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3年，在意大利爆发了席卷整个亚平宁半岛的斯巴达克起义。这次起义是世界奴隶社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历时三年多，人数发展到12万之多，但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如此波澜壮阔的奴隶大起义，其发展之迅速，对古罗马帝国打击之沉重，在奴隶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日趋最高潮的时候却突然被镇压下去了，其失败原因究竟何在？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任何一次起义之失败，都有诸多原因。斯巴达克起义也是如此。
斯巴达克起义时，罗马奴隶制正处于上升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罗马奴隶主都有足够的力量镇压奴隶起义。
起义一开始，“罗马人并未认为这是真正的战争，而看成简单的盗匪搔扰”，从而遭到重大失败。可是当他们清醒地看到了奴隶起义力量之巨大后，开始利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镇压了奴隶起义。
政治上，“从公元前二世纪初年起的六七十年间，罗马先后征服了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并且威逼埃及。此时整个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罗马迅速成为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斯巴达克起义后，仅亚平宁半岛的政治形势对斯巴达克是有利的，但在其他行省和边远省区，反对罗马的斗争正变得有利于罗马一边。因为在西班牙，庞培对塞多留·庞图斯方面，卢加拉斯对密特里达提和卢加拉斯对色雷斯人的每次战斗中，罗马军队都处于优势地位。
经济上，当时奴隶制在罗马尚处于较旺盛时期。罗马对外征服引起的最大后果是奴隶制的空前大发展。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已经由一个原来“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即从一个不发达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一个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发达的奴隶制度。奴隶的使用范围也及其广泛，罗马奴隶不但大量使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而且在城市手工业中，使用奴隶劳动的现象也相当普遍。罗马的浩大建筑多半由奴隶完成，尤其矿山使用上万奴隶。此外奴隶还使用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如教师、乐师和医生等，这都说明奴隶制在罗马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军事上，公元前107年，军事家马略当选为执政官后，针对罗马公民兵已成为乌合之众之现状，进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目的无非是重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罗马共和国之霸权地位。他用募兵制代替征兵制，取消财产资格性限制，吸收志愿无产者入伍；延长士兵服役年限至16年，老兵服役期满可从国家分得一块份地作为补偿；实行固定的军饷报酬，“步兵每天1/3银狄那尔，百人队长加倍，骑兵则为三倍”；改革军团组织，整顿军纪，加强训练。要求土兵熟练掌握工兵作业，并设计了一种行军背架，使土兵自己背负给养，以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和行军速度；统一并改进武器装备，以行省和同盟者骑兵代替罗马公民骑兵。马略军事改革的直接后果保证了兵源，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罗马奴隶主阶级以军队作为强有力的工具，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到了斯巴达克起义时仍有极强的战斗力。
斯巴达克曾三次企图率主力撤离意大利回家乡，然而都相继失败了。这样军队充满了悲观情绪，严重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众所周知，古罗马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在对外战争中掳掠了大量的奴隶，“罗马在征服撤西尼亚时，一次就把岛上的三万居民变为奴隶。罗马在攻占伊庇鲁斯时，便把那里七十座城镇的十五万居民统统变卖为奴隶。仅罗马执政官马略自己，在两年之内，就把他打败的九万条顿人和六万森布里人，全部变卖为奴隶。后来的独裁者恺撤，只他一人经手掳卖的奴隶就多达一百万人”。某些统计资料表明，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在罗马的一百五十万人口中，奴隶即占九十万人”。而这些为数众多的奴隶，绝大多数都是罗马在其对外征服战争中获得的战俘奴隶，其中种族、民族成份十分复杂，有色雷斯人、高卢人、日耳曼人等等。当斯巴达克起义时，他们纷纷参加，希望通过反抗从而逃离古罗马这座“奴隶牢狱”，回到自己家乡。“斯巴达卡斯是色雷斯人”，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做了三次尝试，然而结果却相继失败。
