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军事题材影片，场面宏大，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被列为电影“老三战”之首（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更是国产战争片中的天花板。这部影片是在特殊环境下拍摄的，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令人难以忘怀。
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1951年春，当时的“电影指导委员会”、中央电影局及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争片，作为1952年八一”建军节献礼片。成荫由于此前成功拍摄《钢铁战士》而被点将担任该片导演。
当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运动，各电影厂原先准备的片子全部停拍。上影厂要拍摄的这部战争片也因此成为当年唯一一部准拍片。
成荫领命后很快组建一支创作班子，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三位部队作家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为保证影片的真实性，上影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军事顾问团。
成荫（1917年－1984年），原名成蕴保，出生于山东省曹县
根据上级指示，《南征北战》要“以华东战场上一次大歼灭战为背景，着力表现毛泽东运动战思想，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指示也奠定了《南征北战》准史诗片的地位。
如何既能从宏观角度把握与展现重大事件的全局，又能使能剧中人物在观众中“立”起来，对《南征北战》剧组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写好剧本，沈西蒙率创作组深入当年参战部队进行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反复打磨，终于写出了剧本第一稿。
导演成荫看过剧本十分满意，本以为上级审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曾想，剧本交到电影局当时的负责人江青手里后，江青却很不满意，认为剧本里高营长和区长的爱情描写损坏了人物形象，必须要删去。
尽管剧中爱情描写的分量并不多，但它却涉及全剧的总体结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成荫和沈西蒙改来改去，总是难以圆满，急得团团转。
《南征北战》开拍之时，正值批判《武训传》，剧组因此也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没有保险的剧本，谁也不敢冒然开机。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上影厂领导情急之下找到曾拍摄军事片《耿海林回家》的导演汤晓丹来“救火”。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摄制组同拍一部片子的奇特现象。
当然，两套班子也有各自的分工：
成荫来自延安，曾在陕北公学和延安鲁艺学习，重点负责解放军方面的戏；
汤晓丹早年侨居印度尼西亚，1930年代后先后在上海、重庆和香港从事电影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上影。因为汤晓丹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所以专门负责拍国民党方面的戏。
《南征北战》角色里的高级将领，人物多达十几个，而且戏份相当。由于当时全国影片拍摄都停顿下来，这倒为《南征北战》选演员提供了极好的便利。演员阵营很快就排定：
陈戈饰演我军军长，冯喆饰演高营长，刘沛然饰演我军连长，张瑞芳饰演女游击队长。项方演敌军张军长，白穆饰演敌参谋长，杨华饰演敌李军长，穆宏饰演敌军总司令。
真可谓大腕”云集，群星璀璨。
为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并将残破的青州火车站作为日夜都能拍摄的重点场景。对于拍摄用具和道具，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
为了拍摄战场全景，摄制组还制作了一架左右能摇摆、上下能升降的木制升降机。战争场面自然少不了烟，成荫为此专门购置器材，组织了一支特技烟火队，这支烟火队对于创造艺术气氛和保证拍摄安全起了很好的作用。
《南征北战》剧情：电影讲述了1947年冬，国民党军队对苏北鲁南发动重点进攻，解放军在苏北七战七捷后，诱敌深入，大踏步撤退至鲁南一带。对于我军的战略转移，一些指战员和群众不理解，也有一些牢骚。敌军以为解放军溃不成军，于是集中几十万人马，意欲将我军合围。但解放军将计就计，在运动中歼灭敌军李军长部；随即渡过大沙河，生擒骄横的张军长和参谋长，敌人阴谋破产。
