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玥（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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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调解和离婚诉讼中，婚姻调解员李湘看到婚姻制度里女性的结构性困境。
在律师事务所，李湘和她的丈夫刘胜飞时常一起接待当事人。客户大都是心情最低落时候的女性，她们在婚姻中备受折磨，想离婚却不得，只能寻求律师帮助。
从二人的着装，就可以看出他们分工的不同。刘胜飞总是西装革履，他从事法律行业多年，其中做了五年的专职婚姻律师，负责从法律端解决离婚难题，面对的案子大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且对方态度强硬，谈判无望。
而诉前的调解，则是李湘的主场。她化着淡妆，笑意盈盈，打扮更柔和、知性，更像一个知心大姐姐。她是一名专业的婚姻调解员和心理咨询师，主要从心理调节、谈判技巧等角度入手解决问题，避免走上法庭。
在离婚进入法律程序之前，调解是刘胜飞和李湘在解决案件时的第一选项。
相对于诉讼，调解省时又省钱，而且对感情伤害程度更低，还能顾及双方感受和利益之外的诉求，比如孩子的成长。最终能达成和解的夫妻，多半懂得自我反省、且会为达到一致而妥协。
但调解不成，诉讼一旦开启，就像打响一场无情的战争。时长从半年起步，多则两三年。整个过程撕心裂肺，夫妻化作仇人，不断攻击对方弱点，抢夺财产、抚养权。
而女性往往要承受更多的精神压力。李湘发现，她接触过的女性，在漫长的诉讼流程中，常常会掉十几斤甚至几十斤体重，还没法将诉讼和感情分开，有时直到最后还有一丝放不下的感情。即便伤筋动骨，而一审的结果大都是，不予离婚。
在进入婚恋领域前，李湘在大学教了10年社会心理学和商务谈判，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心理学背景和女性的身份让她进入这个行业，并观察到女性在婚姻中的众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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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飞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当事人刘娟的场景，她一脸惶恐、声音发颤，声称“死都要把婚离了”。
当时她被困在一段“豪门婚姻”中，丈夫蔡坤比她大15岁，是个有钱人。婚后12年，留给她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暴力。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她的脖子被掐出血痕，感觉意识模糊，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导致她忍无可忍，走进律师事务所。
一旦离婚成功，她大概率可以拿到两三千万元的共同财产。面对人财两空的结果，蔡坤当然不会退让，战争当即爆发。
蔡坤非但拒不承认家暴，还污蔑妻子有精神障碍，同时离间刘娟和她父母的关系，试图让刘娟回到自己的绝对掌控中。为了让妻子放弃起诉，他不断施加精神压力，诬告刘娟侵吞公款和虚开增值税发票，要让她坐牢。
而刘娟则一边顶着开庭的压力，一边应付着丈夫不断泼来的污水，同时还要面对警察的车轮式盘问。当时的她夜夜失眠，濒临崩溃。但这一切并未让她有半点后退。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已经做了12年家庭妇女的刘娟，居然打起精神准备法考，还想加入刘胜飞的法律团队工作。她说，豪门婚姻里充满了压迫，看到他们团队努力工作的样子，才看到生活的盼头。得到这个消息，李湘和周围的同事都沸腾了。当时的刘娟，对挣脱婚姻后的生活充满期待。
开庭时刘胜飞做足准备，拿出多达60页的家暴证据，但法官只是走走过场，两次开庭时间均不超过半小时。判决书上只有一句，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家庭暴力的事实，故不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如果刘娟坚持离婚，还要再等六个月才能发起第二次起诉。
刘娟心灰意冷，屏蔽了李湘的朋友圈，最终回归家庭。
刘娟的放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李湘也感到惋惜。在她看来，刘娟内心还是不够坚韧。她在婚姻里呆了12年，对丈夫已经形成精神依赖，不敢想象离婚后的生活。
在离开蔡坤近一年的时间内，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外租房、准备法考，同时还要应付丈夫接二连三的阴招，再顽强的信念，也会在无数个孤单的夜里被消磨殆尽。她会担心，自己能不能考过法考找到工作？会不会真的被丈夫告到坐牢？40多岁了，能不能再嫁出去？
一审判决离婚不成的消息，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娟的放弃，表面上跟个人意志的动摇有关，其实是离婚诉讼的艰难、家暴认定的苛刻，给她脱离暴力的尝试增添了制度性的障碍。
