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列举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有三曹、七子中孔融之外的六人和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其中三曹在建安文学中的成就无疑是最为突出的，其次是七子中人；至于三曹及七子之外的其他建安作家，既未被曹丕《典论·论文》论述“今之文人”时所提及，作品也较少，个人风格不甚突出，可见其成就不大。三曹与七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思想与经历中固然有不少共通的东西，他们的创作也自然有共同的时代风格；不过，他们的思想、经历、个性、才学乃至对创作的看法等都有不少差异。这影响到文风上，七子与三曹等人也就有所不同。比如七子中除孔融之外的六人在归曹之前都有过一些飘泊流离、期遇明主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体验，归曹之后他们又都成为曹府的幕僚或侍从；孔融在入许都之前也备受时事磨难，入许后作了汉廷的幕僚。这使他们的创作内容在归曹前后都有些特别之处。这正是他们创作的“群体风格”之所在。七子归曹之后，孔融之外的六人同到曹操手下供职，成为曹府的幕僚和曹氏兄弟的侍从文人，他们之间又“并见友善”[1]599，其生活经历和思想体验更趋于一致，故创作的一致性也就更加突出了。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幕僚侍从色彩”。这主要在他们创作的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奉命之作，幕僚色彩。如前所述，建安七子中孔融之外的六人先后归曹后，起初主要以随军出征为务，不时奉命作些书檄之类的文章；后来主要在邺下聚游，陪同曹氏兄弟宴饮作文。如今天可知他们归曹后的书檄文章有陈琳的《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两篇，其一佚）、《檄吴将校部曲文》及失题檄二则（残句），王粲的《为荀彧与孙权书》（残句），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为魏武与刘备书》（残句）、《为曹操与韩遂书》（佚）、《为魏文帝作舒告》（佚）等。另在归曹之前，陈琳有《为袁绍檄豫州》，王粲有《为刘表谏袁谭书》、《为刘表与袁尚书》，也属这类文章。这些书檄文章固然能体现若干个人特色，但就基本内容而言，往往是代表所在集团或主人说话，所以文章内容与他们本人的思想情感有一定的距离，幕僚乃至帮闲色彩较浓，主体意识不强。有时甚至出现前后矛盾。如《颜氏家训·文章》篇有曰：“陈孔璋（陈琳字孔璋》居袁而裁书，则呼曹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这样的情况在王粲身上也存在。他在建安八年代表刘表分别作书与袁谭、袁尚，其中大骂曹操。其时袁氏大势已去，刘表势必为曹兼并，王粲清楚地看到曹操“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1]598，他当时未必不心向曹操，然在文中大骂，亦是出于“时君所命”，不得不然。又王粲在“荆州坏”时，尽焚其著书数十篇，想必其中有不少站在刘表立场骂曹之作。此外，王粲的一些论体文如《爵论》、《务本论》、《儒吏论》从内容上看与曹操的某些政策有相通之处，虽不一定是奉命之作，但似乎也有为曹操政策鼓吹的性质。至于他们在邺下聚游时奉曹丕、曹植之命所作的一些诗赋，更不乏帮闲色彩。孔融虽没到曹氏幕府中任职，但他心系汉廷，上给汉献帝的书、表、议、疏也不无幕僚色彩。总之，七子作为侍从幕僚文人，时有奉命或参议之作，其作品的幕僚、帮闲色彩很重，成了他们创作中的一个特点。
第二，谀媚之辞，侍从色彩。曹操素以勤王姿态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且富于雄才大略。在他南征北战、内外兼治的努力下，长期战乱的中国北方一时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是顺乎民望的。七子既目睹了战乱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摧残，又亲历了曹操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顿发感慨。歌颂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就成为他们归曹后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诸子在邺下侍游还受到曹氏兄弟的礼遇，也使他们深受感动，诗文中有对曹氏兄弟称赞、感激的内容。如孔融在建安元年被曹操征召人许都，他对曹操的“辅国无私”甚为感动，曾作《六言诗》三首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曹操的称赞。建安九年他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中赞美曹操“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孔融虽不是曹操的侍从文人，但他对曹操的称赞是有代表性的，也能说明曹操的政治举措是深得人心的。一七子中的其他六人紧随曹氏父子，是侍从文人，他们的创作在称赞曹氏父子功业德泽时就未免带有若干谀媚之辞。陈琳《神武赋》写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乌丸之战，序中夸耀曹军“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极口称赞曹操曰：“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可所识也。”赋中又对曹军克敌情形和战获之夥极力夸耀。其《檄吴将校部曲文》中也有对曹操武略军功的夸耀之辞。王粲归曹之前已把曹操看作与“三王”并肩的明主，归曹之后对曹氏的谈辞更加直露。最有代表性的是五首《从军诗》，如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其一）；“昔人从公旦，一祖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其二）；“连鲂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其四）；“圣君”之称已为严羽指为媚曹过度、目无汉室[2]700。而最见谀曹之辞的是他在《从军诗》（其五）中对曹操家乡安乐景象的描写：