公元前72年，斯巴达克率军来到山南高卢地区，想翻越阿尔卑斯山回到家乡。但因当地的政治条件，斯巴达克大军到达阿尔卑斯山麓时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却迫使斯巴达克不得不放弃阿尔卑斯而折军南下，当斯巴达克在南部发动起义时，南部意大利由于奴隶与自由民之比例是北部意大利的二倍（分别是3∶5和3∶10），所以更容易得到深受奴役、压迫的奴隶的支持，从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了波河流域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在这里由于罗马帝国的殖民政策，小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在鼓励农民的政策下，大部分南高卢地区的居民变得完全随和追随罗马了”，这里除了极少数的奴隶支持斯巴达克以外，那些小土地所有者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工地和少得可怜的权利，迫不得已站在罗马一边，周围奴隶大军，几乎断绝了奴隶大军的粮食来源，使其陷入崩溃之边缘。
另外，斯巴达克到达山南高卢之时，正值波河涨潮，到处是未被开垦的湿地和当泽，况且行军路线上的每战略要点均有敌军防守，假如绕道而行，势必使他们陷入湿地和沼泽。再加上山南地区的抵抗，使得斯巴达克大军在此寸步难行。
尽管“通向阿尔卑斯山的大门已被完全打开，斯巴达克原定的计划即将实现，起义军弟兄眼看就要跨出这万恶的罗马共和国国境，重返渴望已久的故乡”，然而“斯巴达克却突然决定，勒转马头，挥师南下”。
翻越阿尔卑斯山回到家乡的愿望没有实现，斯巴达克大军又决定渡海去西西里岛。在墨西拿海峡，原先曾答应为起义军提供渡海船只的海盗因受西西里总督的收买，从而背信弃义，船只落空。“斯巴达克曾试图以木筏强渡，但因水势过猛，风浪太大，渡海不成。南下出境计划破产”。
现在仅剩下由布隆迪辛港到希腊回到家乡去这一条路线可走了。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起义军冲击克拉苏“布鲁丁的陷井”，奔向布隆迪辛港，临近之时，马其顿总督卢加拉斯已率部抢先在那里登陆，从而截断了起义军的退路，为此，“当斯巴达克斯知道战胜米特里达悌之后归来的卢卡琉在布兰杜吉安时，他明白大势已去，便率领他的依然庞大的军队开向克拉苏”，最后失败。
三次试图回家乡的尝试失败后，军心开始不稳，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毫无选择只好破斧沉舟进行最后一决，结果轰轰烈烈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行动计划的分歧，导致了起义军三次分裂，从而焕散了军心，削弱了自身力量。
斯巴达克起义军中既有奴隶，也有自由农民。“奴隶渴望恢复自由，因而力求退出意大利，农民则关心收回他们被剥夺的土地，因此根本不愿意离开意大利境界，这一矛盾每当斯巴达卡斯企图将奴隶撤出意大利时便尖锐化，而且恰恰在这种时候，也就发生个别队伍脱离斯巴达卡斯的军队”。这里我们所说的农民，不是罗马自由民，而是指同盟者自由农民。因为罗马自由农民拥有公民权，他们已属于奴隶主统治阶级，是奴隶主阶级的一部分。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过程中，大多数意大利城市根据不同条约依附于罗马，和罗马结成同盟，被称为同盟者”。而同盟者自由农民在罗马征服后，失地破产，负债累累，他们迫切要求得到罗马公民权，从国有土地中分得土地，废除债务奴隶。因此他们不断反抗并在公元前90年—公元前88年，爆发了意大利人反对罗马的同盟者战争。到斯巴达克烧起奴隶起义之熊熊烈火之时，“走投无路的同盟自由农民，纷纷参加了奴隶起义”。
第一次起义分裂发生在公元前72年。起义军在大败瓦里尼后，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斯巴达克率领的军队主要成分是奴隶，他们非常珍惜已获得的自由，要求进一步的保障，因此决定撤出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家乡去；以克利克斯为首的军队，主要成份是同盟者自由农民，他们的家乡在意大利，认为不必追随斯巴达克北上，因为即使回到了家乡，亦处在罗马统治之下，尾随而至的罗马大军也会将他们赶尽杀绝。因此，只有主动迎击敌人，只有打垮奴隶主统治阶级，才能真正获得彻底的解放。克利克斯与斯巴达克最终分道扬镳，起义军不幸分裂。”克利克苏斯率领三万战士离开了起义军”。
斯巴达克翻越阿尔卑斯山之企图失败后，决定向南进犯罗马，中途又决定到西西里岛去，这时发生了起义军的第二次分裂，一万人脱离了斯巴达克起义大军，被克拉苏很快就消灭了三分之二。
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大军冲出“布鲁丁陷井”，向布隆迪辛冲去。这时当地牧民出身的康尼格斯和高卢人卡士都斯，出来反对东下计划，表示坚决不愿离开意大利，并毅然带所部一万多人，离开斯巴达克，这样起义军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最后被克拉苏消灭，重蹈了克利克斯的覆辙。起义军的几次分裂，使斯巴达克起义军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造成兵员减少，从而削弱了自身力量，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被克拉苏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从而最终全军覆灭，起义归于失败。
