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1897 年～1987 年），是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现代医学的泰斗，他曾讲述过两个患者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像心脏病。
张孝骞给他诊断过，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
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去世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
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
张孝骞说：「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绝不能固执己见。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诊断结论，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
第二个故事
一个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
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定了治疗方案。
但张孝骞回到办公室，始终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的腿部静脉有点异常。
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果然证明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疾病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
这两个和患者的故事，是张孝骞提到「如何做个好医生」时，讲述的「向病人学习」的例子。
晚年的张孝骞在「医学概论」课程上亲自亲自为那些刚进本科的学生讲课，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古老的命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让我们来看看，在上个世纪，协和的几位前辈们是如何理解这个命题的。
如何做个好医生，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
「如果说我行医 60 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 4 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
张孝骞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在他看来，为病人诊断和治疗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千万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更不能认为成竹在胸。
「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
张孝骞和他的病人
医学虽属于自然科学，但却带有社会科学的成分。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因为人不只是生物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素质。
张孝骞说：「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验之谈。不管我们如何想办法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
杨秀玉于 1964 年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之后便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
作为协和的妇产科副主任，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她感到，一个好医生，必须从每个病人身上体会，今天这里体会到一点，明天那里体会到一点，加以集合提炼。
她举了协和妇产科绒癌化疗方案如何改进的例子。
现在大家都知道，绒癌化疗在使用 5-氟尿嘧啶时，需大剂量静脉匀速滴注 8 小时。但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从病人那里学到的。
最初，给病人做化疗，用的都是静脉推注，像打针一样把药水推进去，由于是静脉推注，所以剂量不可能上去，同时病人的药物反应很强烈。
当时，协和妇产科副主任宋鸿钊医生在一次查房时，听到一个病人无心地说了一句：今天护士给她推得很慢，所以她感觉比较好，反应也轻多了。
宋鸿钊立刻把全病房所有的医生护士叫到一起开会，后来经过研究，把静脉推注改成了静脉点滴，又找到了 8 小时点滴是最佳化疗时间，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把推注改成点滴后，大剂量化疗才成为可能。
可以说，绒癌化疗方案的改进，是从查房的那位病人身上体会的。
吴瑞萍在 1933 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之后出国深造。1940 年回国后，在协和担任儿科医生。
他毕生致力于儿科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医疗、预防、科学研究、医学教育工作中作出了成绩。特别在小儿百日咳的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瑞萍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一个 10 岁的女孩，拟诊为颅内肿瘤。为了明确诊断，上级医生提出应做气脑造影术（气脑造影术在 1918 年应用于临床，在 CT 和 MRI 应用于临床后已较少使用）。但这种造影术有一定危险，可能会发生意外，需要和家长谈话告知这种风险。
家长听完后不同意做，并决定出院。但就在家长办理出院手续时，女孩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昏迷不醒。这可能是因为颅内肿瘤引起颅内压增高而发生的危象。
在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后，女孩最终还是去世了。家属因此怀疑医生未经他们同意，私下进行了造影术，和医生争吵不休。
吴瑞萍耐心地向女孩的父亲解释了近两个小时，说明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可能性和原因；医生绝不能做、也绝不会做违反院规和法律的事情，如果不信，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来查明有没有做过这种造影。
女孩的父亲终于表示相信，不再深究，但也不同意进行尸检。
事态到此，本已平息，但这时女孩的姑妈又来到病房大哭大闹，非说是院方害死了女孩。
这位姑妈前一天来病房看女孩，因为当时不是探视时间，所以值班护士不让她进来，便争吵了起来。当时护士没有耐心解释，态度有些过激。姑妈得知女孩死亡的消息后，赶来质问: 为什么前一天不让探视，才过了一天，小孩就死了呢？
正在姑妈哭闹时，女孩的母亲到病房取剩下的东西，她说，她亲眼看到主管女孩的医生，在整理遗体时，不住地流眼泪，可见医生是富有同情心的，对工作也很认真。如此这样，才说服了哭闹的姑妈。
这件事使得吴瑞萍深有感触：医生的耐心解释、富有同情心和对病人不耍态度，这三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
吴英恺是中国心胸外科的开创人之一。1940 年，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实施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手术，并在 1950 年到 1956 年间担任中国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主任教授。
吴英恺的一生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悲伤，虽多有坎坷，但对医学矢志不移。他一生主持创建了 3 所医院、2 个研究所，5 个心胸外科，并在 1955 年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曾说：「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
关于好医生的标准，吴英恺是这样回答的：
「好坏医生的分水岭就在于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协和医院工作，当时的外科主任是美国人，他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学术贡献，但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关心病人，关心全科工作，了解所有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
他在开创安贞医院时，为医院提的院训是 4 个字——公、勤、严、廉。在他看来，这就是做医生的标准。
1996 年吴英恺院士为北京安贞医院提写院训
「公」就是公私分明，至少是先公后私；「勤」就是勤学、勤干；「严」是学术上的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廉」就是廉洁，不得以医谋私。
写在最后
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个古老的问题，从有了医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那些希望深切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思考者。
吴英恺的「公、勤、严、廉」，张孝骞的「戒、慎、恐、惧」，是老一代医学大家对如何做一位好医生的回答。「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话，虽然听来简单朴素，但在今日医生的实践中却步履维艰。
医学改变了世界，医学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变化的世界同样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但是医生面对提供医学的对象——病人时，一切理论都应该回归最初的本质，去思考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本文作者常青，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系。本文内容节选自常青《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2017）一书，由出版公司「湛庐文化」授权，责任编辑单人加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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