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宇宙观与政治实践

《尸子》云:“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观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关于世界或宇宙的认识和认知体系,其中包括对宇宙起源、天地运行规则、天地规则对人世间的影响方式以及途径等问题的看法。中国古代宇宙观是基于阴阳、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的庞大体系,将人类世界的各种范畴如身体、行为、道德、社会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天地、空间及季节转换、自然现象关联起来。

“四方中心观”折射

三代政治形态

西汉中期浑天说出现之前,以“天圆地方”为主要理论依据的盖天说曾在数千年间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文化。这方面的考古学依据至少可举出以下数例: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M45的龙虎蚌壳摆塑以及南圆北方的墓室形状;距今5500年的红山文化的圜丘方坛;距今约5000年的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制式盘;距今4500多年的良渚遗址的祭坛和礼玉;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的圭表等,都体现了“天圆地方”观念的部分元素。

在古代,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不只是一项纯粹的天文活动,更是一项展现独占独尊、君权神授意味的政治行为。由观象授时到建立时空体系,这对古代农业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三代时期,具有人格化、至高无上的“天”以及至上神“上帝”被创造出来。天的意志即“天命”,至迟《尚书·召诰》成书时,“有夏服(受)天命”的天命观就已经成熟。在此背景下,周人通过立表测影来确定空间方位,观测过程中形成“择中”观念,“居中而治”的政治思想随之出现。周人之所以强调“居中”,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直接听取“天命”。王的权力来源于天,“君权神授”的观念就应运而生,天帝与人王之间亲近或直接血缘关系得以确立。受命于天、天命不可违的意识贯穿中国古代文明全过程,无所不在的天命观还是中国文明的独特现象。不止如此,天命观还促进了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发展和成熟,催生和推动了祭天制度、礼仪制度的产生与完善。

“地中”概念是中国古人“地平”大地观的产物。在“地中”观象与祭天是最高统治者独享的特权,显示“王”不仅是尘世间最高的统治者,更是天命的唯一传达者和执行者,拥有无可置疑的通天法力。《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虽然没有特意谈到“上帝”,但对天地、阴阳、万物之间关系的辩证论断使人们相信,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转规律会影响人世间的生老病死。不同时代的宇宙观久而久之会演化成一种文明体系下人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受不同时代宇宙观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必然有所不同。

对于文明起源之前中国的宇宙观,目前尚无十分明确的认识,只能根据有限史料推测当时的部落或部族首领可以“通天”,并以“天”的名义行事。颛顼氏“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时期划时代的大事。人们相信,人间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是主宰宇宙(天)的统治者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及其祖先为中心,“王”借助祖先崇拜而垄断神权,通过祭祀祖先的方式得以与天直接沟通。“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在政治地理体系中被定位在边缘地带的异族政权则如卫星般拱卫着王及其政权。

根据王爱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商周时期,最高等级统治者使用的“亞”字形大墓,体现了“四方—中心”的宇宙观念。与之具有相同含义的“亞”字形徽标图案,在青铜器上也屡有所见。在将近250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逐步完成了从“择中”到“居中”再到“建中立极”的理论与实践,最终发生“中庸”或“中”的哲学升华。

“阴阳五行观”与大一统王朝政治

进入战国时代,人们的宇宙观逐渐成为一个由阴阳、四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范畴及知识体系关联形成的庞大复杂的思维体系。这一体系将人类世界的各种知识和概念,如身体、行为、道德、社会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天地、空间及季节转换、自然现象有机关联起来。《礼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墓葬设计的显著特点就是再现死者生前的世界。帝王陵墓的设计往往会体现唯王独享的通天宇宙观,天地阴阳是最主要的表现内涵,具体内容是具象和意象的天象。这些内容描绘在天穹一般的墓顶,这一现象的出现始于战国后期。在秦始皇陵的修建过程中,墓室形态形成“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构造,将天地阴阳五行都具象化于墓室之中。

阴阳与五行是古代两种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体系,战国后期合二为一,并成为大一统王朝时代的宇宙观,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证明。阴阳思想的核心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两种对立的因素始终处于消长交替、不停运动的状态。五行思想则认为,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构成和运行在本质上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五种物质运动之间的相生相克既是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运动的形态及规律。战国后期,五行相克观作为自然界乃至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建立起来,成为王权更替、事物变化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到西汉后期,五行又发展出相生的观念。至此,五行相生相克观念完全成熟,随着阴阳观的不断发展,中国文明中“对立”、“变通”的思维方式得以形成,逐渐成为人们分析、评判事物的依据。

总之,不同文明体系下,宇宙观的内容和面貌千差万别。从某种程度上讲,宇宙观是人类认识成果的概括,它甚至塑造、彰显着文明的基本特质。正因如此,宇宙观是认识人类历史和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作为中国古代两种最主要的宇宙观,夏商周三代的“四方中心观”和战国晚期之后的“阴阳五行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的政治形态及时代特点,为统治者及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证明。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原标题：先秦时期宇宙观与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