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开始了她在晚清长达四十七年的僭主生涯。
相传孔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然而在中世纪列朝，没有皇帝、国君之类名号，却“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实际充当专制君主的历史实例，屡见不鲜。这类实例，常见于史籍的，不外权臣专权和太后临朝两种形态。满清有过权臣“以下儗上”的僭主政治，却从未有过母后临朝的先例。
一则广泛流传于晚清的传闻，说咸丰帝生前，已感到懿贵妃可能在他身后无法控制，曾与肃顺密商，要仿行汉武帝暮年对付钩弋夫人的故事，为立子为帝而杀其母（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许指严《十叶野闻》等，均录此传闻）。此说似非空穴来风，由咸丰遗诏指定肃顺等满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便显然是模拟汉武帝托孤给宫廷侍从霍光等三人的做法。又相传咸丰濒死，曾密授皇后钮祜禄氏一道朱谕，说假如此人闹事，“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前篇引）。这由咸丰生前，没有因懿贵妃生子而给她的家族“抬旗”（由镶蓝旗抬入皇帝亲率的镶黄旗），在遗诏中也无一语提及这位贵妃的未来身份问题（懿贵妃晋圣母皇太后在咸丰死后次日，晚于皇后晋母后皇太后一天，而抬旗更在宣布改元“同治”之后），也可知他给慈安的密谕应属实有。
所谓辛酉政变，海内外已有很多论著。虽说传闻异辞，而使过程的陈述不尽一致，有一点则很少有异议，即由慈禧策动的这场政变，否定了咸丰临终安排的权力格局的合法性，而太后“垂帘听政”，也明显地破坏了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历代相承的“祖宗家法”。
只是慈禧、慈安和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要是没有军权在握的旗人权贵做后盾，也是不行的。谁是他们的军事支柱？进入人们视线的有三名带兵大员，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满洲大臣瑞麟、胜保。
这三人都是上一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败将。咸丰帝就是闻报他们在八里桥大败，仓皇北奔热河的。（见前《圆明园之焚》篇。）咸丰帝跑到承德行宫，惊魂未定，又闻报圆明园被劫掠一空，北京城开门揖盗，迁怒僧、瑞，下诏革去二人爵职。挑动皇帝对他们怒气的，一是恭亲王，二是胜保，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其中胜保的折片和咸丰帝的硃批，尤其有趣。
据《清史稿》本传，这个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做了十多年京官，忽然上疏提出“办贼方略”，于是由文转武，被派往前线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很快成了督办河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很得意，刻图章两方，分别文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我战则克”。可惜战多不克，于咸丰十年被降为光禄寺卿，即专管国宴的满官头儿。他回京正值英法联军打倒通州，于是又奉旨率八旗禁军，成为僧王麾下。
在八里桥大战前，咸丰派载垣与联军谈判，破裂后由僧王武装劫持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为人质。胜保立即表现高尚的忠义之心，手刃人质两名。不想接着开仗，他就被敌方炮子击伤左颊右腿。伤得奇怪，却成了他向皇帝显示忠君捨身的本钱，不仅赏假十五天，使他躲过联军攻打京城的战役，而且每奏不忘提及倘未负“重伤”，指挥京城保卫战，决不会像僧格林沁、瑞麟那样不战而溃。他又屡陈“力疾”与恭亲王等商议“退夷之策”，“以为必须痛剿后再行议和”。而恭亲王的奏折，也总在指斥僧、瑞应为园焚城陷承担罪责的同时，称道胜保可用。这样，皇帝还不肯定胜保“报国心殷”吗？还不愿把禁军残兵和各省援兵，“俱著交胜保统带”吗？
胜保当然不会满足。他又连上奏折，说只要他有兵，“定当出奇致果，立殄狂氛”，“惟以奴才现在所秉事权，尚恐有呼不灵之处”；“奴才惟有急催所调新兵早日到齐，言战方有把握，尤须稍假事权，方不致有掣肘”。如此云云，迫使咸丰帝明发上谕：据胜保折，“足征该大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著即授为钦差大臣，并开缺以侍郎候补，总统各省援兵”，“其各省未到援兵，无庸归僧格林沁、瑞麟大营，均著交胜保调遣。”
不幸，胜保启用钦差大臣关防仅十来天，咸丰帝便批准清英、清法北京条约。既然“抚局已定”，皇帝对于胜保的豪言壮语，便由嘉尚变为嘲笑，尤其不能容忍他以带兵大员干涉“抚局”，一再予以训斥。胜保立即转而建议改练京兵，果然又打动了皇帝，命他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于是他成了皇家侍卫亲军的首领。这个位置如此重要，以致使他不仅拉紧了同恭亲王的老关系，还与懿贵妃之弟桂祥建立了新关系（参看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也许咸丰有所觉察，次年派他赴山东“剿捻”，虽赏他为钦差大臣，却强割他所部五千兵给复爵郡王的僧格林沁（见《清史稿》本传），而且不改他的“候补侍郎”职称。他抓住“兼管”皇帝侍卫亲军的实权不放。不久咸丰在热河病故，他很快表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扬言要“清君侧”，——西汉景帝时吴楚诸侯造反的口实，为中世纪列朝的僭主习用，——就是说要率领皇家侍卫亲军打到热河去。这使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吃惊，不得不容许他赴热河行宫哭灵。但此人到达行宫，却没有如预发奏折所说要求面对皇太后请安，还向秘密夜访的许庚身辩白说，“伊等（賛襄政务王大臣）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见《近代史资料》总36号所刊《热河密札》第十一通）。可见此人首施两端，唯恐“投机”失败，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过确如有的论者所说，胜保临场退缩，也意外地起了麻痹肃顺等警觉性的效应，使得慈禧与恭亲王的密谋，即借挟柩回京，拆散顾命八大臣，分别抓捕的设计，得以顺利实现。事后论功行赏，胜保也有份。或因他不够坚定吧，只在政变成功后，正式任命他为兵部满左侍郎，但仅让他在职一年，便取消他掌握皇家侍卫亲军的权力，调任镶黄旗满洲都统，接着又命他赴安徽“剿捻”。（参看《清史稿》本传，其任兵部满左侍郎的起迄时间，据该书部院大臣年表。）
这个胜保，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只有“一意主抚”一招，也就是封官许愿，包括许诺其首领“反正”后不拆散原有团伙，等于承认官军和“土匪”的区别，仅在旗号服色而已。这一招似乎很灵，驰骋皖豫鲁苏各省的著名枭雄，如李兆受、苗沛霖、宋景诗等，都以绿林易服而成官军。当然，他们随时可恢复原形。结果呢？“捻匪”越剿越多，地方动乱没有尽头。
胜保本人也如官匪一体。他总用对付咸丰的老谱，向清廷声称，“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辩护自己无能并伸手要权要官。“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傲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促使清廷将他革职拿问。（《清史稿》本传）但他被捕后仍自比雍正时的年羹尧，辩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全是因为他拥戴之功。这不是揭露慈禧勾结军头发动政变才得母仪天下的丑史吗？于是胜保非死不可。慈禧发扬“臣主”，由满清王大臣会议判处他大辟，“从宽赐自尽”。时在同治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