在刘胜飞看来，刘娟败诉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她没有直接证据，她虽然有两次报警记录和录音证明，但都是间接证据。所谓直接证据，还需要警方做出双方笔录，或者开出《家暴告诫书》。事实上，少有被害者了解法院对家暴的认定规则，而且能有勇气跟警方交涉。
香港法学院教授贺欣做过一项关于“女性在离婚诉讼中的境遇”的调查，指出被家暴妇女难以打赢离婚官司的结构性困境。家暴本来是《婚姻法》中认定应该离婚的情形之一，但实际操作中法律条文很难被严格遵守，比如打几次算家暴？打到什么程度算家暴？有的法官甚至会说，刑事案件中的“轻伤” 都不算家暴。甚至于即使有家暴行为，婚姻仍可以在法庭上被解释为感情未破裂。
正如贺欣教授所说，在法律原则中，可能没有什么比“感情确认破裂”更难界定。它是一个巨大的橡皮筋，可以拉伸得非常长。
经贺欣教授调查发现，有高达62%的涉家庭暴力离婚诉讼，是以调解或主动撤诉方式结案。这其中的弊端在于，可能会强化结构上的不平等。比如，即便有证据认定一方家暴，如果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暴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再提起。
除此之外，“一审不判离”是国内处理离婚案件的惯例，这导致形成了一种与立法意图相违背的“事实上的离婚冷静期”。
贺欣教授总结其原因，首先，出于效率的考虑，每个法官面临大量案件压力，意味着法官平均每个工作日都要判一个案件。如果判定不离，离婚涉及到的财产分割、抚养权分割这些麻烦事也就暂时不用考虑了。其次，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恶性事件成为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法官不希望有任何不良反应。
刘娟拥有高学历、优秀的工作能力和家人、律师的支持，但依然没有扛到下一次庭审开始。现实中，还有更多境遇远不如刘娟的被家暴妇女，一直被困在离婚诉讼的漫长折磨中。
蔡坤、刘娟的案子是《离婚律师都知道》一书中的第二个故事，在处理了超过1000起的婚姻案件后，刘胜飞和李湘决定将亲历案件整理成书。写书时，李湘负责回访当事人，初步整理录音资料，而刘胜飞则以律师专业视角将故事润色。书中说到，“诉讼离婚就是争利益，是非常无情的战争，对彼此感情的伤害，甚至会让你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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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诉讼离婚存在耗时长、费用高、对双方消耗大等现实原因，婚前调解成为刘胜飞和李湘在解决案件时的第一选项。
接到案子后，他们会让当事人填写10个问题，通常包括：冲突状态如何，家庭收入如何，孩子多大了，跟谁比较亲，分居多长时间了，对婚姻还会有不舍吗等等。通过这些问题，就能大致判断出案件是否还有调解空间。
能做调解的，就先由李湘跟进。如果不得不诉诸法律，他们会采用诉讼、调解联动的模式，在诉讼过程中，李湘还会穿插进心理咨询，帮助当事人更好地处理情绪。有时候，一个案子上诉了五六次，法律上根本走不通，丈夫就会把案件打包给李湘去做谈判调解。
开启调解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丈夫向客户做法律咨询，过程中，客户谈到双方冲突时往往精神波动很大，李湘会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性格分析牌，邀请对方玩一玩，就当放松了。当事人通常不会拒绝。他们会很好奇，想要测试一下李湘的判断准不准。
李湘会跟进牌面去分析，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双方冲突的程度等等。有时当事人会觉得惊讶，感觉李湘比自己还能看懂对方心理。有些女性当事人甚至当场哭了出来，因为自己的内心被理解、被看到。这时信任感就能初步建立。
一旦调解离婚成功，就能将一场可能蔓延多年的战争，在几十天内速战速决，甚至还能让当事人获得一些无法从法律端实现的诉求。
李湘曾接过一个案子，男方是富二代，财政掌控权在父亲手里。妻子出生于普通家庭，学历不高，但性格很好强。两人育有一儿一女，拥有一套婚内房产。作为一个重视男性后嗣的潮汕家庭，男方的诉求是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但如果上法庭离婚，小儿子还不到两岁，法律上幼小的孩子往往会判给女方。
李湘给双方做过性格牌咨询后，发现女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想做生意，但是男方不能理解妻子的需求，反而觉得我每个月给你两万块钱，还给你交社保，你什么都不用做，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通过牌面分析，李湘判断，女方可能不愿意带孩子，但想要钱创业。她指导男方跟女方谈判，最后补了女方380万，但孩子归男方，女方不用交抚养费。一个要钱，一个要人，最终皆大欢喜。
调解不止有调离，还有调和。有时候李湘也会建议当事人先不要离婚，把注意力放在调整自己状态上，尤其是对于一些离开了丈夫以后，没办法靠自己生活，又有孩子需要抚养的全职妈妈。她会告诉当事人，不要在孩子面前展露父母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另一方坏话，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但调解也有局限性。如果双方利益诉求差距过大，或者对方态度强硬，调解往往不可行。比如在刘娟、蔡坤的案子中，利益差距达数千万，李湘也曾尝试谈判调解，却被蔡坤指责，“为了自己的利益，拆散一对是一对”，就连刘胜飞也遭到投诉，破坏他人家庭。
