化的主要实践者，不仅是宗教文化精英，也是社会文化精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和现代化水平。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宗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大多数社会文化精英或多或少地都与宗教文化发生一定的关系。正如陈独秀在1920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所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
近代中国文化与近代中国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从清末洪秀全借鉴基督教宣扬太平天国理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以佛教融通西学开展思想启蒙，到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黄宗仰等发扬佛教自由平等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民国时期王国维、梁漱溟、熊十力、陈垣、吴雷川、陈寅恪等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知识精英，莫不以各种形式探究宗教历史与文化，推动着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宗教文化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不只是适用于中国范围的宗教文化，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清末杨文会开启的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及其以祇洹精舍为代表的现代佛教教育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近代的佛学现代化运动和欧美及南亚地区的世界佛学复兴运动结合在一起，民国以后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并环游欧美，与欧美各宗教领袖对话，积极建立世界佛学院、世界佛教图书馆，以推动佛教全球化，从而使得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不仅突破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局限，也突破了中国文化的地域格局，中国近代的宗教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在民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化过程中，仍然保持、甚至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其国际化特征，促使中国在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和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步开展。
正是这种互联互动关系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宗教文化与国内外宗教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交互影响的关系，直接影响中国宗教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主体性确立和多样性发展。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实际上已经逐渐汇集到近现代世界文化、特别是近代世界宗教文化的复兴与传播的大潮之中。
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世界性特点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宗教的民族性遭到削弱，相反，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在现代化宗教教育当中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和民族特色，并呈现出一体多元的格局。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道家道教文化及儒家文化，在冲突中走向交流、对话和互鉴，乃至融合和创新。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与世俗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和科学化、民主化运动，也并没有因为冲突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积极地自觉调适，特别是在寻求中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以新的面貌和形式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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