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镜拍卖市场稳健发展的同时，这一收藏投资板块的价值体系也日趋成型，一些铜镜品种凭借较高的美誉度和深厚历史文化价值，逐渐确立了在铜镜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市场兴旺与否的晴雨表。这之中，兴盛于汉代的规矩镜无疑是其中最值得藏家关注的品种之一。在铜镜拍卖价格持续走高的当下，汉代规矩镜不但于2009秋拍中创下了成交价格的新纪录，而且跑赢了铜镜拍卖市场的大盘。为了探究汉代规矩镜的市场走势，把握收藏这类铜镜的要点，本刊记者近日走访了著名铜镜鉴定家孔祥星先生。
汉代规矩镜历来贵重
在2009秋拍中，汉代规矩镜的成交价格全面走高，较之春拍在均价上几乎提高了一倍，更有一面汉尚方规矩镜以68.32万元创下了规矩镜成交价的新纪录。此镜圆形，半球形的镜钮下饰变形柿蒂纹钮座，周围饰细线方框和凹弧面方框，两方框之间饰十二枚带座乳钉间十二辰铭文，主区饰规矩纹、八枚乳钉和四神及与之相配的神人、祥禽瑞兽等构成的四方八区格局，边区多数饰流云纹。铭文为汉代铜镜套语“尚方御镜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局中央，寿敝金石如侯王，富贵昌兮”。
针对此面规矩镜的高价成交，孔祥星说，作为汉代最知名的铜镜种类，规矩镜受到历代藏家的长久青睐，这一方面在于规矩镜堪为汉代铜镜铸造工艺的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规矩镜上神秘莫测的纹饰和祈求吉祥的铭文曾使不少学者为之费劲心思，更令藏家为之倾倒，以至在收藏圈中流传有“一方规矩镜，不惜掷千金”的说法。
虽然规矩镜无论历史文化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优于其他铜镜品种，但了解铜镜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在这类铜镜的命名问题上，国内外学界曾长久没有定论，规矩镜和博局镜这两个称呼各有拥趸，难以达成一致。孔祥星说，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对这一铜镜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因此产生了某些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汉代规矩镜的镜背上一般应当具有以下标志性的装饰，即类似英文字母TLV的纹饰和四神及瑞兽的组合、方格和十二地支、圈带铭文等，特别是铭文的存在使它自汉代以来就引起了历代学者和收藏家的重视。但在近代首先为此类铜镜命名的却是西方学者。源于规矩镜上难以解释的TLV 纹，1937年一位美国学者将它定名为TLV镜。
孔祥星介绍，TLV纹最早不是在规矩镜上出现的，在西汉早期有些铜镜上就已经零星地出现，但从铜镜分类学上讲，有TLV的，并不都属于学者们划分的规矩镜类型。首先将这类镜命名为规矩镜的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梅原末治，通过研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以“方格规矩四神镜”命名此类铜镜。或许在当时的条件下，规矩二字比TLV的洋字母更容易获得国人的认同，这样的称呼和梅原末治对此镜的认识很快便获得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
正当规矩说逐渐确立并在各种说法中成主流地位的同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开始注意到TLV纹饰和中国古代博局游戏的关系。依据在墓葬中出土的博局盘，和在画像砖中二人对弈博局的图像，他们主张TLV纹就是博局(博局是博戏棋局，博戏是古代一种赌输赢、角胜负的游戏。)但源于没有确切的依据和例证，这一说法自诞生后，并未能获得广泛的认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铮先生在该馆旧藏的铜镜拓本中，发现一张新莽时期规矩镜的拓片上，铭文中有“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的词句，从“刻娄(镂)博局”得知，铜镜上的纹饰应为博局纹，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在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出土了一面直径275毫米的规矩镜，上面刻有“刻治六博中兼方”的铭文，以实物例证了所谓的规矩镜应当定名为博局镜。从此之后，很多学者和藏家都以博局镜称呼此种铜镜，毕竟古时的制作者以博局称呼镜上的纹饰，当代人就应当以此定名。尽管如此，关于此类铜镜的定名之争并未结束，博局镜和规矩镜这两种称呼仍旧在共通使用，二者指的是同一种镜子。
如李学勤先生根据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陪葬墓出土的博局石板，结合战国时期鲁国人尸佼所著《尸子》中的一条佚文“八极为局”，认为“局”即博局，是说博局上有“八极”的形象。何谓“八极”？李先生又根据古代典籍：“《荀子·解蔽》云：“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可知“八极”为天地的边际。因此，他认为：“TLV纹如果要找一个有典籍的词代替，似乎最好叫做八极纹。”