电影《南征北战》的编剧之一沈默君想请陈毅为《南征北战》剧本把关。当时，陈毅既是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爽快答应了。
听完编剧沈默君的介绍，陈毅指出剧本存在着概念化、简单化的问题，随后强调说：
“有些对话请你们务必修改，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也不要提陈司令、陈军长，统统改成部队通用的首长称呼。仗不是我陈毅一个人打的，是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打的。我陈毅一个人能消灭敌人60万吗？显然不能。胜利归功于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归功于大家。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陈毅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我的作用也就是那么点子，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夸大个人作用就会脱离群众。
在和编剧沈默君谈到剧情时，陈毅明确地说：
“你们应该设计一个解放军团长，在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搞不通思想，丧失了胜利信心，临阵脱逃，叛变投敌，最后在我军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又被我军俘虏，受到军法审判。这样写矛盾冲突才有说服力，才有艺术魅力。要知道，搞通运动战思想，不是听一次报告就通了的，是要经过斗争实践才认识到的。”
听了陈毅的指示，沈默君几天几夜都没睡好。他和合作者沈西蒙、顾宝璋反复商量，三人均没有勇气这样写，只写了一个战士由于对运动战想不通，从主力部队开小差到地方游击队的情节。即使如此，这一情节也在层层审查中被指为暴露了我军政治工作一个很大的弱点，要求修改为没有开小差，变为我方全部是正面人物出场。
有人严厉地指责沈默君：“让一个战士的思想发展到开小差，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为什么要这样写？什么动机？你们要向组织检讨错误。”
沈默君
陈毅详细了解了《南征北战》剧本的审查过程后，沉默了。基于当时全国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的严峻形势，陈毅感到《南征北战》能通过审查而获拍摄，已是很幸运了。
在《南征北战》的拍摄过程中，陈毅在北京开会，遇到军委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还是发泄出了他胸中的不满：“一个战士开了小差，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那张国焘开了大差，投降了蒋介石，能不能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垮台了呢？对艺术要求不能形而上学、吹毛求疵。”陈毅又说：“艺术构思要大胆，要有魄力。你们不许可写一个解放军团长叛变，塑造反面典型，说明你们艺术手腕、气魄不大。写文章跟打仗一样，首先要有勇气才行。”
30多年后，惨遭政治迫害的陈沂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说起陈毅主张在电影《南征北战》中写解放军团长叛变投敌的创作胆识，感慨万分：“现实生活中，'副统帅’的叛逃震惊了世人，岂止写一写'战士开小差’、'团长叛变投敌’？陈老总艺术构思上的大将军胆略，在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中，仍然值得学习，发人深思！”
当年指挥解放军在苏北和鲁南作战的粟裕将军对影片非常关注，专门将成荫和汤晓丹请到北京，亲自为他们讲解当年华东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形；
在讲到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时，粟裕说：“这次大规模运动歼灭战总共打了63个小时，共歼敌5万多人，而我方伤亡6000余人。”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的王耀武曾不解地说：“5万人3天被消灭，就是放5万头猪叫共产党来抓，3天也抓不完啊。”
对于我军为何如此神勇的疑问，粟裕为他们解开了谜团。我军抓住莱芜战役北线战机，迅速北上，集中53个团的兵力，解决国民党第73军和第12军1个师，随后迅速直奔新泰，火速拿下敌人的第46师，并向胶济线进攻。最后，在莱芜以北设伏，布成口袋形阵地，当敌人进入口袋后，我军立刻拦头断尾、两翼夹击，迅速将敌人歼灭于运动中。
《南征北战》拍摄距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两年，各方面经济还比较吃紧，粟裕要求剧组节约每一分钱，要爱护部队和群众，尽量减少参拍部队和群众数量。他还建议将剧本中我方炸弥河桥改成炸弥河大坝，这样既能保证质量又可减少投资。剧组遂根据粟裕的建议对剧本场景作了修改。
