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曾经面对过需要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比如冰箱出了故障，智齿长不出来，或者核电站即将熔化。因此他们非常知道专家的重要性。如果你正在修建梦想中的家，将要做心脏手术或者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智能手机应用，那么你一定会希望自己拥有尽可能多的相关专业知识。
通才是那些宏观思想家，他们能够整合众多的观点，是超级专家的补充。不过推销通才会更加难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经济中，我们需要并重视深入的专业知识。对于修理汽车刹车的人、给你做心脏手术的人以及编写出使电网发挥作用的软件的团队，我们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不需要他们探讨哲学，也不需要他们操心宏图大略。由于我们能够测量专家的工作结果，而且这种测量往往很准确，因此更容易理解专家的作用。通才所创造的才能与结果即使不是无法准确测量，也是很难准确测量的。
在超级专家依然占主导的世界里，对通才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加。莉斯·科尔曼博士是一位通才拥护者。在科尔曼看来，我们在越来越狭窄的专业化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是的，我们对树木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完全忘记了看一看森林。
科尔曼是本宁顿大学的校长，这是位于佛蒙特州本宁顿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在这个职位上，她承担起了倡导通才思维模式的责任，她认为通才思维模式既宏大又有益，并成为了最热心的倡导者之一。在科尔曼看来，专家与通才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培训与教育的区别。讽刺的是，作为一名老练的超级专家，她认为我们接受了太多培训，但教育不足。
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文理教育曾经是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传统的文理教育注重文学、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平衡。文理教育不会提供许多答案。相反，它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共同的框架和词汇表。我们在这个框架与词汇表内创造出答案和解决方案，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与机遇。在1987年突破性的著作《文化素养》中，赫施以紧迫的态度，很有说服力地预测了我们在21世纪初将会面临的经济挑战。赫施将文化素养描述为“信息网络”，它是社会中人们所拥有的所有能力。对赫施来说，这种文化素养绝对是我们社会生存与繁荣的根基。他写道：“现代生活的复杂任务依赖于许多人的合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特长。如果沟通失败了，任务也会失败。”从本质上说，赫施所说的正是聪明的通才所能提供的：广博的知识，对很多事情都知道一点。那是将超级专家的工作连接在一起的胶水，这样我们才能在赫施所说的复杂任务上获得成功。因此，我们现在或许比以往更需要聪明的通才。
在互联网经济中，通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思考在高技术、全球化的世界中，英语和哲学专业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真正的问题是专家和通才是否能理解并尊重彼此带给世界的独特视角。我们始终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在互联网经济中，专家必须与具有战略性思维、批判性推理以及具有综合联系能力的人和谐共处。
在探讨通才的问题时，回顾一下科尔曼的观点很重要。她可能是第一个提醒我们的人，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教育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的广泛性以及对各种人类问题的适应性。直到工业时代，技术能力的专门化才成为一种并行的教育模式。事实上，在20世纪的某个时期曾出现过一个转折点，在那时，父辈们都会疑惑地向自己刚获得哲学学位的孩子提出一个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问题：“读柏拉图能让你找到什么工作？”
如今随着学费的高涨，哲学专业的学生往往会被看成是找不到工作的怪人。在对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宽泛综合的文理教育开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这种观点很普遍，因此难怪科尔曼的观点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的教育曾经是世界的楷模，如今它最显著的方面是它的失败，”科尔曼在2009年TED大会上说，“大量美国学生没有掌握基本技能，缺乏最基本的文化素养。尽管我们拥有令全世界嫉妒的研究机构，但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你不要奢望相信进化论的人能够真正理解它。”
很难反驳科尔曼对现实的无情评价，但她并不是在空洞地批评学术官僚主义。她是在发出战斗的召唤，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主遭到的危害（对社会运动漠不关心、分裂与煽动、攻击宪法价值等），根源在于教育系统的失败。
科尔曼对她所描述的令人可悲的状况的反应，不仅会对国民生活的未来，而且会对职场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她带头在本宁顿建立了公共行动促进中心。这里是通才的苗床，它的课程设置都围绕着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其中包括贫穷、战争、环境恶化、公共健康危机、民主斗争以及教育现状。
这种基于问题的方法开始在全世界的教育机构中扎根。例如，耶鲁管理学院的核心研究生课程中不包括会计、金融、营销等，这些曾经是商学院教授的主要科目。当然这些专业课程是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但核心课程是围绕一系列跨学科课程设置的，这些课程被称为“组织透视”，教学生根据商学院的网站，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工具和技能来形成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制定战略性决策。耶鲁对学习商业的研究生的目标是理解商业的内在方面，比如运营、人力资源和财务，如何会影响广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环境、宏观经济和整个社会。对所有这些事情有一点了解是成为成功领导者的关键，也是聪明的通才的标志。
科尔曼并没有贬低对专业化的需要。不过她说：“这种单一的思维不会带来灵活性、视角的多样性以及合作与创新能力。
在商业世界中通才教育能让我们得到什么？也许能得到很多。莱斯大学的D.迈克尔·林赛对美国的商业精英们进行了研究，她访谈了各个领域的500位精英，发现富有的人普遍上过名校，从小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这当然有助于他们的成功。但是林赛发现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具有通才的思维方式。并非深入钻研某个专业，而是采用通才的方法，使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便担任了领导职务。“这些人在早期便有机会成为一名通才，而不是毕生做一名专家。”林赛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2011年在阿斯彭研究所有关工作的未来的会议上，埃默里大学古兹维塔商学院副院长兼约翰与露西·库克信息战略教席持有人马里亚姆·阿拉维解释了这些能力之所以越来越重要的原因：“除了认知能力之外，还需要有情商。其中包括了解自己，能够进行自我管理，能够与他人交往，对他人表达同情。我们还需要围绕着社会关系的诸多能力，它们关系到团队协作、谈判与冲突管理。另外，我们的行动中还包含行为能力。”总之，未来的工作要求具备更全面的思维。
“最高效的个人，”阿拉维继续说，“应该是那些全面发展了各种技能的人。他们知道应该运用哪种技能。事实上，一些有关大脑成像的最新研究显示，高效的战略性思想者的不同脑区会被同时激活，这些脑区关联着不同的能力体系。”
在《错位的美国》一书中，纽约大学的达尔顿·考利说明了培养通才的理由：“过去40年中所产生的职业并没有变得更特定、更具体，而是变得更宽泛了……计算机接管了很多刻板机械的任务，我们需要能够对越来越多的数据进行综合、加工、抽象和概括。”
文章摘自《工作的未来：移动办公及创业的另一种可能 》
《工作的未来：移动办公及创业的另一种可能 》
作者： 【美】赖安·库纳缇，杰里米·纽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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