孔祥星说，这种铜镜上的纹饰除了表现博局外，还包罗了很多内容，体现了汉代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比如在十二地支、四神外，镜面上还有一些羽人手拿灵芝草逗引青龙的图案，表现了汉代人期待羽化升天的思想。
王莽时期规矩镜价值最高
翻看规矩镜的拍卖成交纪录，不难发现目前以较高价格成交者，大都是那些工艺精湛，典型纹饰齐全，出自王莽时期的铜镜。对此，孔祥星说，和其他文物艺术品一样，汉代规矩镜也经历了一段兴衰辗转的历程。
通过考古研究可知，规矩镜兴起于西汉的晚期，因为处于生发期，那一阶段制作的规矩镜在纹饰上还不完整，时常缺少一些关键因素，或是乳钉数量少，或是没有十二地支或铭文，在制作工艺上也有欠缺。
随着王莽时期的到来，在社会动乱，人们普遍乞求平安，向往仙界，渴求羽化升天的理想下，反映宇宙模式的纹饰开始齐备，基本形制也得以完善，出现了今人眼中标准的规矩镜。即中间有钮，外有方格，方格四边有十二地支纹，再外面有八个乳钉和TLV纹饰，形成四方八极，并在其中安排了四神，羽人，神兽。外围一周铭文，镌刻吉祥话语。此时的规矩镜制作也最为精美，品相上佳，尺寸较大。
到了东汉早期，规矩镜的工艺水平开始下滑，镜面上的装饰元素也开始减少，或是四神不完备，或者没有瑞兽，只剩下鸟纹。同时，纹饰造型开始趋向意象化和抽象化，有的甚至已经看不出规矩了。
作为目前铜镜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品种之一，汉代规矩镜自然难逃被仿冒的命运。众多赝品的出现，严重影响了爱好者的收藏信心。孔祥星说，仿造汉代规矩镜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宋代就已开始，当时出于对复古的追求，人们以翻模的方法制作了大量的规矩镜。所谓的翻模，就是在原镜的基础上，翻制模具铸造新镜。但因为原镜在长久的使用中，难免产生一些磨损的痕迹，使得翻模制出的新镜会出现纹饰模糊文字板滞的状况。因此，这个阶段的仿制镜相对比较好辨认。
另外，在宋元时期，铜镜的合金成分与汉代相比发生了变化。在汉代，铜镜主要为贵族或是富裕阶层使用（此句是不确切的，可删去）在材质上大都是高锡青铜，锡的成分占到铜镜的20%以上，显得白亮光洁，纹饰清晰漂亮。但因为硬度较高，这样的镜子很容易碎，不便于长久使用。到了宋代，出于对实用性的追求，工匠们开始减少锡的成分，增加铅的含量，降低了铜镜的硬度。但如此一来，铜镜纹饰的美观程度有所下降，表面上也出现了泛黄或泛红的现象。这也是区别宋及其稍后仿制镜的重要要素。
用翻模法仿造汉代铜镜的历史很悠久，直到民国时期依然被造假者所采用。如上所述，这类仿冒品的鉴定难度不高，稍加注意即可辨识。目前真正对爱好者的收藏产生威胁的，是近二十年来的“新”赝品。
警惕有黑漆古的汉代铜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造假者在依据汉镜合金比例配比金属成分的基础上，利用硅橡胶翻制母模铸造新镜，使制成品色泽白亮，纹饰清晰，几乎与真品没有差别。另外，针对当前收藏爱好者十分喜好黑漆古铜镜，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在新铸镜上进行添加，使不少爱好者为赝品买了单。
众所周知，汉代铜镜并非都具有黑漆古，因为黑漆古的形成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首先，铜镜在材质上必须是高锡青铜。其次，铜镜在铸造后加工阶段的工艺水平要高。最后，是铜镜的埋葬环境。孔祥星说，黑漆古铜镜多出自南方的水坑，而且需要水中含有腐殖酸。在漫长的岁月里，土壤中的腐殖酸和铜镜中的锡成分发生作用，成为二氧化锡，并附着在铜镜的表层，这层二氧化锡就是所谓的黑漆古。另外，铜镜内部铜的成分会流失，使铜镜的重量有所减轻。除了黑漆古外，依据土壤所含成分的不同，部分铜镜上还会产生绿漆古。一般绿漆古少，黑漆古多。
铜镜上这层有光泽的黑漆古，实质上是一层锈，但这层锈可以保护铜镜较少受到外界环境的损害。一般说来，黑漆古的形成需要上千年的时间。在前十几年为了伪造黑漆古，造假者采取了很多方法，有的甚至十分可笑，比如在镜子上涂墨汁，涂鞋油，或是直接放在墨汁里浸泡。当然随着黑漆古形成的奥秘的被破解，部分造假者开始用化学方法制成一种酸性的溶液，然后将高锡青铜的铜镜放在其中，强制生成黑漆古。后来，更利用树脂类的化学材料涂抹粘贴在铜镜背面，使不少人受骗。
在孔祥星先生看来，随着造假技术的不断提高，新仿铜镜的水平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一些传统的鉴定手段，在新的“挑战”下，已经逐渐失去了效力。以锈迹为例，以往的鉴定经验是，新作的锈都是浮锈，不但仔细观察能够看出，而且用手就可以扣下来。而现在造假者会将从其他青铜器物上取下的锈粉，用强力胶水粘在铜镜表面，结合得十分紧密，根本无法用手扣下来。再比如，过去常以铭文板滞，背景模糊的说法描绘赝品的外观，实际上，随着铸造工艺的提升，新作赝品完全可以达到与真品一致的样貌。再比如重量，以往常说，真品的分量相对较轻，实际上这种差别是很细微的，仅凭手掂很难感知，更别说南方和北方出土的铜镜重量有很大不同。总之，在目前无论是鉴定铜镜，还是购买铜镜，都要慎之又慎，需要仔细观察，反复比较，否则很有可能中了造假者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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