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南征北战》的主要外景拍摄地就在山东。
在泰沂山脉北麓的群山环抱中，有一片89平方千米的嵩山生态旅游区，这里是沂源、青州、临朐、淄川的交界处。《南征北战》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电影为何选择这一拍摄地点？
当年，《南征北战》中的火车站和城市镜头是在益都(今青州）拍摄，数量较少，几天就拍完了。拍完后，摄制组一路南行，寻找理想的外景拍摄地。
关于外景拍摄地,只定在沂蒙山区，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并未最终确定。当一行人乘车到达临朐县城时，有人指着城东南的朐山对成荫、汤晓丹两位导演说：“这座山就是朐山，它形状特殊，虽是弹丸之地，确是易守难攻。”
这几句闲聊的话，立即激活了成荫导演的思维，他当时就决定：拍摄地就选在南麻、临朐战役的中心地带，因为这两次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在转入战略进攻前夕组织实施的两次攻坚战，与剧本中的情节非常吻合。
一行人从临朐县城出发继续向西南而去，当到达第五区嵩山乡（今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时，导演命令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就地拍摄。
导演成荫对大家讲了几个理由：
这里青山逶迤，沟谷纵深，时值春夏季节，气候宜人，风景如画，非常适宜拍电影，占尽天时；
这里是革命老区、沂蒙山区，且位于临朐、沂源县交界处，是南麻、临朐战役的主战场。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辖区内有齐长城等历史遗迹，古代属于齐国边境，齐鲁交界处，是临朐、沂源、淄川等地的交界处，多元文化聚集，与剧本中创设的场地比较相似，占尽地利；
这里是一方英雄的土地，1938年11月，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马保三在这里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12月，临朐县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临朐县独立团在这里成立，1940年鲁中“抗战日报”编辑部设于此地……
这里民风淳朴，人们忠勇爱国，占尽人和。
摄制组到嵩山后，导演成荫带领着主要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山、岭、沟、河间察看地形，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山峰、山坡、悬崖、巨石、小河为背景拍戏，以拍出最动人的战斗场面。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导演成荫决定在西井村北至龙门河大桥西一带拍摄主要镜头，个别镜头在附近村子拍摄，并对这里的地名一一进行“包装”。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没有修建今天的仲临公路和龙门河大桥，西井村也没有搬迁，地理地貌与今天差异很大，现在照着电影按图索骥，会一无所获。
《南征北战》中的凤凰山是龙门河大桥西面的山，南北走向，山上建有圩子当地人把这座山叫“西山圩子”或“圩子山”，它是临朐与淄博的界山，山之西为淄博地界。远望山之主峰和左右余脉，犹如一个展翅欲飞的大鸟，因此叫“凤凰山”很贴切。
摩天岭在西井旧村西北，俗称西山，山上荆棘丛生，丝萝缠绕。从南坡攀登，地势较平缓，如从北坡攀登，石壁如削，非常险要。
大沙河就是现在的龙门河。龙门河是弥河支流石河流经嵩山龙门的一段，号称古齐第一“津关”。此处扼交通要冲，是青州通往西南的咽喉地段，有鬼斧神工之妙。因河北岸，有悬崖高十余丈，两崖相对，状若石门而得名。
《南征北战》中士兵掬水而饮的甘泉，位于西山峭壁下，大寒不冻，大旱不涸，四季喷涌，永远是那么有活力，当地人称为“不老泉”。
电影中的“大坝”，位于“不老泉”上游600米处，因拍摄电影临时所筑。大坝东西向，西侧连着“贾家楼”，东侧连着山根。此处的“贾家楼”为地名，相传为隋朝末年秦琼、李靖带兵驻过的地方。后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此处被采土垫地，改为龙门河道，旧址及原貌今已荡然无存。
《南征北战》中桃村，是电影故事中塑造出来的村庄，其位置在今龙门河大桥东北开阔地附近。村子前面是大沙河，后面是黄土岭，西面是凤凰山，北面是摩天岭。
当时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尚未修建，人们沿着石河即“大沙河”两岸通行，交通主干道在今天的西井村东。当时留下的凤凰山、摩天岭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1952年春节刚过，成荫和汤晓丹便率摄制组来到山东青州。参加电影拍摄的步兵、骑兵、装甲兵、汽车兵、工兵、炮兵纷纷在小城安营扎寨，好不热闹。