在和当事人接触的过程中，李湘一次次体会到女性在婚姻规则下的弱势。正如她所说，“我看到很多母亲在痛恨家暴和不舍孩子之间徘徊；我看见很多全职太太在奉献了青春、牺牲了事业后，面对丈夫的外遇不知何去何从；我看见很多优秀女性面对丈夫长期的精神控制，自我矮化找不到自身价值”，这一切令她清晰意识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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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湘第一次意识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下的弱势地位，是从自己的官司开始的。
婚后第四年，她跟前男友对簿公堂，起因是她被起诉，要求退还婚约财产200余万。而代理她应诉的，正是她的丈夫刘胜飞。
李湘坐在被告席上，一言不发，怒火在心中沸腾。她过去的那段感情，是一个“不谙世事少女被有钱老男人拿捏”的故事。她出生于农村的富裕家庭，但在读研时，因父亲背上巨额债务而家道中落，她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兼职讲课支撑自己和妹妹的学业。最困窘的时候，一周需要做五份兼职，累到嗓子失声，学生病历本的三分之二都写满了咽喉炎。
此时，比她大十几岁的暴发户老陈走进了她的生活，他的出现让李湘不再为生存奔波。为报答老陈，李湘在他的工作中承担了助手、秘书和翻译的角色。
但正当李湘自以为坠入爱河之际，却突然发现老陈已婚的事实。老陈请求她原谅，却不肯与原配离婚。两人至此不欢而散。为了走出这段感情，李湘努力报考外地大学的博士，最终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但故事并未以李湘的决绝离开而结束，就像李湘之后在做婚姻调解时所接待过的女性当事人一样，很多女性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会短暂震怒，之后说服自己相信，“老陈”这样的人对自己是真爱，只不过暂时困在了一段不幸的婚姻里。
李湘成功入职外地学校后，老陈拿出了离婚证，但仍不愿意跟李湘结婚。两人纠缠了一年多后，老陈由于卷入一桩拆迁案而被捕入狱，之后李湘又跟刘胜飞确认恋爱关系，才最终脱离这段复杂的情感纠葛。但不料，正当李湘沉浸在女儿新生的幸福中时，又被阴魂不散的老陈告上法庭。
丈夫刘胜飞在法律行业有17年的从业经历，但对婚姻法知之甚少，甚至从没听说过“婚约财产”这个术语，从妻子的案件开始，他转头恶补婚姻法，成为妻子的代理律师。
事实上，曾是亿万富翁的老陈，在恋爱期间为李湘花的钱，只有18余万元的房子首付和16万元的小车，合计大约35万元。所谓的“200万”，其余部分跟李湘没有关系，完全是老陈的凭空捏造。
但是打官司讲求证据，李湘和老陈已分手多年，寻找证据并不容易。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时光，李湘尚在哺乳期，她需要抱着还没断奶的女儿四处搜集证据，受焦虑情绪影响，连奶水都变少了。
更大的委屈来自对社会舆论的恐惧，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李湘担心好不容易积累的职场声誉被官司毁掉，更害怕费心经营的婚姻被这场闹剧拆散。即便丈夫对妻子抱有百分百的信任，跟她携手作战，李湘仍然每天都在泪水中醒来。
法庭上，老陈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说话却颠三倒四。丈夫在对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依旧思维缜密，寸土不让。李湘一面感到愤愤不平，一面又因丈夫挺身而出而感动。
这场闹剧持续了8个月，最终以老陈接受退回35万元的方案而告终。虽然官司赢了，但整个过程对李湘来说，完全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折磨。刘胜飞在回顾时说，“我的妻子不过是谈了一场恋爱，分手多年后，不仅被索要巨款，维权之路也如此漫长而艰辛。我目睹了她的遭遇，但我知道，自己无法真正地共情。她所经受的痛苦，一定比我感受的多得多。”
打官司之前，刘胜飞原本有点儿瞧不起婚姻律师，认为法律关乎公平正义，跟婚姻中的鸡零狗碎扯不上关系。但这场官司带来的沉痛，让夫妻二人同时意识到：女性在婚恋案件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迫切需要专业人士的服务。
痛定思痛，刘胜飞决定转型成为婚姻律师。而李湘则在高校教书之余，兼职给丈夫当助手。她原本只想收集一些真实的案例，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丈夫跟当事人面谈时，她也会凭借自己在社会心理学上的专业经历，帮对方分析。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富太太被李湘的话打动，一下子给她转了1万块。李湘当时愣了，心想原来沟通也这么值钱吗？2020年，她成功考下了注册国际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正式开启了由大学教师走向婚恋诉讼领域的转型。