还有，斯巴达克一开始就没有确定好明确的目标，再加上行动计划一变再变，起义军疲于奔命，起义被镇压下去也乃情理之中。
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和他的七十个伙伴冲出加普亚角斗士学校，只是“去冒险争取自由……这样做总比冒戏台上的生命危险要好些”。当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强的敌人来镇压他们之时，为了不被俘获回去而杀死，他们只有与罗马军队进行垂死挣扎。公元前72年，当起义军占领南部意大利后，斯巴达克却没有做到团结广大奴隶和自由农民进行斗争，从而在意大利坚持长期作战，直到消灭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而是决定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家乡去。在山南高卢打垮了总督卡西乌斯的一万军队，这时除了自然条件外，胜利已经在望了，然而却突然折军南下，带领十二万步兵直指罗马。可是在及塞努地区打败了两个执政官后，“斯巴达克斯改变了进军罗马的决定”。此后，斯巴达克两次改变行动路线，去西西里岛，去布隆迪辛港。
这样看来，斯巴达克自始至终就没有确定好正确目标，他没坚持在意大利作战，消灭罗马奴隶主阶级，获得彻底的真正解放，结果却屡次改变行动计划，引起了内部矛盾。起义军连续转战南北，疲于奔命，最后三面受敌，被迫与克拉苏进行垂死决战。
五
斯巴达克起义后，势单力孤，再加上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发展，成份也越来越复杂，纪律也越来越松弛了，相反，古罗马的军队却恢复了“什一抽杀令”，整顿了军队。
斯巴达克起义后，除了奴隶和贫苦农民牧民以外，意大利却没有一个城市起来响应起义者。同时斯巴达克还敏锐地感觉到，起义军的战斗力有某种程度的削弱，因为部队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失败而南下后，起义军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无论斯巴达克如何禁止，沿途仍有抢劫居民的事情不断地发生，导致军队在居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
然而，克拉苏在罗马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却断然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来提高军团的战斗力，宣布对作战不利和首先后退的一批士兵，执行“什一抽杀令”，遇到有整批士兵不服从军令或畏缩不前时，则采用抽签的办法，从每组十人中，抽出一人处死。克拉苏的这一残忍恐怖措施，对于罗马的士兵来说，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使士兵感到，军令比他们的敌人更加可怕。由于罗马军团的官兵害怕打了败仗回来杀头，所以在同起义军的作战中，他们就表现得比过去更加野蛮更加凶狠了。再加之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从而最后扑灭了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熊熊烈火。
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起义本身发生于奴隶社会，不可能摆脱其时代与阶级局限性，因此斯巴达克起义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是奴隶所有者制度的基础之最大一次震动，也是被压迫阶级的一次最辉煌的斗争表现”，它强烈地震撼了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动摇了罗马奴隶制度的基础。不但在经济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使罗马统治者不得不给奴隶在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上的所有权；并在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之后不久，出现了隶农制，并且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加速了罗马城市共和国向帝国君主制的转变，“斯巴达克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共和国帝制过渡的步伐”。尽管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失败了，但是其历史，对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不可估量的感召力。不仅在罗马，而且在世界奴隶社会史上都记下了最光辉最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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