……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稠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馗。自非圣贤国，谁能享斯休？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
此诗前面写“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的荒凉之景，惟独“谯郡界”有此“圣贤国”气象，显有夸大其辞以歌颂曹操之意。王粲奉命所作的《俞儿舞歌》四首和《太庙颂》中对曹氏功德的颂扬就更明显了。他的《公宴诗》对曹氏的谀颂也很露骨：“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葛立方指此诗曰：“聚岂复有心于汉邪！”[2]546方东树更曰：“仲宣工于干谄，凡媚操无不极口颂扬，犯义而不顾，余平生最恶其人。……粲以周公文王圣武等语称曹操，不一而足，岂谓非媚子哉！……‘神武’、‘圣君’，是为无羞恶是非之心，岂余苛责之哉！”[3]69应瑒、阮瑀、刘桢均有《公宴诗》作，其中亦不乏称颂曹氏之语。如应瑒诗曰：“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阮瑀诗曰：“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应瑒还有《西狩赋》、《驰射赋》，分别描绘、称颂曹军举行的狩猎、演射活动。阮瑀有《纪征赋》，写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之事，其中说道：“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轨。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贤智其能使？”又说：“目幽蒙以广衍，遂沾濡而难量。”这里抚今思昔，对曹操的贤德和勇武加以颂扬。刘桢的《遂志赋》写自己“幸遇明后”的兴奋心情，他的失题诗中还借“素木”和“女萝草”表达自己对曹氏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得托芳兰苑，列植高山足”、“幸蒙庇养恩，分惠不可赀”；《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表达对曹氏恩遇的感激和自己一心向曹的思想。如其一称曹操为“元后”，严羽、薛雪均指出此称与王粲所称“圣君”乃目中无汉、“全无心肝者”[4]699。刘桢《射鸢》诗也是一篇明显的侍奉谀赞之作，诗曰：
鸣鸢弄双翼，飘飘薄青云。我后横怒起，意气陵神仙。发机如惊飙，三发两鸢连。流血洒墙屋，飞毛从风旋。庶士同声赞，君射一何妍。
其中对曹操丰姿绝技的描写不无夸大其辞，“我后”之称，亦相当出格。徐干今存留作品不多，他的《西征赋》也表现了自己“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时的复杂心绪，其中既有自感尸位素餐的苦闷，又称颂曹操武功告成：“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以饮至，铭功烈乎帝裳。”不可否认，七子称颂曹氏的武功德泽，既有合乎实际、诚心诚意的成分，又有夸大其辞、阿谀逢迎的成分。这是侍从文人创作的一般特点。至若孔融，如果说他上述称颂曹操的话中没有多少违心成分，那么他上给汉献帝的书、表、议、疏中反复称颂“陛下盛德钦明，同符二祖”[5]5、“陛下睿圣，纂承基绪”[5]8“云云就完全是谀媚之辞了。
第三，思想压抑，情绪烦闷。除了颂扬或谀媚，建安七子作品中还表现了他们寄人篱下受压抑、受拘束不得自由的生活和苦闷的思想情绪。陈琳的《游览》诗二首写自己在“高会”或“闲居”时的苦闷情绪，其一曰：
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殷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投殇罢欢坐，逍遥步长林。萧萧山谷风，黯黯天路阴。惆怅忘旋反，歔欷泣沾巾。
这种“羁客”之“殷怀”来自于生活的枯燥无味和理想的渺茫无望。其二写“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看到风物繁茂而自感年命将倾、建功无望。这也是七子感到生活压抑、思想烦闷的一个重要原因。王粲归曹之后“躁竞”性格特出，也常常感到身受压抑，他有两首《杂诗》，一以鸠鸟自比，写自己投刘表、归曹操的生活经历，然后说：“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闲。邂逅见逼迫，俯仰不得言。”一写他带着“忧思情”入西园，又寂寥无奈地回身空房，这种感伤亦来自政治抱负不得实现的苦闷。应瑒在《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回顾自己期得“良遇”的殷切之情和敬位尽职的决心，其中也隐含着有志难展的愁情（吴琪即指出这一点，见《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刘桢个性倔强，他对烦琐的职事和所受的拘禁最不堪忍受，今有其两首诗为证。一为《杂诗》，曰：
