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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一种人生，十天陪你一段旅程。
本期，十天陪你读本书为您带来赵运涛的作品——《历史的错觉》。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苏轼曾卷入一场攸关生死的“文字狱”。
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其中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于是遭到新党的打击。
先是从中央调到杭州任杭州通判，后来又到密州任知州，再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被任命为湖州知州的时候，苏轼已经四十三岁了。
到任后，按照惯例，苏轼要向皇帝报告一下当下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结果苏轼在报告中流露出一些抱怨。
其《湖州谢上表》写道：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意思是陛下您知道，我愚钝，跟不上时代了，跟“新进”的人们合不来。
新党想着继续整苏轼，于是指责他这份《湖州谢上表》有问题：
皇帝和我们都在变法，苏轼居然说不一起玩耍，还说自己愚钝。
谁不知道你是第一文人，阴阳怪气的，还你笨，是在抱怨皇帝打压你吗？
太妄自尊大了。
抱怨一下，实际是文人们官运不通时的一种“通病”，但往往会因“口无遮拦”而招来一些祸端。
元丰二年，苏轼的仕途就因为“口无遮拦”遇到了危难。
御史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说他写的诗文讥刺朝政，包藏祸心，辱骂皇帝，大不尊敬，应该定为死罪。
御史台是中央行政监察机关，这里的御史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官员，看他们有什么错，弹劾他们。
御史台自汉代就有，汉代的御史台，庭院中有柏树，柏树上经常有乌鸦，因此官员们常说御史是“乌鸦嘴”，御史台被称为“乌台”。
苏轼这个案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神宗皇帝对《湖州谢上表》的“问题”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但御史台李定、何正臣等开始“挖坟”，寻找苏轼以前写的一些有“问题”的诗文，想找更多的证据来给苏轼定罪。
南宋王铚（zhì）《元祐补录》记载说，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参与了这场“文字狱”。
沈括本来跟苏轼是好友，但其在政治主张上是靠近新党的，深受宋神宗、王安石的赏识。
他参与了王安石变法，于是与苏轼、司马光等旧党成为了“政敌”。
但因为与苏轼还有旧交情，所以二人还有往来。
苏轼在杭州的时候，沈括充任监察御史察访两浙。
沈括离开京师时，宋神宗特意嘱咐他，苏轼任杭州通判，你要好好对他，宋神宗很可能想调苏轼回朝廷，让沈括去看看苏轼怎么样。
沈括作为老朋友去找苏轼，二人谈论旧情，相谈甚欢。
沈括抄录了苏轼的一些作品带回家，苏轼以为他是喜欢自己的诗文。
谁能想到沈括回家后，却是仔细琢磨其中是否有讥讽朝廷的大不敬之言。
他把自己理解的一些有问题的诗文挑出来，又做了解读，呈现给了皇帝。
后来御史们就根据沈括找出来的这些材料来打击苏轼。
这条材料如果可信的话，那么，在“乌台诗案”发生六年前，沈括就开始收集苏轼的黑材料了。
只不过六年前，沈括把苏轼那些诽谤新法的言论呈上去，苏轼只是没有被调回中央，并没有受到其他的指责。
《元祐补录》说六年后，这些材料为御史台所利用。
这件事只有南宋王铚的《元祐补录》记录了，沈括是不是这样的人、记录是否属实很难说。
不过，沈括确实得罪了不少人。
新党当权的时候，他打击旧党，旧党上台后，他又攻击新政，有点儿“趋炎附势”，这大概就是后人“黑”他的原因之一吧。
苏轼在后人看来，那是偶像级别的人物，把你写成欺负苏轼的人，你当然就是坏人了。
御史台是不是受到了沈括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
但他们确实是从苏轼的诗文入手来整苏轼的。
他们指责苏轼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骂大臣，尤其是骂新党的大臣，甚至还暗自骂皇帝。
如苏轼有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zhé）龙知”，御史们说：
好家伙，苏轼你说世间的是蛰龙，真龙在九泉，你在咒皇帝死？
苏轼有没有讥讽朝政呢？
是有的，苏轼也承认了一部分，如对盐政的不满，苏轼对于新政中的一些不合理措施确实采取批评的态度。
因为当时皇帝是支持新法的，所以反对新法就是错误，就是反对皇帝。
所以御史们就找来苏轼一些模棱两可的诗文，指责他某句是在批评某新政。
如说他《山村五绝》“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就是在讥讽青苗法，等等。
这些御史为了整苏轼，牵强附会的特别多。
比如苏轼写诗赞美过原宰相司马光，新党就指责苏轼，你觉得原来的宰相好，就是在影射现在的宰相不好喽。
他们还从苏轼与驸马王诜（shēn）的交往入手，想从苏轼“与王诜往来诗赋”中去寻找更重的“罪证”。
因为宋朝是严禁士大夫与皇亲国戚结交的。
当然，他们也不是把所有语带嘲讽的诗句都当作“罪证”。
比如苏轼写给弟弟的、写给和尚的诗。
如果没有广泛传播，没有发朋友圈，没有发微博被转500次，仅限于当事人两个人知道，影响力不大，就没事。
苏轼七月二十八被捕，十二月二十八结案，总共经历了五个月的牢狱风波。
负责审讯的是御史台，负责判决的是大理寺。
大理寺审判的结果是应该流放两年，但当时正好赶上大赦天下，所以就不罚了吧。
御史台忙活半天，好家伙，白忙活，他们当然不干。
他们以苏轼骂皇帝这样十恶不赦的罪行控诉苏轼，就是希望能杀掉他，结果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他们吵吵闹闹。
宋代的审刑院，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他们负责复核判决结果。
最终，他们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支持大理寺的判决，苏轼应该享有当时颁布的赦免政策。
宋朝的司法体系还是值得称道的。
最后皇帝结合御史台的控告和大理寺的判决，既要照顾御史台的情绪，又要参照现行的法律条文，最后没杀苏轼，采取了赦免的态度。
但为了表示惩罚，给苏轼点儿小教训，将其贬到黄州。
史书上记载是“特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法律条文，根据大赦的政策，苏轼没罪了，但还是要给他点儿特别的小惩罚。
《宋史·苏轼传》说宋神宗放苏轼一马，是因为爱才，怜惜他。
又说，宋神宗是看了苏轼在狱中写的绝命诗而爱惜其才华，才没有杀苏轼的。
另外，不仅皇帝爱苏轼之才，为其“放水”，还有人说有大赦的政策，是因为太皇太后曹氏也是苏轼的粉丝。
苏轼的一生，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他二十二岁中进士，三十六岁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去地方任职，为杭州通判，三年后又任徐州太守、湖州太守。
在湖州任上不足三个月，发生“乌台诗案”，谪居黄州。
在黄州他写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佳作。
死里逃生，苏轼曾以为此地将是他的养老之地了。
后来旧党得势，苏轼被重用，但苏轼又不满旧党一刀切，把王安石新政都废除，就又遭到了旧党的排挤。
五十九岁起，因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再度遭贬。
先后谪于惠州、儋（dān）州等地，直到六十六岁他去世的那年，才从海南放归，于北返途中病殁。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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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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