摄制组和军队的到来也吸引了许多前来看热闹的人。大概是刚解放不久，看到这些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的军队，大家感到非常亲切。
然而，当一队戴着钢盔，背着卡宾枪，穿着美式皮靴的 国军”走过时，许多人禁不住惊叫起来：怎么国民党军也来了？”一位着棍子的老太太，踮着小脚气乎乎地跑上去，拿起棍子朝一个戴钢盔的“国军”头上，嘣嘣嘣就是三下，嘴里还不住地骂着：“怎么回事？这些免崽子们怎么又回来了……”还有人朝这些国军”扔起了石头。
军事组一位参谋见状，忙叫道:“这不是真的，这是拍电影！”
大家听了这才恍然大悟，人群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看热闹的人兴奋不已，但导演们却急得冒火。当时参加拍片的一个团是刚从朝鲜战场拉回来的，别看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个个神龙活现的，但演起“国军”来却一个个哭丧着脸、垂着头，任凭当官的喊破嗓子也走不整齐。
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战士们不愿演“国军”。一位姓王的营长见状，立即将全营一百多位战士集合起来，大声说：
“（演国军）这是政治任务。就算是让国民党又抓了一次壮丁。咱们今天来拍电影揭露控诉他。这不用演，都熟悉，咱不抬举他，也不糟蹋他，真的什么样就怎么演。导演在这儿，你给我们掌着舵，演得不像、演得不好你撤我的职！演得好了说不定还当电影明星呢！”
演“国军”的战士们听了王营长的话，顿时来了精神，导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逸闻：摄制组从初夏时节到西井村安营扎寨，至盛夏时节拍摄结束，前前后后40多天，这些天的日日夜夜里，演员们顶着烈日演戏，不怕吃苦受累，自己开火做饭，吃的是大食堂，烧火用的木柴全部是到邻村筹集的，摄制组按市场价付款，因此村民们送柴火的积极性比较高。
看过《南征北战》的人对片中那些民工支前的恢宏场面一定会记忆犹新。当初在拍这些戏时，导演还真是捏着一把汗呢。因为剧中的这些群众演员都是从分散的各村邀请来的，他们能准时到达现场么？他们拿来的“道具”能行吗？
然而，到了开拍那天，正式时间还没到，乡间小道上便长龙似的涌动着一队队人马，有推着小车的，有抬着担架的，有挑着铺盖的，有扛着门板的。青年人扶着老人，领着孩子，背着病号……他们身上穿的，手上拿的都是战争年代的衣物和用具，个个脸上凝重而严肃。
摄制组被老区人民那动情的“投入”深深地感动了，用不着说戏，立即拍摄，几台机器整天转个不停，竟然没有一个老乡“开小差”。
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青州戏刚收镜，另一个外景地的地方干部又急冲冲地赶来，找到成荫说：“俺们那儿好几年没见队伍啦！大伙儿都想啊，你们就快去吧！”
地方干部着急，摄制组又何尝不着急呢。由于场面大，拍起来费力，夏天快到了，许多冬天的戏还没拍。
眼瞅着绿油油的田野，花团锦簇的果树，导演急得直跳脚。
想到山区夏天可能来得晚一些，成荫于是连忙召集大队人马向大山奔去。
可到现场一看，大家都傻了眼：山区的夏天虽不及平原来得早，但此时也是桑树吐绿，杨树枝头上也吊起了一片毛毛虫似的毛絮，哪里还有一点冬天的影子？
现在大部队都开来了，再换外景地不仅费力费时，拍摄进度也因此要受到很大影响。这该如何是好？
成荫和汤晓丹两位大导演真是万火攻心，一筹莫展。
一位姓董的团长见状对成荫说：成导演，你能不能用那家伙（指取景框)看看能带出多少树，能带上的，咱就把树叶全捋了！”
成荫听了，犹豫不决地说:“这能行么，这些树可是老乡的经济林，他们靠这生活呢。”
话音还没落，一位老大爷便过来说:“这些树都是俺家的。为了拍电影，俺捐出来了，哪棵树碍事就除哪棵，不用犯难！”
看着老大爷那诚恳的目光，成荫被深深地感动了。
董团长随后便将各连干部招来，下达捋树叶的命令：“一个班一棵树，电影带着的就捋干净，带不着的一个叶也不准动，这是群众纪律！”
董团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便捋起袖子纷纷摘起了树叶。
当时桑树下种着谷子，导演明确要求，不许损坏一棵青苗，否则重罚。整个拍摄中，地里的禾苗完好无损，桑树按照当时的桑叶价格和估算数量付了钱。
“冬景”问题解决了，战士们很快投入了紧张的拍摄之中。
时间过得飞快，拍着拍着，真正的夏天便来到了。夏天拍冬天戏，其艰苦可想而知。
起初那些不愿演“国军”的战士，此时倒显得比“解放军”轻松许多，因为在影片中，敌军服装是夹衣，或是套着棉袄的单衣。而我军却仍旧穿着大棉裤、大棉袄，而且还要顶着骄阳，跑步攻山头！
士兵们都穿着棉衣，热得大汗淋漓，外围有岗哨，旁边发着电，正在向北拍摄。远处，有一位上庄村老人从八亩地挑着一担麦子由北向南回家去，不小心被拍摄上了，导演仰天长叹，说：“可惜啊！可惜啊！毁了我一盘带子”，只好把它剪去。
一场戏下来，“解放军”都是汗流浃背。当年在片中承担一个小角色的演员仲星火每每想起当年拍摄情景还是感慨不已：
“我们每天天一亮就挂几个水壶，找着道具，穿着棉军装，戴着棉帽子，夏天四十多度，山上一棵树都没有，一直拍到晚上，又是烟又是火，机枪爆炸，一天就吃这么几壶水，拍一个镜头就把衣服脱下来，里面已湿透。一天都没有小便，所有的水都变成汗跑光了。”