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
诗的前半写沉迷文墨琐事中的焦躁烦厌情绪。这种被动的纸上公务与刘桢的壮志豪情相去甚远，他烦躁不安，终于不堪忍受，索性“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后半写游观所感：方塘白水，凫雁游弋，这与自己沉迷公务不得自由的处境形成强烈对比，于是便幻想化为羽类，与之同游。另一为《赠徐干》二首其一，写自己在“拘限清切禁”的处境下思念徐干，欲表中情而不能，无奈“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看到细柳夹道，方塘清源，轻叶随风，飞鸟翩翩，深受感动。最后说：“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紘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这里在表现人身受拘限时似乎还有政治上受压抑，才华不得施展的成分。此与其《杂诗》中表现的思想情绪是类似的。阮瑀个性清高闲淡，他的功业之心薄弱，“自护”意识强烈，故对于从军中的困苦劳顿倍感不乐。他的《七哀诗·临川多悲风》、《苦雨》诗均写“客行”中的烦闷情绪，甚至尚未出征而“念当复离别”即已“思虑益惆怅，泪下沾裳衣”了。这是幕僚侍从文人身受的另一种“职事”压抑。徐干素有明哲保身的思想，他的《情诗》、《室思》虽系“托言闺人之词”[6]131，其中也折射出对官场的厌倦情绪。与那些谀媚之辞相比，诸子作品中流露的压抑苦闷心绪更加真实感人。这种生活和心绪在中国古代的幕僚侍从文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对这种生活、情绪的表达也成为这个阶层文人创作的一个特色。不过，七子生活在士人的个性空前觉醒的建安时代，他们诗文中表现的苦闷情绪更有时代的意义。
第四，同题共咏，为文造情。诸子归曹后，创作上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同题（同题目或同题材》共咏。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之后，徐干、刘桢、应瑒分别转人曹氏兄弟门下，王粲、陈琳、阮瑀虽仍在曹操府中任职，但也颇有闲暇。文学史上有名的邺下侍游和创作活动从此展开。诸子在曹氏兄弟的提倡、鼓励下写了不少题材、内容相同相似的作品。他们当时聚游宴饮和写作的地点有东阁讲堂和北园等。有不少反映游宴的同题诗作，如曹植、王粲、应瑒、刘桢、阮瑀各有《公宴诗》，陈琳有《宴会诗》，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曹植、应瑒、刘桢各有《斗鸡诗》等。这些创作多是诸子共同游乐的产物，不少是一时同咏之作。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面对同样的外界环境，其作品题材内容乃至所发感慨都不免有雷同之处。不过这些作品反映的基本上是他们此情此景下真实的生活感受，感慨发自内心，不乏个性特色，尚属“为情而造文”。
更重要的是，邺下时期诸子间出现了另一种同题之作。一般情况是曹丕（还有曹植》有了某种生活感慨或宫中有了某种奇珍异玩他喜之不尽，就命诸子共同题咏赋写。比如，曹丕作《槐赋》，就命王粲同作，另曹植也有《槐赋》；阮瑀早亡，曹丕哀其妻子悲苦之情，作《寡妇赋》，就命王粲、曹植等同作；曹丕从曹操出猎，作《校猎赋》，同时命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瑒作《西狩赋》、刘桢作《大阅赋》；曹植有感于前代文人作“七”体文，遂作《七启》，便命王粲作《七释》，另徐干有《七喻》》；曹丕、曹植各失稚子，便命徐干、刘桢各作哀辞，曹植亦同作（《仲雍哀辞》、《行女哀辞》）。此外，建安诸子今存作品中还有不少题旨相同相近者，如《大暑赋》、《愁霖赋》、《喜霁赋》、《柳赋》、《迷迭赋》、《鹦鹉赋》、《车渠赋》、《玛瑙勒赋》等，盖均一时同咏之作。又，陈琳和阮瑀各有《止欲赋》，王粲有《闲邪赋》，应瑒有《正情赋》。《陶靖节集》载陶渊明《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弈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何文焕注曰：“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旸应作场）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弈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俞绍初《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年谱》引此说，并认为建安诸子之作乃应曹丕《戒盈赋》而为。今细绎赋意，曹丕之作旨在抒“盈满之戒”，诸子之赋乃赋情之什，双方赋意并不一致。就赋意看，陈、阮、王、应诸作应是一时同咏产物，象是广宋玉、长卿、平子、伯喈诸人赋意，但不类应曹丕之命而为。