在之后的婚恋咨询中，李湘遇到了很多个“过去的自己”。她发现，“很多女性在年轻时并不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婚恋对象，发现选错了人时，又由于付出了太多沉没成本很难离开，因此在复杂的情感中不断消耗自己。这可能是很多女性的困境。”
几年间，李湘陪着丈夫经历了上千例婚恋案件，来离婚的90%都是女性。为何男性不想离婚？李湘的解释是，“女性在传统婚姻中是被压榨的，而男性是既得利益者。”她还用蔡坤、刘娟的案子举例，“刘娟在丈夫的工厂上班，回家承担大部分家务，赚来的钱又是夫妻共同财产，在丈夫心目中，妻子就是自己的所有物，如果离婚，明显蔡坤的损失更大，他怎么可能想离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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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中的一连串遭遇，让李湘进一步体会到女性在婚育中的弱势地位。
结识丈夫时，她原本是一个风风火火、性格强势的女强人，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在学校，学生称呼她“湘姐”，领导也跟着叫“湘姐”。而同在一所学校教书的丈夫，却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在当时的李湘看来，还少了些世俗中的男子气概。谈恋爱时，因为李湘行政教学双肩挑，收入比只教学的丈夫要高一倍，丈夫也没什么话语权，大事小事都由李湘做主。丈夫转型后，她帮丈夫打理律所业务，丈夫也离不开她，她一度觉得自己是强大的。
这种强大破碎在女儿出生时，她难产，还出现了产后大出血，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意识到，“再要强的女性，在生育面前也会变成弱者。”
儿子刚出生不久，她的婚姻再起波折。她当时感觉自己状态很差，胖到140多斤，照镜子时自我厌恶。婆婆过来照顾李湘和孙子，与李湘冲突不断。婆婆不爱看到儿子干家务活，总哭着说儿子命苦。李湘每天都觉得丈夫和婆婆在说自己坏话，还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后来在朋友的提醒下，她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处于产后抑郁。
6月19日，她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儿子刚出生45天，因重症肺炎进入ICU，还签了病危通知书，出院之后没过几天，再度被送进医院。当时，她只能每隔两天通过视频看一眼儿子，视频里，儿子永远都在哭，但她什么都做不了，每天跟丈夫抱头痛哭，工作也因此全部暂停。她形容那种痛苦，“整个人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有一次，一位收入不菲的精英男性向李湘倾诉婚姻不顺，李湘建议他体谅妻子的生育之苦。对方却说，“哪有女人不生孩子。”李湘没有当面抨击他，内心却有些愤愤不平，“一个男人如果没有意识到婚姻对女性不公的现实，还把对方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感情当然会出现裂缝。”
在离婚率攀升的当下，作为婚恋中的弱势，女性应该如何自保呢？李湘的建议是，找律师签订一份公平有效的婚前、婚内协议，其实就是在给婚姻上保险。
李湘和丈夫也曾靠着签“婚内协议”，度过了一次婚姻危机。李湘出现产后抑郁时，丈夫正计划投资一个项目，拿走了家里的存款。这笔存款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李湘的收入，一旦投资失败，她的损失也更大。正在跟抑郁对抗的她，极其缺乏安全感，越想这件事状态越糟糕。丈夫看出李湘状态不对，主动提出了签婚内协议，如果投资失败，他会将成本赔付给李湘。之后李湘才安心了很多。
总结这次婚姻危机，李湘认为，“比签协议本身更重要的是，男性在婚姻中要有觉察力，意识到女性的脆弱和不安，主动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安全感。”
她还提到另一个由男方主动提出签婚前协议的案例。男方收入颇高，月入五六万元。女方月薪只有几千块，但家境很好。他们结婚前，男方主动提出签婚前协议，由女方拿出一百万多万首付，而男方承担房贷。男方不想给女方留下自己图钱的嫌疑，他想借此证明自己，虽然暂时付不起首付，但有能力在未来给女友提供美好的生活。
事实证明，在契约婚姻中，男性主动提出签订有利于夫妻双方的协议，会让女性在进入婚姻时更有勇气。
过去可能人们会觉得签协议伤感情。但是李湘发现，近年来，人们对各类婚姻协议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去年，她和丈夫帮助代理人签了两三百份各类协议。签订协议的过程本身，也能帮助夫妻双方深入了解彼此，通过白纸黑字的协商规避风险，这样在发生冲突时，就可以把更多的沟通留给感情本身。
李湘觉得，想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现状不容易，但是如果自己的工作能帮助夫妻双方在婚姻中尝试改变，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现状的变化，却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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