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的道德审判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沦为辩护策略或其他别有用心的工具。
文 | 欧阳晨雨（法律学者）
12月20日，随着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法槌一声落下，万众瞩目的中国留日学生江歌遇害案终于画上句号。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这个判决结果，并没有出乎之前学界和实务界的预料。
当然，这份司法判决书，并非刑事诉讼途径的完全终结。《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402条规定：“对于由被告人提起控诉或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控诉之案件，不得宣判重于原判决的刑罚。”既然“控诉不加刑”，陈世峰如果对判决结果不满，还可以依法提起“控诉”，这也是他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
不过，对于被害人江歌的母亲江秋莲，法律并没有赋予其以个人名义提出“控诉”的权利，只得由检方提起抗诉。检方有权根据法院判决依据的事实和量刑，自主作出抗诉的决定。当然，检方的这种抗诉仅有一次，并不能反复启动。
现在，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江歌遇害案能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解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从大陆法系的观点看，如此“捆绑诉讼”，既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便于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也有利于有效维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
但是，作为一个大陆法系与欧美法系交融的法治国家，日本法律“博采众家之长”。在法律体系中，日本也曾规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只是二战以后，受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日本将刑民分离，采用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跟进解决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这就决定了，作为受害人的母亲，江秋莲只能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再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最大程度维护合法权益。
或许，此时此刻，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热心网友，与愤怒的江歌母亲感同身受，最大的不满，就是对东京地方法庭的判决量刑。为什么一个凶残杀人的罪犯，竟然只是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如果与国内类似刑事案件审判结果进行比对的话，显然在量刑上明显“偏轻”了。
问题是，我们的“死刑”观念，也许并不是世界主流。日本虽然是个保留死刑国家，却并非一个倡导死刑的国家。如果不是穷凶极恶的杀人恶行，造成三人以上死亡，或者是手段极其凶残，是不会判处极刑的。即便是判处死刑，对于不想败坏名声的法务大臣，在签署的时候，也并非闭着眼睛签字落笔，由此导致死刑的实际执行率很低。
其实，在江歌遇害案的审判过程中，让国内民众“看不惯”的，还不止一星半点。比如，日本法院对于江歌母亲征集的450万死刑联名视若无睹。再比如，法院在开庭后，竟然拒绝了媒体进行直播，有关信息，竟然只能通过画家的素描“传送”……
追根究底，这种异国司法认知与做法，与法院把法律作为唯一上级，始终保持司法中立和独立性不无关联。如果追溯历史，1891年发生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刺杀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大津事件”，即已体现了日本司法系统的这种“风骨”雏形。
尽管在这起事件中，日本政府内阁要员威胁：“如果俄国不满判决，出兵报复的话，日本可能会亡国！”大审院（当时日本的最高法院）院长儿岛惟谦仍坚决拒绝援用当时日本刑法116条中规定的“大逆罪”，判处刺客津田三藏死刑，只是以无期徒刑论处，并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如果司法不独立，日本亡国就让它亡国好了。”
这样的一幕场景，其实很像今天的司法机关面对舆情民愤的沉重压力。应当如何选择，是服从法律还是服从权力，是听从内心还是听从舆论，当是一块对司法机关和裁判者的法治试金石。
诚然，一个受害人母亲，至今沉浸在无尽悲痛中，江秋莲的不幸遭遇，值得深深同情。但是，复盘事件的全过程，她对证人刘鑫的信息披露，不屈不挠的要求会见，以及对于媒体力量借助的做法，以现代法治观点审视，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如果不是涉案双方均非本国人，受害人实有苦情，历来对此严格管控的日本司法方面，不会袖手旁观。这也注定了，对于今后的类似案件，如果将江秋莲的不妥做法作为范本，不应也不可能一路绿灯。
对于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如何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达到预定的目标，如何分清道德与法律的基本界限，不仅是江秋莲，也是诸多网友需要进一步反思和检视的地方。
在江歌遇害案中，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就是，人们的目光更多投向了刘鑫，而不是陈世峰。从身份来看，刘鑫只是一个现场的“见证者”，也是法律上的证人。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刘鑫已经被定义为了陈世峰的“同伙”。尤其是当第一天庭审中，陈世峰及其律师的陈述，更加深了人们对刘鑫的“罪过”印象。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两者并不能混淆。在那个深夜里，凶杀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刘鑫起到了什么作用，有没有锁门、递刀，只能让庭审说话，让法律说话。高涨的道德审判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沦为辩护策略或其他别有用心的工具。