《南征北战》不仅拍得艰苦，而且险情丛生。
在拍摄战斗场面中，用的炸药都是真的，而且威力巨大无比。雷管也都是用紫铜做的，崩到眼睛是很危险的。
拍摄时为防意外，相关人员都要在埋炸药的地方画上保险圈。
结果拍摄时，战士们毫发无损，倒是当过多年兵的导演成荫挂了彩，腿上被弹出的雷管崩了两个小窟窿。
轶事：当时没有电，也没有修嵩山水库，摄制组就在丈头湾崖（俗称北崖头）西的一个场院里用机器发电，在场院东侧设有放映场，白天拍了电影晚上就放映，于是吸引了周边村庄的人前来观看。当时是建国之初，文化生活贫乏，当地群众对拍电影之事感到非常新鲜和好奇，观众之多，不言而喻，以至到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观众中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有，许多裹脚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是骑着毛驴来看，后面跟着丈夫或兄弟陪护。
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与一般战争片相比，影片《南征北战》勾勒了一批浮雕般的我军英雄群像。一般来说，在一部影片中塑造人物越多，人物的形象就会越单薄。然而《南征北战》却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难题，避免了概念化和脸谱化的描绘方式。
指挥有方、潇洒睿智的我军军长；文武双全“又进步了”的高营长；善战但不善于领会上级作战意图的我军连长；朴实、勇敢的女游击队长；骄横霸道、不可一世的敌军张军长；老奸巨滑、爱叫拉兄弟一把”的敌李军长；还有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敌军总司令。
片中，从下级的军官、战士一直到两军的高级将领，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个性。这一方面得益于剧本，另一方面与演员对角色把握到位是分不开的。
在拍摄之前，根据规定，演员们无论扮演角色大小，都要到下面体验生活，演解放军的下连队当兵，演农民的则住到了农户家里，演敌军的除了找解放军战士座谈，还要找高一级的战俘访问。
事实上，这段体验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演员们对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片中饰演高营长的冯喆在拍摄之前刚从香港回来，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他来到一个准备渡海作战的连队体验生活，每天除了上操场练刺杀，还要在大冷天下水游泳，身上、嘴上都起了水泡，副导演问他行不行，他说：“不行怎么当营长呀！”
张瑞芳扮演的女村长虽然只是个配角，戏份不多，但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在山东临沂农村体验生活一个月，随后又跟着摄制组在农村拍摄整整八个月。每每回忆起当初拍摄的情景，她还是感慨地说：“那时我们每个成员都把拍好《南征北战》当成一项神圣的任务，那个较劲、认真，我以后拍戏再也没有碰到过。”
张瑞芳
《南征北战》人物演得到位，战争场面拍得更精彩。尤其是敌我双方抢占摩天岭战和将军庙争夺战这两场戏，不仅战争气氛营造得真实而浓烈，而且战争规模之大，在当时战争片中也是空前的。
值得一提的是，抢占摩天岭战和将军庙争夺战这两场戏，在当时技术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空间纵深镜头运用得相当成功。在拍摄中，导演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生动地体现了双方从两侧分头抢占摩天岭的紧张场面，而且在解放军抢先一步登上制高点后，采用了跟移拍摄的长镜头，将镜头不断地移到将冲上来的国民党军队那里，完整地表现了两军短兵相接、争分夺秒的紧张场面。
拍摄条件虽然落后，但导演独具匠心。拍战斗场面时，不断切换镜头，让远近画面交替出现，解放军正从这个陡坡上发起进攻，一下子转换到了另一座山头的石壁下，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拍解放军指挥部场面时，灯光明亮，官兵斗志昂扬；拍“国军”指挥场面时，设施豪华，灯光暗淡，有时用烛光代替，给人以颓丧之感，效果非常好。
在表现将军庙车站争夺战的大场面战斗时，除了采用分切手法外，也大量地运用了移动镜头，真实完整地再现了整个战斗的激烈情景。
此外，在电影音乐方面《南征北战》也很有特色，作曲家葛炎在创作中很善于把握画面背景，使音乐与画面浑然天成，营造出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其中攻占凤凰岭一段音乐，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激烈战斗场面，堪称中国电影音乐作品中音乐与画面同步的经典段落。
