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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徐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主编。先后策划有“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海外中国研究文库”“本雅明作品系列”“中华学人丛书”等。其中《浮生取义》《红雨》《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危机与重构》等广受学界欢迎。 |
以赛亚·伯林有一著名的论断，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源自于古希腊的一则寓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C·赖特·米尔斯(1916-1962)应该就是伯林意义上的“狐狸”，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社会学家与知识分子，他不拘小节，对于社会学挥洒自如，影响力远远溢出了社会学界，尽管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但他所倡导的社会议题与学术路径依然有其价值。
1997年，有人组织过一次对各国社会学家的调查，试图了解哪些著作对20世纪的社会学家影响最大，《社会学的想象力》位列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
《社会学的想象力》基于所论述的议题，更是有长久的魅力，社会学界对之颇为推崇。作为贯穿此书若隐若现的引线，“知识分子”的参与感与博雅诉求可以为读者理解此书提供潜在的思想背景。
米尔斯认为，优秀的思想家对于日常生活有丰富的感知能力，他们的研究工作并非与日常漠不相关，而是息息相关，进而使得两者相得益彰。他要求自己的后辈能够“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并且在你可能从事的每一项学术成果中纳入你的个人体验”。
具体而微，他主张建立完整的学术档案，用于缓解重复工作的乏味，使得研究者免受劳心费神之苦，更重要的是，说不定还可以激发研究者去捕捉边缘思想
针对当时社会学理论的危机，他试图嵌入历史学的视角，以便深入理解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对于社会心态做更加生动的追踪。个中洋溢着浓厚的价值判断和人文主义色彩，为其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提出做了细密的铺垫。
米尔斯对人类的潜质抱有很高的期待，同时又担心“既有高尚的追求也有自甘堕落，既有剧痛也有欢欣，既有令人愉悦的残暴也有理性的芬芳”，人性的广度与深度恰恰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限度，这其中风景无限。
为此，他觉得注意力与思考力远远不够，学者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既可以促进理性思考，更能使得他们洞察世事，进而对周围的全貌有清晰的了解，这种品质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学者，对于记者、艺术家与其他专业人士也会很有助益。
早年米尔斯以为，“那些有能力和脑子洞悉机构缺陷的人，那些很敏感不能屈就错误命令的人，那些适应后就能屈能伸的人，那些有想像和智慧去形成自己准则的人，那些有勇气和毅力不顾社会压力和孤独过自己生活的人”，才是社会的瑰宝，才算知识界的中坚。无疑，他所欣赏的是知识分子的品格，这与能贡献出色当行的研究密不可分。
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偶遇的故事。某一天，艾森豪威尔慕名而来，不动声色地坐到米尔斯讲课的教室最后一排，米尔斯马上更换题目，开始说怎么用阶级斗争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越说越起劲，总统越来越不安，最后面红耳赤地匆匆离去。
刻意与权势保持距离，其实也是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部分，他呼吁学术研究的独立思考，深信这给人文社会科学的启发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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