法治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写在法律中的口号，不是篆刻在大理石上的符号，而是铭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是包括任何机关、组织、人员在内一致遵循的自觉行动，也浸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江歌遇害案，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看得有多清，走得有多远。有了自省与跋涉的力量，我们站立的这片土壤上，才能真正生长出法治的根叶。
江歌案：尘埃落定 一地鸡毛经过一年多的等待，江母未能等到自己想要的正义，刘鑫也成为了“恶女”的代名词，陈世峰算是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但结果或许不如大部分中国人之意。或许会有上诉，但结果却早已注定，纷纷扰扰，江歌案终于尘埃落定，但却是一地鸡毛。
2016年11月3日，日本东京，江歌被闺蜜刘鑫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
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江歌案最终宣判，陈世峰获刑20年。
一件发生在异国他乡的刑事案件，因为掺杂其中的情理法，搅动了整个舆论场。随着庭审的进行，那天晚上，之前以及之后，江歌、刘鑫、陈世峰的形象在公众面前逐渐清晰。
义士江歌
江歌，单亲家庭，家中独女。一般意义上，外界对于单身家庭出身的孩子，性格上都有片面的看法，对独生子女同样如此。但江歌热情、开朗，对朋友的事情义无反顾。这位山东女生，颇有梁山侠义之风，“路见不平一声吼”，在闺蜜遇到分手暴力的事情，挺身而出。
或许因为是独生子女，江歌对待朋友更像是对待姐妹一样，全身心无顾虑。特别是在异国他乡，既是朋友又是老乡的刘鑫就成为了江歌的闺蜜。当听说刘鑫被前男友纠缠，江歌没有丝毫的疑虑，第一时间介入到了两个人的纠纷当中。
在刘鑫被前男友赶出来的时候，是江歌收留了她；当前男友跟踪纠缠的时候，是江歌为了刘鑫而放弃了报警，错过了解决分手暴力的机会；在陈世峰手握凶器找上门来的时候，也是江歌将刘鑫推进门里，独自在外面对失去理智的陈世峰。
门里门外，生死相隔，从此刘鑫、陈世峰以及江歌母亲的命运彻底被改变了。
江母执念
江歌的母亲江秋莲绝对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独立抚养江歌，江歌也毫无疑问是江母生命当中最最难以割舍的牵挂。当江歌说要留学之时，旁人都能想象得到江歌母亲会有多么不舍的情绪，但是她依然支持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的地方在东京，距离青岛1750公里，社交媒体的发达，让这1750公里的物理区隔也变得天涯咫尺。
然而11月3日晚上的事情，改变了这一切。
难以想象江歌母亲接到刘鑫消息的时候的心情，白天还在回复微信的女儿，晚上就天人永隔。江母不理解，不接受，她想知道自己唯一的女儿是怎么就被杀害了？她迫切地想要从唯一知道真相的刘鑫口中了解事实的真相，而当知道杀人凶嫌是刘鑫的前男友之时，江母就更想刘鑫能告诉她，为何刘鑫的前男友杀了她的女儿，然而刘鑫的避而不见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江母，也让刘鑫遭遇道德的审判。
江母心心念念想要的是凶手能被绳之以法，以命抵命。这成为了江母坚持下来的执念，这个执念或许就是江母活下来的勇气。但几乎所有的法律分析都认为，这并不现实。江母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正义，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她的这份执念到底是会崩塌，还是继续成为自己活下去的动力？
“鬼”蜜刘鑫
江歌待刘鑫如闺蜜，刘鑫待江歌却并不是。从刘鑫与人交往的行为来看，刘鑫是一个十分依赖他人，并不独立的女生。在家中被父母亲人完全保护起来，案发之后，家人对江母的种种恶言恶语就是一种过分保护的行为。与陈世峰交往的时候，与陈世峰住在一起，依赖男友，一言不合就可能被陈世峰赶出家门，等到分手之后，刘鑫又依靠江歌，丝毫没有考虑到此举违反了日本的相关法律，以至于发生事情不敢报警。
陈世峰这个“魔鬼”就是刘鑫引来的，但付出代价的是江歌，而非刘鑫，无论如何解释，刘鑫都逃脱不了道德的指责。从案发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刘鑫都拒绝与江母见面，所言所行都是将见面当成一个条件，而非自己的道德义务。
294天，江母天天在寻找与刘鑫见面，了解事实。然而刘鑫及其一家，无论是行为和语言上逐步将江母与自己对立起来。刘鑫可以说是，守了日本的“法”，伤了中国的“情”。日本警方要求刘鑫不要与外界接触，但是闺蜜因为她而殒命，与闺蜜母亲见面安慰于情于理都是应当应分的。而等到彻底伤了江母的心，两人的相见徒增了两人之间的嫌隙，而刘鑫也因此被钉上了道德的耻辱柱上。
当庭审一点点揭露出事实真相的时候，刘鑫在此间的过错越来越明显，刘鑫在此间的懦弱也越来越令人不齿。刘鑫是此案的受害者，但何尝不是道德的施害者。
凶手陈世峰
实际上在庭审开始之前，外界对于陈世峰的了解还是很少的，从只言片语的报道当中，陈世峰在感情生活中，控制欲强，有暴力倾向。而庭审当中，陈世峰的形象更加具体，他与刘鑫一样，都是极度自私的人。陈世峰在庭辩当中的表现，冷静到几乎冷血的程度，对于不利的证据都是一口否认，而在18日是最后一天开庭陈世峰一改之前冷静的态度，痛哭流涕对受害者逐一道歉，同时也对全体日本公民、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尤其是留学生团体道歉，此举被认为是争取陪审员的善意，获得轻判机会。
不论是陈世峰的本意，还是辩护律师的策略，陈世峰在庭审当中，将一切没有直接证据的行为都归结到刘鑫或者江歌身上，力图将检方蓄意预谋杀人的指控变成临时起意而导致的意外伤害致死，前者本身在日本就难以判死，而后者刑期就更加短了。
庭审当中，陈世峰也“抄袭”了国内舆论对刘鑫的指控，将刘鑫塑造称一个见死不救，刺激杀人的始作俑者。庭审当中陈世峰对刘鑫的种种指控，很难相信这两人曾经是一对恋人。事实上，陈世峰及其辩护律师的策略是成功的，国内舆论对刘鑫的道德压力成为其辩护律师攻击刘鑫在作证中前后矛盾之处的有效性。
陈世峰自然知道，在日本的法律之下，判死几无可能，但他依然在极力争取更轻的刑罚，不断污名化证人刘鑫的行为。而悲哀的是，国内有些舆论也是在用自己的朴素正义感在帮助陈世峰的辩护策略。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江母未能等到自己想要的正义，刘鑫也成为了“恶女”的代名词，陈世峰算是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但结果或许不如大部分中国人之意。或许会有上诉，但结果却早已注定，纷纷扰扰，江歌案终于尘埃落定，但却是一地鸡毛。
希望江歌的在天之灵能得以安慰，希望江母能在自己的执念之下，继续坚强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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