经过全摄制组近一年的艰苦奋斗，1952竿八一”节前夕，电影南征北战》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影片一经放映就好评如潮。。1957年，影片作曲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一等奖。1999年，影片入围“新中国电影50部优秀影片”。
作为一部史诗般的红色经典，《南征北战》历史视野大气磅礴，拍摄场景真实细腻，人物刻画生动鲜明，为以后战争题材影片的拍摄积累了丰富经验。
后来，成荫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先后执导了《万水千山》《女飞行员》《西安事变》等多部影片，其中《西安事变》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成荫也凭借此片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另一位导演汤晓丹一直在上影厂工作，后来相继拍摄了《渡江侦察记》《红日》《廖仲恺》和《南昌起义》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
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尽管电影《南征北战》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江青对这个片子仍感到不满意，认为指战员没有挂红领章和红帽徽，有些潦草，有损我军形象。由子《南征北战》在当时所有影片中确有“鹤立鸡群”之感，江青也总想找机会将该影片重拍一遍使其更加圆满。1972年，毛泽东为改变革命样板戏一统江山的局面，要求恢复故事片的拍摄。江青于是决定重拍《南征北战》，导演的重担自然又落在了成荫身上。
与拍摄黑白片的《南征北战》相比，此次重拍彩色片，正值文革”时期，因此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更大的压力。一来由于“文革”阶级斗争搞的很厉害，稍有偏差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二来由于《南征北战》也是文革”中深受群众喜爱并且未被批判的极少数几部影片之一，如何重拍心里很是没底。
为保险起见，成荫将摄制组主创人员找来说：“凡是上头说过老片不好的地方，不管哪方面都一定要改正；肯定的或没有说要改的，则按老片原样一律不动。”
为了保证新片拍摄不走样，成荫还要求有关人员沿老《南征北战》拍摄地点和路线重走一趟。
按理老片新拍，因为有原来片子做基础，在技术上拍起来应该顺手得多。大家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一旦真正进入拍摄后，大家才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是原来拍摄外景地的“凤凰山“摩天岭”由于修了水库等工程，早已改变了原先的模样，老将军庙火车站也没有了，弥河沿岸都修了水坝，村庄也都建起了新的砖瓦房。
好在部队首长有经验，建议利用修工事的兵力，改造治河要用的地形，使之尽量与老片地形相符，这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其次，由于岁月的流失，群众演员也失去了原来的本色，在拍片时都很注意自已的形象，尤其是女同志打扮得很时髦，根本就找不到当年的感觉。而演“国军”的战士大概是看惯了样板戏中的反派人物，演起“国军”来大部分歪戴着帽子，手夹烟卷，有的甚至把枪当拐棍使，一副弱不禁风的颓废样子。而扮演我军的部队又显得过于严肃，脸上的表情呆板、僵化。一位任过“国军”指挥官的政协委员看了后，找到成荫说:看你把我们“ 国军’糟蹋成什么样子了，真那样，还用你们打呀？再说那些解放军’也不大对头，像纸糊的。”
好在成荫、汤晓丹再拍此片已是经验十足，修改起来还算顺利。只是稍不注意常在政治上触雷”，有一次，在拍摄战斗中的战士时，为了增加点战斗气氛，成荫给两个战士脸上涂了点黑色油彩，结果被指责为不听话，肆意歪曲我军英雄形象”。
尽管彩色版《南征北战》在其拍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大家最终还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74年，彩色片《南征北战》在全国上映，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为当时样板戏统领的文艺舞台增添了一抹亮色。
《嵩山与〈南征北战〉那些事儿 》大众日报
《电影〈南征北战〉在临朐拍摄的日子》 文/贺德良 时会来 李守祥 《走向世界》2018-01-29
《电影〈南征北战〉诞生记》》文/袁成亮《党史纵横》2006-11-01
《陈毅策划〈南征北战〉剧情》 文/顾育豹 《共产党员》2009-11-15
《陈毅的谦逊》 文：贺公明《环球人物》2021年第4期，2010-08-01
《粟裕为电影〈南征北战〉主创人员当讲解》 三川；毛予菲《党史博览》202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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