由上看出，当时诸子间共同题咏的作品不少，题材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大凡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咏物赋人，无所不有。这种命题作文式的创作不免感情单薄，主旨雷同，但它们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诸子当时的生活。应注意的是，虽然诸子与曹氏兄弟一道写作，但他们的创作与曹丕曹植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曹氏兄弟多是有感而发、主动作文，其他诸子则多奉命同咏、被动作文。如曹丕为人颇有文士气，其性格多愁善感，而且对文章的“不朽”功能最有清醒的认识，他似乎最容易对周围事物产生感慨，并将感慨形之于文，所以他的这些作品虽是与诸子同咏，但多有真情实感；曹植的《七启》、《仲雍哀辞》、《行女哀辞》等或写用世之志，或写切身之痛，亦有真情实感。其他人的奉命之作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他们主观上本不期于成为纯粹的文人，所以刻意为文的意识不强，对周围些小事物的变化也不那么敏感，这些抒情之作中也无多少切体之痛和身世寄托，只好就人之常情立意，靠敷衍辞采成文，就造成他们的同题赋作情调上趋于雷同，笔法上也很相似。如上述他们的赋情之作皆“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实乃模拟性质的作品；又他们写校猎活动的赋作都一味夸赞场面的盛大和气氛的热烈，那些咏物小赋都从各个方面描写所咏之物如何精美可喜，写时令季候的作品都抓住景物特色和人物感受敷衍时令特点。如陈琳的《马脑勒赋》序曰：“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华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因系奉命之作，陈琳之赋也就努力“美其华采之光艳”，曰：“瑰姿玮质，纷葩艳逸。英华内照，景流外越”；“色奋丹鸟，明照烈火”等。然而赋中同时又说道：“太上去华，尚朴素兮。所贵在人，非金玉兮。初伤勿用，俟庆云兮。遭时显价，冠世珍兮。君子穷达，亦时然兮。”这段议论与汉大赋的“曲终奏雅”笔法相似，并非睹物而感，乃是“为文”而“造”。其中去华尚朴、穷达由时的思想也与陈琳平素作风不符。又如王粲的《柳赋》，乃与曹丕唱和之作。曹丕《柳赋》序曰：“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王粲赋即曰：“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植佳木于兹庭。历春秋以逾纪，行复出于斯乡。”曹丕《柳赋》序又曰：“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赋中云：“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以伤情。”王粲《柳赋》即曰：“悟元子之话言，信思难而存惧。”可见，王粲此赋的感情乃敷衍曹丕赋情调而来。
《文心雕龙·情采》曰：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从刘勰的意思看，他批判的“辞人赋颂”，主要是汉代“丽以淫”的“辞人之赋”[7]4；所谓“后之作者”，主要指六朝赋家。他对于建安诸子的赋作基本取肯定态度，如在《文心雕龙·诠赋》篇列“魏晋之赋首”，有王粲和徐干之名，其他建安作者之赋他不大注意。我们说，建安赋中固然有不少追踪“风雅”、“为情而造文”之什，但“采滥忽真”、“为文而造情”的现象也存在，只不过建安赋家作这些赋多是奉命而为，主观上并非“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上面七子（孔融无赋作，又不预邺下之游，除外）这些同题赋中即多有这种“为文而造情”的什篇。总之，同题共咏，为文造情成为建安七子（孔融除外）邺下时期创作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建安七子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幕僚侍从色彩”是他们特殊身份地位和生活感受的反映。与三曹的创作风格相比，由于曹操有“相王之尊”[8]673，曹丕具“副君之重”[8]673，二人的作品中虽有悲凉俳恻情调，但都与七子文风幕僚侍从的情调不类。曹植的情况略有不同，他虽身为“公子之豪”[8]673，但他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感受都与七子中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他们的文风中也就有了些相通的成分。比如，在邺下侍游时期，曹植没有曹丕以“贤主人”自居的感觉，在诗文创作中往往容易与七子中人站在一道，发言遣辞也不无若干侍从色彩。曹丕代汉称帝后，曹植政治上受到了曹丕和曹睿的百般迫害，生活坎坷，“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9]392，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功业之念渺无着落，于是人生漂泊之叹、壮志难酬之悲也就在此期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不过，曹植抒发的毕竟是一个耿介公子的郁勃之气，故而显得个性更为鲜明、独特，给人“骨气奇高”[10]97之感，他不是侍从文人，因而与七子文风中的“幕僚侍从色彩”也有所不同。总之，七子后期创作中的“幕僚侍从色彩”可说是他们此期创作群体风格的主要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薛雪.一瓢诗话[A].清诗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杨雄.法言[A].诸子集成（卷七》[M].上海：上海书店，1986.
[8]范文澜.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赵幼文.曹植集注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王鹏廷（1969— ），男，汉族，河南泌阳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邮编：10022。
原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3-30联系客服
