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发展史上,帝王书家备受关注。不管是在人数还是在水平上,唐代帝王书家都是可观的。唐代书法艺术之所以发展迅速,这和帝王的倡导是相当紧密的。从唐初的李世民到盛唐的李隆基,他们都或多或少影响着当时书风的发展。隶书盛行于汉魏,发展到了唐代开始走向低迷。到开元,李隆基登高一呼,臣民皆应,掀起了“明皇新体”的流行书风。
李隆基传世书迹的数量。据《宣和书谱》载,当时御府收藏的玄宗隶书、行书真迹有《五王赞》、《法空赞》、《赐赵宣王救》、《访道救》、《鹊鸽颂》等25帖。假使没有安禄山乱军对长安的破坏和洗劫,以致“内府法书并皆散失”,那么,流传到宣和年间的李隆基书法真迹恐怕绝不止此数。李隆基所书碑版,现存的有摩崖碑《纪太山铭》,石碑《王仁皎碑》、《青城山常道观救》、《凉国长公主碑》、《金仙长公主神道碑》、《石台孝经》等。若以唐代诸帝传世碑刻的数量论,玄宗首屈一指。其中《石台孝经》被誉为“西安碑林第一碑”,是玄宗传世碑石中的典型作品。
盛唐书法是一个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以革新为主的时期，以楷书、草书发展为中心的书法艺术已基本确立，中华书法艺术登上了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博大丰硕的艺术高峰，总体上已处于中华书艺全面成熟、高度繁荣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不断涌现出一大批书法大家，诸如张旭、怀素、颜真卿最为突出代表能体现“盛唐气象”。具有卓越艺术成就的书法家，还创造出一批博大雄奇的书艺作品。这个时期，楷、草、篆、隶、行诸体全备，皆有发展，均有创造，呈现出迥异于魏晋的崭新大唐书风。
玄宗擅长隶书(八分书)和行书。《纪太山铭》、《王仁皎碑》、《凉国长公主碑》、《石台孝经》等都是用隶书书写的,“透过刀锋看笔锋”,不难窥见重视波碟、字形方正乃是其主要特色。《石台孝经》和《纪太山铭》集中体现了李隆基隶书的艺术水平,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赏。
隶书创立于秦代, 东汉时期隶书的生命最为旺盛。 碑文绝大多数都是用隶书书写, 碑碣于是成为当时隶书的主要载体。熹平四年创立的《石经》就是由大书法家蔡邕用标准隶书书写的汉隶代表性作品, 被誉为“ 两汉书法的总结”。这使得隶书的声名火爆宇内。三国时期,隶书被加以改造,不断地向楷书演变。这种新生书体受到了社会上广泛流行。伴随着楷书时代的开启, 隶书告别了昔日的辉煌, 缓步走向衰微。初唐时期, 由于李世民的大力提倡, “ 二王”书法风靡社会, 楷书主盟书坛。到了盛唐依然是楷书走红。在书法文化的殿堂上, 隶书却几乎无人问津了。这时, 李隆基应时而出, 不为书法时尚所动, 执著地热爱隶书。为了弘扬隶书传统, 他临池多作隶书。于是全国上下开始掀起了学习隶书的小高潮。
李隆基书法虽然不以行书见称于世,但也有可观之处。除《鹊鸽颂》为行书真迹外,《青城山常道观救》、《金仙长公主神道碑》等都是用行书书写的。从这些行书书迹中可以看出,玄宗行书出入“二王”,极有法度,最能直接体现出他行书面貌的是《鹊鸽颂》,此颂章法上字距紧密,行距稍宽;笔法上绝少藏锋,挺拔遒劲;字法上血脉相连,错落有致。开元天子豁达潇洒的胸怀和风度,赋予这一书作以雍容华贵的气韵和神彩。后人对此颂极为推崇,说它“结构精谨,笔法纵横’“真行相间,墨光射人”。总的来说,李隆基的隶书、行书各具风貌,但异中有同,便是点画肥厚,体现了盛唐时期书法的崇美崇尚。
北宋著名文学家兼书法家欧阳修曾写到；“当黄祐至和年间，余在广陵，有敕史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同样黄庭坚也曾有幸目睹这件书法珍品，黄庭坚读此颂后称赞道：玄宗书斑斑有父祖风。 后来，《鹡鸰颂》被传入民间，至清代它被收入内府，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鹡鸰，鸟名，亦作：“脊令”。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后世将以“鹡鸰”比喻兄弟之间共患难。玄宗的这篇《鹡鸰颂》实际上就是一篇《兄弟颂》，颂扬的是他们兄弟之间亲密有爱的关系和感情，当是鹡鸰翔集麟德殿内心有感所写。睿宗有六子，并且玄宗十分看重兄弟关系，他善待兄弟的许多事实，在历代帝王家族中是罕见的。他说：“兄弟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寝食！”
李隆基在书法发展史上，尤其是唐隶的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纵观盛中唐书法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其主要书风是“尚肥”。而这一书风的形成和李隆基的提倡大有关系。不难发现，书法的发展，无论是形式的变化还是风格的突破，都在追寻着这样一条主线：接受古传统与背叛传统。一是对古典的延续，传统的继承。唯有这样，才能保证书法艺术的持续性。
李隆基继承了汉魏古法，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尚肥”书风应运而生，盛极一时。从这个意义上将，唐玄宗与唐太宗对书法艺术的贡献有着明显的历史和审美观念的分页。唐太宗倡导的是东晋“二王”新体的确认和重复，唐玄宗则是提倡时代的创新精神。玄宗始终在经世致用中倡导了一种风气---尚肥书风，成为盛中唐书风嬗变的机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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